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森林消防大隊的隊員在追悼會後，久久不願離去。（南方週末記者 翁洹/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11日《南方週末》）

　　那天全鎮東拼西湊，最後湊了4個能用的對講機。熊紅軍的對講機沒電後，從左路下來的那一路人，在逃命的幾小時內也處於“失聯狀態”。

　　用以偵察火情的無人機早在他們到達立爾村不久後就被宣佈失效，張軍解釋，因爲海拔高，溫差大，無人機的鏡頭起了霧，甚至結了冰晶，“根本看不清”。

　　這看起來是一次沒有把握的救援。火場下午會起大風，煙點尚未排查清楚，冒着風險下山撲火，救火人員倉促進了火場。

　　王鑫的無名指和手腕上有兩道白痕。出發救火前，他擔心駁雜的樹枝會勾住逃生之路，於是摘下手錶和婚戒，將它們留在鎮政府辦公室。

　　他越來越少和人提及那個大火的傍晚，希望時間能讓記憶淡去。

　　王鑫是四川涼山州木裏縣雅礱江鎮武裝部部長。2019年3月31日17:30左右，他帶着五十多位村民，從山頂向山下的煙點靠近。出發已半日，人們很疲憊。接近18時，大火突然在十秒內從山腳竄上山腰，“就像火焰噴射”。

　　他們跳下陡坡，開始逃命。王鑫回憶，逃亡時，人像山崖上飛奔的猴子。

　　他攀住沿途的樹枝和石棱，左手掌被劃出一道傷口。

　　王鑫的傷不算什麼，這場大火吞噬了31條生命。在森林火災災害分級中，死亡人數超過30人已屬特別重大森林火災。而木裏上一次發生致人死亡的森林火情，還是在21年前。這是繼2015年“8·12天津港爆炸”後傷亡最慘痛的消防事件。

　　煙點在4月5日被宣佈全部撲滅，卻又在次日下午復燃。王鑫沒能與大火暫告一段落。

　　一場已持續12天的大火，讓全國林業第一大縣木裏，重新思考在森林防火上面臨的困境。

　　過去一年，木裏縣組織召開了川滇兩省三州九縣（市）護林防火聯防會議，官方數據顯示，全縣的森林火災損失率被控制在1‰以下。

　　數據沒能阻止這場大火帶走撲火者的生命。天氣、地形、設備、交通、指揮調度等諸多不足，在這場山火中偶然地交織，釀成悲劇。

　　在木裏縣最近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縣長通報了火災情況。一位縣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覺得縣上還是吸取了很多教訓……在森林防火上，可能我們整個管理體系還有比較多問題。”

　　怎麼救火？下山撲火兇險難料

　　和3月大多數時候一樣，3月31日那天日光強烈，沒有降雨。涼山州氣象部門的信息顯示，今春，州內大部地區晴暖多風天氣居多，森林草原火險氣象等級長期居高不下。

　　大約15:00，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西昌大隊徒步到達山頂，幾支撲火隊伍在山頂會合。

　　大隊長張軍作出判斷。他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提道，“到了火場要先觀察，上山火是很難直接撲救的，下山火則利於撲救。我們到現場時，火是下山火，相對比較容易。”

　　沒人預料到後來的火情進展。立爾村所在的麥地龍鄉黨委副書記熊紅軍回憶，“當時火點的明火不大，加上地形複雜，可能誤導他們以爲這地方火太小，沒什麼可打。”

　　村民王曉強的說法證實了這點，“我們在山頂上看不見明火，只能看到山下很多煙霧，大家都說，下山把煙點滅了，這場火可能就燃不起來，就可以回家了。”

　　張軍帶領一支十餘人的隊伍下去偵察。偵察隊沿着火場山背下方一條路，到達火場下方，此時大概是16:30到17:00之間。張軍沒有往回走。

　　熊紅軍記得，偵察隊傳來可以下去撲火的訊息。按照方案，如果偵察隊沒發現問題，大部隊再下去。

　　張軍的考量是：“當時還發現兩個懸崖上的煙點，大部隊下山接近火點，能夠集中兵力轉過去，能撲救就撲救，不能撲救就在山下集結。”

