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是一首承載着很多中國人童年記憶的歌曲，詞曲作者卻鮮爲人知，詞作者金果臨當年只是一名13歲的小學生，曲作者金月苓只是一位19歲的玻璃廠青年女工……今兒咱聊聊回憶殺《我愛北京天安門》背後的故事……

“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短短28個字，卻傳唱了近半個世紀，成爲幾代人共有的童年記憶。但在這首耳熟能詳的歌曲背後，卻有着鮮爲人知的故事——歌詞作者金果臨當年只是一個13歲的小學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過是一位19歲的青年女工……

靈光閃現

1969年的上海，仍處在“文革”的狂瀾之中。

此時的金果臨只有13歲，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學讀五年級。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幻莫測，對他來說作爲學校裏的牆報委員，繪出心目中的天安門形象始終是件重要的工作。但因爲外界運動的影響，學校裏上課也是時斷時續。得了空閒的金果臨常自己在家畫畫、寫作，陸續創作了不少兒童詩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臨寫下了自己的第13首兒童詩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紅》：“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太陽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紅!”金果臨回憶說：“創作的時候，其實很簡單，就像是繪製牆報上的一幅畫那樣——北京天安門，上面是光芒萬丈的太陽代表毛主席，還有葵花、紅旗……”把這些元素組合起來，就有了這首詩的第一稿。其中的第一句“我愛北京天安門”，最初來源於當時英語課本中的兩句內容：“I love Peking.I love Tianan-men.(我愛北京，我愛天安門)。”金果臨巧妙地將之組合成了一個七字句——我愛北京天安門。

在此之前，金果臨已經在上海的少兒刊物上發表過兩件作品，這份新作讓他頗爲滿意。由於在1967年之後，小學裏的“少先隊”組織已經被“紅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個紅小兵的身份，將之投稿給了一份名叫《紅小兵》的刊物。這也是刊發金果臨“處女作”的雜誌。投稿前，他已經將題目改成了《我愛北京天安門》，刊發時的署名則是“金果臨”。

但是，詩的後兩句在見報時被做了調整。“這兩句我自己前後顛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後登出來的時候，後兩句被改成了 ‘太陽光輝照萬里，祖國山河處處春’。”金果臨說：“對一個小學生來說，這個事情很簡單——我不管他是誰改的，只要詩登出來，而且題目我愛北京天安門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興了。”

就這樣，《我愛北京天安門》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紅小兵》雜誌上。此時的金果臨，有着和年齡不相符的“低調”，根本沒有將此事告訴他的家人。但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歲的金月苓意外地看到了 《紅小兵》雜誌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臨，兩人的父親是親兄弟，母親又是親姐妹，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此時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廠工作。看到弟弟的詩作印成了鉛字，金月苓既是高興，同時也被激發了創作靈感。“文革”前做過班級文藝委員的她，因爲停課便在家學習過基礎的音樂理論，工作後還在單位的“文藝小分隊”裏寫過歌、寫過滬劇。

“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太陽光輝照萬里，祖國山河處處春。”金月苓沒有和金果臨“打過招呼”，只是對着這28個字，自顧自地創作了曲調，寫完之後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 《紅小兵》雜誌投稿了。金月苓還記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發表後，她收到過 《紅小兵》雜誌寄來的兩本樣刊。

一曲成名

1971年的中國，相比“文革”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進入了一個醞釀鉅變的時代。這個夏天，《紅小兵》雜誌社的一位編輯告訴金月苓，這一年國慶節上午10點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準備播放來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愛北京天安門》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儘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靜。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學的金果臨被校長請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吳校長問15歲的金果臨：“你是不是寫過《我愛北京天安門》?”他回答是的。然後校長說：“北京發過來一個函，說要使用你這個作品，在全國推廣這首歌，現在徵求我們學校的意見。”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這事情弄大了。”

最後，校長還給他留下了兩句寬慰的話：“如果說這個歌唱得好的話，這個榮譽是你的，也是我們大家的。萬一有什麼問題的話，你也不要怕，這個責任是由出版社承擔的。”此外還鼓勵金果臨努力學習、工作。校長的話有其深意，也有時代的特徵——那時候政治風向變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過時”甚至“轉向”。這次談話的深意，那時的金果臨並未完全理解，而談話背後有多少“文章”，或許他們姐弟二人至今也沒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愛北京天安門》在一個面向全國的巨大舞臺上粉墨登場了。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的文藝創作》特刊，並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這首《我愛北京天安門》。此時歌曲爲了符合當時宣傳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將最後兩句改爲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由此歌詞也最終定稿。之後，《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紛紛轉載這首歌曲。僅僅一個星期之後，《我愛北京天安門》就在全國大規模傳唱開來。

