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纪录】0705《行动代号：孙中山》映后座谈纪录
时间：2014/07/05（六）19:30
地点：中山堂中正厅
出席：
导演：易智言 监制：李烈、黄江丰
演员：阿左-詹怀云、小天-魏汉鼎
特别演出：小天爸爸-洪都拉斯、警卫女友-李千娜
总务股长-陈柏廷
少年军团阿左组 佑佑-蔡承恩、大只-石康均、小鬼-王裕城
少年军团小天组 A漫-袁加乐、阿丹-高正倓、阿中-杨奕晨
音乐指导：侯志坚
艺术总监：夏绍虞
摄影指导：陈大璞
美术指导：陈柏任
主持人：台北电影节策展人郭敏容
纪录：李孟灏 / 摄影：赖虹君
《行动代号：孙中山》是导演易智言继《蓝色大门》后，睽违十二年完成的一部剧情长片，选用大量年轻的素人演员。
主持人：导演曾提到，这部电影试图用一个很「白烂」的方式，来讲很「严肃」的故事，能不能请你说明一下这两个有些冲突的形容词？
易智言：想先谢谢大家，你们是很棒的观众！听到有笑声时，我感到心中有块大石落下了。白烂、严肃这两个字常常会搭在一起，但我认为，越是要讲严肃的议题，例如贫富不均，可能越需要用白烂、轻松，甚至搞笑、无厘头的方式来谈，才能带观众进入问题，只要能够进入问题，就或多或少能带一点东西走。或许没办法立刻解决，但问题已经在大家心中留下，以后大家看到身边的同学，看到在大雨中卖馒头的老伯，就会想到这部电影，想到世界上不是个人都如此幸福，也会知道社会制度需要做一些调整，谢谢大家。
李烈：电影中有一幕，阿左在捷运上喃喃自语：「我没有想偷、我没有想偷」，我每次看到那段都很有感觉。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但我们大人不太会去注意，或只认为他们是小孩子，做不了什么事。易导在电影中表达了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讯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我们都能多注意身边的孩子，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事情发生。
主持人：能不能请洪都拉斯和我们分享一下电影中两段打斗戏？看电影的时我注意到，原本观众一直在笑，但到了你的打斗戏时，笑声就停下来了。那场戏是你和小天第一次见面吗？
洪都拉斯：其实在这之我就和小天过面了。易导拍戏对品质要求很认真，我们早就经过很多沟通，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拍电影要interview（笑）！在打斗的过程中，我只感到生命中许多感嘅，例如岁月催人老啦、体力很不好等等，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打很多次，但我的体力作不到（笑）。在剧情充满欢笑的时候，突然有这么一个感伤的人进来，我认为这场戏很重要。我本身不是太悲观的人，一开始还觉得「如果能演和李千娜在一起的保全该有多好」（全场笑），但看完这场戏后，我发现我还是最适合演小天的爸爸。此外，我也对导演相当佩服，电影中有许多他对社会的想法、发人深省的地方。希望大家为我们多多宣传，这是导演十二年的心血，谢谢！
主持人：李千娜的部分虽然很短，但角色转折很大，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李千娜：我的戏份以小朋友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很白痴、很好笑，但若以我自己的年纪来看，就会觉得「天哪，好幼稚喔」。很高兴导演没有把那部分剪掉！在电影中看到很多心酸、感动，及社会现实，例如最后为了铜像打架那一段，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打，而洪哥那一段，也让我觉得很想掉泪。我觉得易导真的很厉害，拍出非常现实的那一面，有许多欢笑，也有许多泪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希望大家也可以推荐给好朋友，谢谢！
主持人：这部电影的音乐调性很调皮，但到最后却让大家情绪很感伤。是否请音乐总监侯志坚为我们说明一下？
侯志坚：对于音乐，我和易导摸索了很久。好处是我们从《蓝色大门》、《危险心灵》合作到现在，以经有默契了，易导常常讲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有时会突然说「这里来一段像大法师的音乐」，我会想「有到大法师的境界吗？」幸好我听得懂他的意思，像烈姐已经在旁边傻掉了！（笑）我很享受与导演沟通的过程，这部片的确需要花时间摸索，因为这部电影有许多层面，可以单纯从小孩的眼光去看、也可以进到更深的角度，必需一直去拿捏怎样处理。此外，这部片也是近几年来我做过后劲最强的一部片，我与它相处很久，做完后一个月都还沈浸在情绪当中。我想观众应该也会有一样的感觉，回家后，会不经意地在某个时刻想起这部电影。
主持人：整部电影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群魔乱舞、拍打窗户的部分，能不能请摄影指导陈大璞分享一下？
陈大璞：一开始，易导给的讯息就很特别，他说这部片要「拍得比较笨」。我是没有很聪明啦，但要弄得很笨，也是很难（笑）。但看到大家的反应，我很开心。
易智言：我所谓「拍笨一点」的意思是，我不希望镜头比小朋友聪明，希望镜头跟著小朋友走。摄影的技术、器材、设备是为了服务人，而不是要比人更花枝招展。
主持人：请艺术总监夏绍虞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定调这部电影？
夏绍虞：也是笨一点（笑），就是写实啦。
主持人：请问美术指导陈柏任，如何决定要用美少女战士那样子的面具？
陈柏任：我们是以逗趣来做设定，最后选择了这个配色。