　　大約17:30，山頂的大部隊分爲左右兩路下山了。

　　這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傍晚。

　　原國家森防指專家組成員王立偉也指出：“從山上向山下迎火十分危險，撲火時嚴禁這樣做，這方面的教訓也十分深刻。”

　　無論左路還是右路，同樣面臨危險，倖存或許只是偶然。在事後報道中，這一偶然被歸因於風向突變。

　　擔任海南省森林防控指揮部辦公室主任17年的劉福堂認爲，風向突變不應是全部理由。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火場受小氣候影響明顯，山裏熱空氣上升，氣流變化，火場風向隨時都可以變化，不能只看當時風向，必須考慮風向變化，心裏要知道萬一風向變化怎麼採取措施，怎麼撤退，什麼路線，都必須考慮好。”

　　左路，王鑫、熊紅軍帶着應急民兵和村民往下走。那是條陡峭的山路，但距離下山更近。

　　西昌大隊則分爲兩隊走右路。一隊是四中隊指導員胡顯祿和三中隊排長劉代旭帶領的10人小分隊，前去懸崖撲救兩個火點。撲救第二個火點時，另一支由楊達瓦、趙萬昆率領的24人隊伍也從右路趕到。右路更平緩，適合負重下山的消防員。

　　橫在中間的山脊隔開了生與死。

　　胡顯祿事後回憶，他們下去後發現兩個煙點已有明火，並且迅速往外擴張，好在隨後控制住了。撲掉兩個火點後，卻發現下邊山崖還有煙上來，這意味着還有明火，或者正準備燃燒。

　　於是，胡顯祿那隊的班長王順華爬到樹上觀察，發現有文竹爆炸的聲音，“下面肯定是有明火了”。

　　他們遵循向右避險的指令，翻過溝底，到達對面的斜坡。“不到10秒，火就從山腳沖天，到了我們的位置。”同隊的趙茂亦回憶。

　　10人小分隊中，4人翻過了直徑一米多的倒木。而餘下6人和另一分隊全體人員，沒能跑出大火。

　　左路的熊紅軍慶幸“早了3分鐘”。3分鐘前隊伍所在區域，那一刻已被山火覆蓋。

　　更本質的問題或許是，沒人更早發現山崖下那個煙點。幾乎所有人都以爲，只有懸崖上的兩個煙點了。

　　在14:30到15:00間先行下山的木裏大隊，沒能提前給出山下着火點的訊息。

　　而原本用以偵察火情的無人機，也早在當天上午西昌大隊到達立爾村不久後就被宣佈失效，張軍解釋，因爲海拔高，溫差大，無人機的鏡頭起了霧，甚至結了冰晶，“根本看不清”。

　　曾在兩個消防支隊任支隊長的退役消防員許傳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說明他們的無人機系統不完善，針對結冰晶的情況，其實可以增設除冰設施。

　　“無人機最主要的用處，是偵察周圍到底是什麼環境。如果下面有煙有火了，就不要往下去了。”許傳升介紹，“有人在最高點放無人機，指揮隊伍向哪個方向進發，這樣比較科學。”

　　在地形複雜的原始森林中，消防大隊最終用肉眼去觀察煙點位置。負責尋找觀察點、指揮撲火的西昌大隊大隊長張軍當時身處鞍部以南幾十米，只能看到火場60%-70%的情況態勢。

　　“山頂上也看不到哪邊有煙、哪邊有火，整個峽谷基本都有煙，像看雲海那樣。”王鑫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是邊下山邊找煙點。

　　誰來救火？撲火經驗和隊伍訓練缺一不可

　　在山頂會合的撲火隊伍中，有應急民兵，有普通村民構成的地方撲火隊，有專業消防隊員，也有地方林業幹部。

　　應急民兵和地方撲火隊員，是此次除專業消防隊外的兩股主要力量。在山高路遠的雅礱江鎮，救火力量主要依靠當地專業或半專業的撲火隊及村民。

　　在木裏各鄉鎮乃至中國山區，這種近乎全民動員的機制很普遍。

　　鄰村裏尼村沒去滅火的村民就被村兩委通報批評，通報寫道：“家裏有什麼困難時，你們就想到了國家，想到了政府，國家有難時你們在哪裏？”