這一年的“五一”，由當時的新聞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北京“五一”遊園會》專題節目中，突然出現孩子們伴隨着這首歌曲歡快起舞的場面。金月苓記得那時自己的哥哥看到了關於中山公園遊園會的紀錄片，告訴她活動中唱了這首歌。之後，她自己去靜安寺的新華書店，也碰到有人追問售貨員歌本中有沒有收錄《我愛北京天安門》這個作品。“我就知道人家開始注意這首歌了。”事實上，它就是“火”了。

“一曲成名”之後，金家姐弟的生活終於有了些許的變化——最直接的，也許是讓天安門終於從夢中的神往之所，變成了日後的親眼所見。

“當時國家體委在搞兒童廣播操，他們開座談會，開完了以後有一個老同志說這首歌寫得蠻好的，就邀請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剛剛參加完爺爺的追悼會，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臨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褲子給了她，特地叮囑說：“白東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興的事情。”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問她：“你給《我愛北京天安門》作曲，你自己去過天安門嗎?”金月苓有些尷尬地搖了搖頭。於是，他們趁着休息日出遊，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愛的天安門面前。

那一份激動她至今記憶猶新：“和在電影裏看到的太不一樣了。電影畢竟就那麼小一個銀幕。而親眼看見的天安門，巨大，壯麗，令人深受震撼。”

在親見自己筆下的北京天安門這件事上，金果臨並沒有姐姐那麼幸運。直到“撥亂反正”後的1982年，26歲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機會，見縫插針得以到北京天安門拍幾張照片留念。

“在我26歲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門廣場去拍照。我真的感覺太激動太激動了。”因爲時間很早，廣場上沒有什麼遊客，更不會有人知道他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的作者。“因爲擔心照相效果，旁邊一有遊客經過，我就讓他給我拍一張，接連拍了十幾張。”那天他套着工作服，裏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選的紅毛衣。

就這樣，《我愛北京天安門》的作者，終於和他們心目中的聖地團聚了。此時，距離歌詞的第一稿誕生已經過去了整整13年。

歷久彌新

曾經有位老作曲家告訴金月苓：“如果當年有稿費的話，就憑這首歌，錢會多得不得了。”這筆錢或許可以讓姐弟倆一輩子衣食無憂。

但事實上，直到1980年，這首歌曲獲得“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 (1954至1979年)”二等獎，兩人才領到第一筆獎金：每人17.5元。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那個時期出版的歌譜中，兩個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頁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裏，甚至一些書刊中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署。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金月苓和金果臨也幾乎是理所當然地認爲，這說明你創作一首歌曲，是爲社會做貢獻，不能計較名利的。

時間過去了30多年，人們的想法不一樣了，對於“知識產權”的尊重早已成爲社會的共識。有趣的是，就在創作《我愛北京天安門》的輝煌日漸與他們的生活無涉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後續事件”——2004年，48歲的金果臨跑到派出所，要給自己改名字。

金果臨說，事情的緣起是自己看到書店裏的音樂CD、VCD等收錄了 《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歌。最初他甚至還沒有想到版權問題，只是覺得“這事情是怎麼出來的我都不知道”，想來也許是出版商聯繫不到自己，於是他買了一盒VCD，主動打電話給了這家在廣州的出版企業。對方告訴他，音像製品出版前已經向音樂著作權協會支付了版權費。

於是金果臨又找到了音樂著作權協會，對方當即表示：“金老師，你來了就好了。因爲找不到你，這個錢我們一直給你存着。只要籤一個協議，就可以把版權費轉交給你。”

但此時，30多年前旁人的一個疏忽，卻成了領取應得的版權費用的一大障礙。原來，金果臨48歲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猴臨”——他所有的證件上的名字都是“金猴臨”，包括大部分刊物上 《我愛北京天安門》的詞作者也署名爲“金猴臨”，但偏偏最有影響、最重要的《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的卻是“金果臨”，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轉載時的以訛傳訛。

“怎麼辦?我也沒辦法讓《人民日報》改，看來只能我自己改了。”於是金果臨到了派出所辦理申請更名：“改名字的過程蠻複雜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員看了以後說，好像變動蠻大的，得由所長審批，然後辦理時間大概要15-20天，還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齊備。”

碰巧，金果臨認識其中一位工作人員，當對方得知他是因爲寫《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歌之後所產生的陰差陽錯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還說“這是楊浦區的光榮”，所以辦理的過程也十分順利。

正式更名爲“金果臨”之後，他也順利地領到了屬於自己的版權費。

近幾年，曾經有人分別找到金月苓和金果臨，提出對這首歌曲進行改編，特別是想改動原有的歌詞，使其變成廣告歌曲。對此兩人早有共識。

金果臨說：“這個詞是我自己的詞，改一個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個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說：“我們不在乎賺不賺錢，但是我們不願意這歌被別人改編。”

這樣的態度不能不說是一種對歷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