访问完制作团队，主持人郭敏容将焦点转回这部电影中最亮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演员们。由于年纪尚轻，他们都相当害羞，易智言开玩笑地说，其实他们私底下话很多，只是不习惯大场面。在易导一一介绍下，阿左詹怀云、小天魏汉鼎、总务股长陈柏廷、佑佑蔡承恩、大只石康均、小鬼王裕城、A漫袁加乐、阿丹高正倓、阿中杨奕晨在台前一字排开，与大家问好。而观众也把握有限的座谈时间，踊跃地提出问题。
Q：电影中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戴面具的戏。戴面具时演员无法有表情，因此需要用动作来辅助，让面具的戏呈现出很夸张的卡通感。我想请问，演员是如何把面具的戏演得那么生动活泼？是听从导演的特别指导吗？还是自行发挥？
易智言：其实整个剧本都是排过的。我的习惯是所有的戏都要排，只有某些戏不会排得很完整，例如打架、吻戏、床戏等，因为这些东西需要临场自然反应。但像是偷东西、运孙先生、比手画脚，以及卡车如何上去、如何下来等等，这些全部都排过。由于这场戏不好排，我们还到士林中影租了一个片场，真的把卡车开进去，当时孙先生的铜像还没完成，我们就用了一个锺馗（还是张飞？）的像来代替，他们就这样抬著张飞上车了。至于是谁的想法则很难判断，因为排戏一直都是大家的想法，一个车上有八个人，大家就在现场比手画脚，一起讨论、尝试。对我而言，排戏有点像消去法，在探索的过程中，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找到最后一种最接近的，就是成果。
Q：导演之前接受杂志专访时，曾提到复兴美工花七万块买电脑做作业的学生，以后会变成一个loser。台湾的政治正在进行转型正义，我想请问，经济是否也该进行转型正义？此外，也想请问导演对台湾现实议题的想法，例如十二年国教等。
易智言：看似有许多面向的议题，例如十二年国教、经济、买房打房、土地涨价等，其实根深蒂固的问题都在于现在台湾的阶级无法流动。贫穷的小孩会变成贫穷的父母、养出贫穷的小孩，再让他们变成贫穷的父母。阶级不流通时，表面上看来就是一边富人、一边穷人，但其实这样的社会是死气沈沈的，大家会自暴自弃，社会不会有新的进步，众人互不沟通、相互仇视。拍这部电影时，我不希望讲得太严肃，因为电影的功能顶多是提出问题。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一直以来很关心的。从以前自己还是小孩时，就遇到许多相对贫穷的同学，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毕业后大家各分南北，其实相当不舍，因为他们的条件、竞争力相对较弱。另外，在台湾当导演、编剧十几二十年来，我经常拍青少年的故事，他们会和我说很多事情，由于他们未满十八岁，需要父母帮忙签约，所以我也和许多父母谈过。许多小孩表面上看起来和富裕小孩没两样，但透过工作与他们实际接触后，才看见问题存在。
我很疼爱这些小朋友，所以才想要把这个题目拿出来写成电影。这题目并不好写，一写不好就变成社会学，就变成自以为是、和大家宣扬理念。我拍这部电影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有钱了，因为这种社会不存在，社会中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但绝对不能不流通，要让大家都要有机会、希望，当机会与希望被堵死，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我希望透过电影，唤起一些「世界应该如此」的感觉。
Q：孙中山的铜像，是否也在和观众讲话？尤其是电影的最后一幕？
易智言：最后一幕，车子穿过一零一、孙先生从桥下过、小朋友在桥上举著手，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阿左、小天说，我们必需合作，将来才能作大事，这可以简单解读成他们要合起来要干一条大的，但我在写剧本时的想像是，他们意识到了穷人与穷人互相争夺资源，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应该合作、社会制度应该改革，这个改革，应该由他们自己开始。所有的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权利便是自己打来的、抢来的、要来的。对身为编剧的我而言，最后的结尾是，他们在月黑风高的晚上遇见了孙先生，孙先生对他们而言，原本只是一个可以卖钱的铜像，但不知道为什么，孙先生也在他们这次行动中，留下争取权利、革命的种子，让这些十五岁的小朋友，在天桥上结盟，我自己是这样解读。但我希望大家看电影不要有负担，因为讲得越明白的东西，其实越窄。
Q：对于这次的商业放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宣传方式？
李烈：一般电影有的所有宣传方式，我们都会做。除了正规宣传外，也办了很多活动，提醒年轻朋友注意这部电影。这部电影7/11上映，那天是好莱坞大片纷纷出笼的日子，台湾电影已经没有人敢在七月上片，我们好大的胆子，敢去抢这个大饼。我们争取七月，是为了做观众区隔，在一些商业大片中，这部清新的电影，应该会有他的观众群吧。希望现场的观众，如果喜欢这部电影，回去多多帮我们宣传！你们是我们最重要的宣传人员！
易智言：如果你们喜欢这部电影，希望大家能尽量用网路，写几句话、说说自己的感觉，让大家知道有这部电影。我们也有包场给儿童少年福利促进联盟等团体，让相对弱势的小朋友有机会看，这些都会在上映一个星期后陆续进行。
在座谈的尾声，全场观众一起戴上了行动的面具，与所有出席影人大合照，呼应电影中一起努力、翻转世界的决心，完美结束了《行动代号：孙中山》的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