　　“山林火災發生後，幾十個人的森林消防隊起不到什麼作用，所以需要大家都去救。有利有弊，人多，但也不專業。”許傳升如是總結。

　　村民南卡參與了撲火。他的撲火經驗是從長輩那兒繼承來的。出發前，長輩叮囑，有風的地方，下面在燃火，人千萬不要站上面，要站在側面，風一旦突然上來會危險。

　　另一村民王曉強說，他從未受過森林消防培訓，這是第四次參與撲火。親歷這場災難後，他也沒總結更多經驗，他認可官方的解讀，覺得風向的改變無法預料，無法避免，更多時候“沒得事”。

　　劉福堂認爲，臨時召集不掌握撲火技能和安全常識的村民組成撲火隊伍，是很危險的。

　　不過，村民確有自己的優勢。

　　前來救援的西昌大隊消防員大多不是本地人。倖存消防員朗志高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木裏多原始森林，進去後容易迷路。“一般情況下，我們每次去不熟悉的地方，就會找當地村民當嚮導。”

　　每年7-9月的雨季，有經驗的村民爬上熟悉的山鋪子尋找松茸。第一批上山的12名立爾村村民，就常去這片林場撿松茸，因此也格外熟悉山路。

　　一名曾在海拔2800米的木裏縣林場工作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就當下的現實情況而言，森林撲火經驗最重要，村民熟悉地勢地形，往往能儘快砍出一條隔離帶。”

　　在全國林業第一大縣，如何利用和發展當地救援力量是個重要問題。此前，木裏當地撲火力量較薄弱，在公開資料中有跡可循。

　　2014年的一篇論文指出，木裏很多鄉鎮組建的地方撲火隊伍以當地民兵爲主，沒有專門的運輸工具，沒有專業的撲火工具，沒有專門的防護用具，沒有全面系統地接受過專業的撲火知識培訓，撲火能力、效率、安全保護都有待提高。

　　木裏林業局局長楊仁奎，2018年向涼山州林業局領導彙報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時曾表示，企業建立的兩支專業撲火隊，人員老齡化，無法更替，執行森林撲救任務不如從前；森林防火的設施設備，有待更新完備。

　　而火災前不久的3月12日，四川省森林草原火災案件調查複覈工作組抵達木裏，提出九條整改意見，其中一條是：專（半專）業撲火隊伍建設不規範、力量不足、信息不符、管理弱化等現象存在。

　　改變終於發生。也是在3月，木裏縣各鄉鎮組建了自己的應急民兵隊伍。

　　上任不到一月的王鑫，組建了雅礱江鎮20人的應急民兵隊。按縣裏要求，每個鄉鎮都需組建一支20-40人、以當地人爲主體的應急隊伍，這讓全縣多了一支六百餘人的穩定撲火力量。無論木裏縣哪個鄉鎮發生火災，這些隊伍都能前去相助。

　　應急民兵每年有6000元工資，1到6月的防火期內，還有每月500元伙食補助。相比臨時召集的普通村民一天30元補貼，應急民兵有更好的待遇。

　　民兵的挑選自有要求。他們需儘量一整年都待在家中，不出遠門，電話隨時保持通暢，發生重大險情要及時參與。“如果有些人外出打工，或在水電站幹活，那就不行。”

　　王鑫認可這一制度。以往一個鄉着火，可能只有周邊兩三個鄉的民兵來滅火，負責人零零散散帶很多人過來，管理麻煩。“如今，一個鎮或一個鄉來20人，還有領導幹部帶着，效率、執行力和管理都很好。”他說。

　　前述木裏縣領導透露，縣裏下一步發展方向應該是增強應急民兵力量，“裝備要配好，訓練要做好，讓他們成爲主力”。

　　成本限制？全鎮湊出4個對講機

　　應急民兵在此次救援中表現不凡，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數據顯示，310名民兵搜救失聯人員16人，徒步轉移烈士23人，撲滅火線2400米，清理火場8.2公頃，處理煙點26處。

