(北京時間記者王麗樂 報道)因勞動關係解除、保證金退還、未休假工資發放等問題產生爭議，勞動仲裁作出後雙方均對裁決不服，神州專車司機常先生與天津安駕商務諮詢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津安駕公司)先後互訴至法院。4月10日，這起因互聯網用工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北京朝陽法院開庭審理。

神州司機：嫌我運營額低，公司逼我自願離職

據常先生介紹，自2015年1月9日起，他在天津安駕公司從事司機崗位運營神州專車，並向天津安駕公司支付了車輛財產保證金1萬元。雙方簽訂勞動合同約定期限爲三年，其間，常先生月平均工資約4500元。

“起初的時候是單班運營，後來改爲雙班運營。運營期間，我每天的營運額約五六百元，但是天津安駕公司的運營主管卻對這個營運額不滿意，打電話要求我提高營運額，否則就別幹了。”常先生說。

2016年6月19日，常先生駕車運營期間被他人追尾，便將車輛送至修理廠維修，修理廠告知車輛次日可以修好。根據公司規定，車輛維修後，需要運營主管給修理廠發郵件，司機才能提車。次日，常先生到公司開會，要求運營主管給修理廠發郵件，但主管表示“等兩天再說”。

常先生當庭播放電話錄音。(法院供圖)

6月25日，常先生再次給主管打電話催促提車事宜，主管告知因其營運額低，要求其“自願離職”併到公司辦理手續，自願離職即可退還保證金，否則保證金不退，與此同時公司停止了常先生的司機端，扣留了車輛。

此後，常先生先後收到了天津安駕公司發出的《限期返崗通知書》、《解除勞動關係通知書》。《限期返崗通知書》中稱常先生自6月20日起未經領導批准自行脫離工作崗位，拒不到崗，視同曠工，曠工3日按自動離職處理，要求其在8月5日到公司報到，逾期不報到正式解除勞動關係。《解除勞動關係通知書》則以常先生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爲由，通知常先生於2016年9月23日解除勞動關係。

常先生說：“收到《限期返崗通知書》當天下午，我就到公司，但是運營主管拒接電話，公司必須憑指紋才能進入，我根本就沒有見到任何公司的人員，更沒有人給我提供車輛恢復運營。”

常先生認爲天津安駕公司系違法與其解除勞動關係。工作期間，他未享受帶薪年假。2016年4月辦理結婚登記後，他曾聯繫運營主管準備8月份舉行婚禮，主管告知其在8月初持結婚證到公司申請婚假，但婚假尚未申請，公司就於6月25日違法解除了勞動關係。爲此常先生提起勞動仲裁，要求確認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9月23日期間其與天津安駕公司存在勞動關係，要求返還車輛財產保證金1萬元並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6萬元、未休年假工資5570元、婚假工資4482元。

天津安駕：司機曠工，勞動關係已合法解除

天津安駕公司表示認可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6月19日期間與常先生存在勞動關係，但表示因常先生曠工，公司依據規定與其合法解除了勞動關係，故不同意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

對於車輛財產保證金，天津安駕公司主張公司提供給常先生運營的資產沒有退回，且存在車輛損失、違章、代客充值、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個人負擔部分需要結算，應扣除上述費用後返還，但並未提交上述費用扣除的證據。該公司還主張因常先生未申請年假和婚假，因此拒絕支付未休年假和婚假的工資。

針對常先生的陳述，天津安駕公司認可從修理廠提車需運營主管郵件確認，稱不清楚常先生的司機端何時關閉。

2017年5月，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確認雙方於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9月23日存在勞動關係，判令天津安駕公司返還常先生車輛財產保證金1萬元，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1241.38元，同時駁回了常先生的其他仲裁請求。

因不服仲裁裁決，常先生和天津安駕公司先後訴至法院。

常先生要求在仲裁裁決的基礎上，判令天津安駕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係賠償金1.8萬元和未休婚假工資4137.93元。天津安駕公司則以雙方勞動關係至2016年6月19日已經終止，尚有車輛損失、違章罰款等費用未結算爲由，不同意確認2016年6月19日之後至9月23日期間的勞動關係，拒絕按照1萬元退還保證金、拒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

孫先生到庭作證(法院供圖)

安駕公司不認可通話錄音及證人證詞

4月10日上午，常先生本人和天津安駕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了法院庭審。庭審中，常先生和天津安駕公司的代理人針對雙方勞動關係解除的真實原因、勞動關係解除是否合法、保證金是否應全額退還等問題展開辯論。

爲證明勞動關係解除的情況，常先生提交了一份與運營主管通話的錄音，法庭當庭播放了錄音。錄音中，與常先生通話的人要求常先生自願離職，並提到常先生營運額低，常先生在電話中一再質問，“自願離職是什麼意思?”。

對於這份電話錄音，天津安駕公司的代理人表示無法辨認通話人、且錄音並非原始錄音而是複製件，對真實性不予認可。

此外，常先生當庭還申請與自己開對班車的司機孫先生到庭作證，孫先生向法庭陳述，天津安駕公司的運營主管“就是讓我們辭職，不讓我們幹了”，由於車輛被公司扣了，那段時間他只能在家待着，和常先生一樣，他也接到了公司發出的《限期返崗通知書》和《解除勞動關係通知書》。因證人在陳述單位時將公司表述爲“神州租車”，且陳述的時間與常先生陳述的有出入，天津安駕公司的代理人對證人證言不予認可。

庭審持續了約一個小時，法庭未當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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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件勞動爭議案 神州專車等5平臺發案最高

據統計，2015年至今年一季度，朝陽法院共受理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188件，均發生在服務業，其中交通運輸業99件、佔比52.7%，居民服務業59件、佔比31.4%，餐飲業21件、佔比11.2%。主要涉及司機、家政員、美容師、美髮師、廚師等職業，涉及12個互聯網訴訟平臺，其中發案最多的五家平臺分別是“美美噠”、“藍犀牛”、“神州專車”、“好廚師”和“一號專車”。

在這188件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中，61.2%的案件，從業者要求確認勞動關係。在審結的171件案件中，超過84%的案件雙方對是否建立勞動關係存在爭議。同時，區別於傳統勞動爭議案件，押金或保證金返還也是從業者主要訴求之一，佔比達37.8%。

朝陽法院勞動爭議審判庭副庭長吳克孟表示，互聯網平臺運營模式發展迅速，吸納和聚集了大量勞動力，形成了“互聯網+勞務”的全新平臺用工模式。但是創業伊始的互聯網平臺企業，爲了“輕裝上陣”、降低運營成本特別是人力成本，卻往往不願對聚集在平臺、對外以平臺名義提供勞務的從業者承擔嚴格的勞動保障責任。

“應從保護從業者勞動權益、尊重共享經濟用工模式兩個角度出發，努力實現勞動者權益保護與促進互聯網經濟健康、規範發展的雙贏。”吳克孟說道。

爲此，他建議互聯網平臺對勞動關係用工和非勞動關係用工進行精細化區分和規範化管理;建議行業自律性組織出臺適合不同用工類型的指導性文件;建議勞動行政監管部門建立互聯網平臺上線強制報備機制，加強用工合法性審查和違法行爲的督促整改、行政處置，引導互聯網平臺企業依據用工類型依法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關係;建議基層工會按照“互聯網+”思路，創新工作方法，將互聯網平臺從業人員納入服務範疇;建議立法機關、行政機關順應多元靈活用工形態的發展，構建層次性的社會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