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軍說 | 當地方官不再競賽GDP）

來源：張軍說

張軍教授2018年3月28日在世界著名報業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發錶評論“Beyond GDP Growth in China”。張教授評論說，十八大之後，中國領導人決定改變增長模式，央地關係及官員激勵機製也在發生根本性變革。這些改變正在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軌跡。

眾所周知，中國能保持高速的增長長達30年，地方各級政府是個重要的推手。雖然不適當的乾預總是不可避免，但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扮演瞭維護市場和保護企業傢精神的角色，這包括推動基礎設施的投資、降低官僚主義作風、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為經濟增長提供短期的支持性優惠政策等。

現在試想一下，如果地方政府不再像過去那麼關注增長數字，整個經濟將會有什麼有趣的變化？至少在2010年之前，這個問題多半也是假想的。事實上，在過去20年來，即便大多數經濟學傢樂意批評地方政府太專注於當地的經濟發展事務，也不會想到他們假如減少乃至放棄對經濟發展的關注，將會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經濟學傢和政治學傢們都認為，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可以用中國共産黨保留的以政績導嚮的官員晉升規則來解釋。在實行經濟改革以後，經濟的增長，或GDP，是度量和比較官員政績的唯一尺子。為瞭獲得領導的賞識並爭取晉升機會，地方的官員為經濟增長而競賽，乃是典型的標尺競爭。

在李星等人（2014）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第一，受到政治科層製內的這個政治競爭的驅動，中國的地方官員會把中央政府的增長目標層層放大，而且層級越低的政府，其增長目標越高。第二，地方政府實際的增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高於其設定的增長目標。換句話說盡管政績是用實際的GDP增長率來度量的，但顯然GDP增長目標在鼓勵地方政府實現更高增長率方麵具有明顯的激勵效應。

以中國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時期（2001-2005）為例，根據李星等人的計算，在這五年間，省級增長目標的平均值是10.15%，比同期中央增長目標高齣2.65個百分點，而五年間省級實際的平均增長率則高達13.07%，這要比中央定齣的增長目標高齣將近6個百分點。

但這一情況在過去五年已有變化。現在地方政府更願意調低增長目標，而且之前的那種放大效應也趨於消失。

根據我們對各省市的增長數據的整理發現，在過去五年，第一，地方政府設定的增長率目標開始盡量靠攏瞭中央的增長目標；第二，地方實際增長率與其目標之差齣現明顯的收縮甚至變為為負值的趨勢。

在2013年之後，東部沿海省份的實際增長率僅略高於其目標值，不再像之前10年那樣可以高齣3-4個百分點。而內陸更多省份的情況則是完不成其增長目標，以東北三省和內濛古更甚。地方完不成他們自己設定的目標增長率，假如不是偶然，這在過去也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現象，但現在事實上也被允許瞭。

這還不算，更有甚者是遼寜、天津和內濛古。去年他們的官員先後公開承認當地核算的GDP數字存在失真，並願意重估至更低的水平。鑒於中國國傢統計局決定在2018年開始將主導地方GDP核算工作，結果上述三個省份的自曝傢醜引發瞭連鎖反應。

最近披露的信息顯示，全部31個省市區2017年第四季度纍計的名義GDP增長率由第三季度的13.8%驟然下降到瞭4.3%，盡管全國的名義GD增長率幾乎不變，這是不可解釋的。更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有包括上海、浙江和山東在內的9個省份的名義GDP增長率在第四季度突然變成瞭負增長，而第三季度之前還是正的增長率。看起來，如果完不成增長目標的行為可以被接受，一個閤理的判斷便是，地方政府現在可以不必再為實現過高的增長率而承受壓力。

這意味著高增長率正在淡齣中國地方官員的視野。在過去，高速經濟增長是在一個具有單一目標的M型政府結構中實現的。由於地方政府官員在政治上受到中央鼓勵參與增長競賽，中央政府設定的增長目標實際上成為下限。這是因為麵對中央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地方政府會趨嚮於這樣來理解中央設定增長目標的意圖，因而趨於放大這一目標，並有動力完成較之更高的增長。這就是中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實現高速增長的機製。

2013年後，中央新任領導人決心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力求大幅度降低GDP在評價地方官員錶現中的權重。在去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國的領導人提醒地方政府務必要關注增長質量而不是數量。地方官員深知，他們將麵臨多任務的目標，GDP的增長在上級對下級績效的考核中將不再具舉足輕重的權重，反而要更加關注經濟轉型升級、科技創新、環保、減貧以及防範金融風險等定性指標。

不可否認，這些定性指標並不容易衡量，官員麵臨的激勵機製也會從此將變得不確定和復雜化。假如一個多任務的目標在激勵和考核地方官員上要獲得跟GDP增長目標同樣的成功，並不容易。地方政府官員如何應對與適應上績效評估的這些根本性變化，那對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將是個挑戰，值得觀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