　　即便如此，仍是倉促上陣。以雅礱江鎮20位民兵爲例，他們尚未受過系統訓練，至今只參加過一次滅火應急演練。

　　前不久，王鑫派了其中兩人到木裏縣人武部學習。這兩位民兵回來後，帶領其他人訓練。訓練內容“和當兵一樣”，包含隊列，同時也強調紀律。

　　王鑫本想讓20人都去縣裏參加培訓。但他轉念一想，“人太多，需要開好幾輛車運輸人員，油費也不知道能不能報銷”，於是作罷。

　　這次救援，成了這些應急民兵的首次實戰訓練。

　　除了人員訓練不夠，另一明顯缺陷是對講機不足。

　　大火襲來時，熊紅軍的對講機快沒電了。他關掉了對講機，奮力跑回前線指揮部。

　　王鑫不想回前線指揮部，他擔心疲憊不堪的自己會成爲累贅，又覺得掌握的信息可能對領導的研判有用，他決定回到位於立爾村的臨時指揮部。

　　王鑫回到時，指揮部已經知道有消防隊員失聯，但不知曉具體位置。王鑫又比又畫，將大致位置告訴指揮部，這在當時無疑是重要的信息。

　　對講機意味着即時溝通。劉福堂說，“火場要求有對講機，從各個點彙集到總的地方，再根據火勢調配。”

　　許傳升也分析了及時溝通的重要性。“（撲火隊）各自作戰，甚至沒有溝通，就算有電話也沒有信號，連個通訊手段都沒有，火燒過來了，怎麼通知他們？”

　　王鑫回憶，那天全鎮東拼西湊，最後湊了4個對講機，好多對講機壞了，平時也沒注意。熊紅軍第一批上山，帶走了第一個對講機，第二個在鄉黨委書記手上。還有兩個則分別在前線偵察部隊和村支部書記那兒。

　　因此，熊紅軍的對講機沒電後，從左路下來的那一路人，在逃命的幾小時內也處於“失聯狀態”。直到三個半小時後，熊紅軍抵達前線指揮部。

　　又過了一個半小時，王鑫抵達了臨時指揮部。左路隊伍才從失聯名單中抹除。

　　這類條件限制，還體現在更多地方。

　　王鑫認爲，交通是此次救援最大的障礙，卻也是無解的困難。在原始森林裏修路並不划算，如今的少數路都是立爾村民在雨季撿松茸時踩出來的。

　　木裏林業局副局長鄧明遠曾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必須快速到達火場，只能依靠飛機空運投送人員，因此在木裏林區森林資源豐富區域建設直升機起降場地，確保將撲火人員快速運送至火場。”

　　8年過去，這一設想並未實現。

　　木裏“3·30火災”專案組組長李光俊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解釋得更直接：“以前覺得，衛星電話用處不大，一年365天，用到的可能只有十多二十天，而且衛星電話成本太高……但這次調查的難度讓我們汲取了教訓，不管成本多高，都要幫民警們（原文指森林公安）爭取解決這個問題。”

　　失效的無人機、沒電的對講機、缺乏的衛星電話，都暴露了目前國內森林消防設備落後的問題。

　　南方週末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2016至2018年，木裏縣林草局在林業防災減災的預算從351.95萬逐漸增加至979.75萬。2018年的預算中，還包含了過去沒有的鄉鎮森林防火特種用車購置資金435萬元，佔當年預算總額44.4%。

　　對國家級貧困縣木裏而言，增加的經費相較於高端設備的高昂費用仍然捉襟見肘。縣裏承擔的設備更多是地方打火隊的常規工具，一位地方撲火隊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上山所帶工具包括水壺、睡袋、彎刀、挖鋤，都由政府發放，只有三天的乾糧需要自己購買。而消防隊員們，使用的則是滅火機、組合工具、水泵、油鋸、水槍等更專業的裝備。

　　立爾村就在雅礱江畔。（南方週末記者 湯禹成/圖）

　　該不該救？爭分奪秒的森林撲火

　　許傳升據已有信息判斷，這看起來是一次沒有把握的救援。煙點尚未排查清楚，冒着風險下山撲火，救火人員倉促進了火場。

　　背後隱藏的邏輯，或許是森林火災嚴控要求。

　　國家林業局制定的2016年-2025年全國森林防火規劃，總目標涵蓋了24小時撲滅火災率達到95%以上、森林火災受害率穩定控制在0.9‰以內。

　　傳達到地方，涼山州林業局2017年的一份會議文件顯示，森林火災受害率連續兩年超上級下達控制指標的，視情節給予有關責任人警告、記過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記大過處分。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大興安嶺森林火災後，1988年國務院頒佈《森林防火條例》，規定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長在其任期內對本轄區的預防和撲救森林火災負責。

　　在這一背景下，儘快撲滅火情被納入基層官員的政績。

　　201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成立應急管理部，將國家林業局的森林防火相關職責、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的職責整合納入應急管理部。武警森林部隊轉制後，作爲綜合性常備應急骨幹力量，由應急管理部管理，成爲森林消防。

　　前述木裏縣領導透露，應急管理部成立後，涼山州的森林防火抓得特別嚴。“這一個月以來，州上幾乎每天都要開電視電話會，來通報各個地方防火滅火，力度很大。”

　　在涼山州的縣城與村落，能看到“野外用火關五天，發生火災關五年”等千奇百怪的宣傳語。

　　高火險環境與嚴控要求同存，涼山對防火防災戰戰兢兢。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木裏縣分管領導接到火情報告時，只剩一個煙點未撲滅，涼山州應急部門前來徵求意見，縣分管領導表示州消防隊暫時不用來。但當縣分管領導到達現場，發現消防已經到達，並且上了山。

　　再至消防員失聯，事態才變得嚴重。人手大幅增加——涼山州軍分區參謀勾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原先應援的民兵主要來自周邊鄉鎮，知道人員失聯後，州軍分區又調了大批隊伍，共13個鄉鎮的310位民兵參與了救援。縣長、州長、省長，也陸續趕到現場。

　　機構改革在地方尚未理順，火災卻已發生。縣領導甚至說不清後來犧牲的林草局長楊達瓦是什麼時候上山，又是什麼時候和西昌大隊會合的。

　　木裏縣林草局副局長劉興林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機構改革前，預防、撲滅火的任務都在我們這，現在我們只是預防、宣傳和預警，撲火的組織等應該屬於應急局了。但目前還在機構改革，職責劃分這塊，縣上不可能馬上（轉變），防火季結束後可能會調整。”

　　火災發生後，網絡上流傳着這樣一種觀點：“木裏原始森林非常寶貴，要不惜一切撲救。”

　　劉福堂明確反對：“有些我們無法直接撲救的火，只能量力而行，不能硬撲硬打。野火也有促進新生的作用，不是所有火災都只有壞處。”

　　山火在4月6日復燃。一位村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路程太遠，天氣太乾，這場火的撲滅或許遙遙無期。

　　本已撤回西昌的勾飛又回到了木裏。4月8日17：00，日照猛烈，風又大了起來，他看見了從未見過的大火。

　　這一次人們更爲謹慎，勾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火場下午會起大風，救火人員晚上不敢撲救，全靠清晨和上午，下午則主要清除火燒痕跡處的煙點。

　　熊紅軍沒受外傷，但心裏的傷還未療愈，他又帶着村民上山了。這只是他第2次走進立爾村的森林。

　　經歷災難後的人們常將自己的倖存歸於宿命。

　　王鑫不斷回想起兵分兩路那一刻。他本想跟着西昌大隊走右路，因爲覺得“畢竟他們是專業的”。但沒走幾步，又決定從左側下山，他說不上來理由。

　　不久後的遭遇表明，無論左路還是右路，同樣可能面對林火上山。倖存更多是偶然，但偶然背後，並非沒有可改變的。

　　木裏“3·30火災”的啓示也不僅是無法預料的風向突變。大火裏倖存的消防員、地方幹部、普通村民以及應急民兵，今後還要再走進一片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