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研与究】
刚上完学校开的Starting to Teach的课，蛮开心的——除了让我重新思考了teacher/student的关系外，也有机会「构思」自己心目中的课程大纲（包括设计模拟法庭）。
就像去年上Creative and Freewriting工作坊一样，也仿佛打开了另一扇窗，使我重新理解author/writer/reader之间的关系，这对我后来的学术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是个有趣的练习：设想教学对象、学习目标、教学方式、评量和反馈等等，都让我回想起自己过去当学生（从大学到现在）、带比赛、当TA、研讨会、受邀演讲的许多经验。
这两年，接连被Global Studies开设的《人权简介》（Introduction to Human Rights）邀请去讲课，也发现自己还蛮享受于事前备课、上课互动的过程，犹如将理念具象化。
在一切争排名、看研究影响力、新自由主义式的大环境下——我一直抱怨，体制要求老师刺激学生学习动机，它自己却没想过要刺激老师教学动机；但教与学，还是挺有趣的。
之前也参加过法学院参与的Widening Participation的计划，那种感觉更像在「松土、拨种」，不确定会得什么果，但对于「想像」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足以令人很兴奋了。
从教学法（pedagogy）回头思考「研究」（research）的意义与目的，其实会有多一层体悟。因为任何批判或论述，不只可能会影响将来的研究方向，更可能会被当作上课读本。
教、育，就在这一刻交错且发生，殊不知一切都从种种研究问题出发；而所谓研究兴趣，又都植基于研究者的知识基础与历史背景——代际间环环相扣，直到出现重大的知识断裂。
前几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问「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谈到研究者与研究问题的正当性。此外，他也谈到「研究问题太多」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而我刚好被tagged了。
隔了几天才有空稍微分享自己的心得。在书写过程中，其实我也又重新想了很多事，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都不只是初学者专属的问题，只是多了作者、师者的考量，感受又会不同。
私以为，其实对「做研究」而言，「领域」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那反而是后话，也通常是在人际互动、求职、工作中，才会暂时需要的标签，所以应该避免太拘泥于这件事。
真正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先不要去想问题「意识」，因为会因为这两个字太抽象而开始撞墙，而较务实的作法（在研究初始阶段）可能是「指认那个次文化」（朋友的例子）。
如此才能进一步去想（以朋友问题为例）：为什么它「次」？当宣称它是「次文化」时，心中对照的「非—次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对立两者？宣称它「次」对研究什么帮助？
然后就应该会有很多「关键字」跑出来，足以开始找文献了。
针对一个「文化」，可能看的是实践、是符号、是参与者、是现象、是源起、是影响，虽然论文里可能都要带到，但偏重何者完全取决研究者的兴趣，而这可能也会影响后来的研究方法。
但still，不要用研究方法的喜好去圈定「领域」，因为会撞墙again。
这几年下来，我自己「感受」到的所谓「和先前研究／理论对话」，是无法靠想像的——不是说，我想跟谁对话，就一定对得到（硬对也可以，但最后可能会觉得那个讨论很鸡肋）。
对话，经常是在不经意中发生。比如：写到「次文化」，就会去看别人怎么定义次文化，然后可能觉得「对耶，好像是这样」或「bullshit，根本不是（或部分不是）如此」。
或甚至看遍了相关文献，发现：咦？我写的好像不符合别人定义的「次文化」——那么要嘛有可能他们真的没考虑到某个课题，要嘛就是被研究的对象可能不属于所谓的次文化。
总之，在寻找文献、整理并「判断」它足够／不够、有用／没用时，文献本身也突然向你完成了沟通、表白——进一步被读者接受或拒绝——此时，其实已经（正在／完成）对话了。
所以我会倾向不预先设定对话对象，而是全心全意先「问题化研究对象，并脉络化那个问题」，在那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初步的对话。至于提出批判的理论资源，亦是中后期的事了。
最后，其实我想像不到「拉出问题意识」跟「图像式探索」之间的对立。前者在谈「问题化」，后者在谈「脉络化」（或研究方法）；这两者虽然彼此紧密相关，却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或许可以思考：我想研究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想研究它／为什么我会如此认识、理解，或想像它？又若朋友所言为真，「为何没人研究」反而应该成为追问的重点之一。
一件事情、一个现象、一群人不被「知识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不值得研究，或别的原因，如视角不同？包裹在其他问题中？已知但被刻意忽略？没有直接但有间接或相关讨论？
最后可能会经历一个自问自答：到底是想「研究」它，还是「介绍」它？研究跟介绍，又有什么不同？其实「什么是研究？怎么做？」可能是每个研究（且又教学）者的一辈子的课题。
总之，撞墙几次之后，我的心得是：不要急——先想、再找资料；再想、再读文献；再想、再写笔记；再想…想…想，不要担心自问自答，因此这正是提出「问题」最关键也最正当的理由。
就像去年上Creative and Freewriting工作坊一样，也仿佛打开了另一扇窗，使我重新理解author/writer/reader之间的关系，这对我后来的学术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是个有趣的练习：设想教学对象、学习目标、教学方式、评量和反馈等等，都让我回想起自己过去当学生（从大学到现在）、带比赛、当TA、研讨会、受邀演讲的许多经验。
这两年，接连被Global Studies开设的《人权简介》（Introduction to Human Rights）邀请去讲课，也发现自己还蛮享受于事前备课、上课互动的过程，犹如将理念具象化。
在一切争排名、看研究影响力、新自由主义式的大环境下——我一直抱怨，体制要求老师刺激学生学习动机，它自己却没想过要刺激老师教学动机；但教与学，还是挺有趣的。
之前也参加过法学院参与的Widening Participation的计划，那种感觉更像在「松土、拨种」，不确定会得什么果，但对于「想像」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足以令人很兴奋了。
从教学法（pedagogy）回头思考「研究」（research）的意义与目的，其实会有多一层体悟。因为任何批判或论述，不只可能会影响将来的研究方向，更可能会被当作上课读本。
教、育，就在这一刻交错且发生，殊不知一切都从种种研究问题出发；而所谓研究兴趣，又都植基于研究者的知识基础与历史背景——代际间环环相扣，直到出现重大的知识断裂。
前几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问「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谈到研究者与研究问题的正当性。此外，他也谈到「研究问题太多」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而我刚好被tagged了。
隔了几天才有空稍微分享自己的心得。在书写过程中，其实我也又重新想了很多事，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都不只是初学者专属的问题，只是多了作者、师者的考量，感受又会不同。
私以为，其实对「做研究」而言，「领域」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那反而是后话，也通常是在人际互动、求职、工作中，才会暂时需要的标签，所以应该避免太拘泥于这件事。
真正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先不要去想问题「意识」，因为会因为这两个字太抽象而开始撞墙，而较务实的作法（在研究初始阶段）可能是「指认那个次文化」（朋友的例子）。
如此才能进一步去想（以朋友问题为例）：为什么它「次」？当宣称它是「次文化」时，心中对照的「非—次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对立两者？宣称它「次」对研究什么帮助？
然后就应该会有很多「关键字」跑出来，足以开始找文献了。
针对一个「文化」，可能看的是实践、是符号、是参与者、是现象、是源起、是影响，虽然论文里可能都要带到，但偏重何者完全取决研究者的兴趣，而这可能也会影响后来的研究方法。
但still，不要用研究方法的喜好去圈定「领域」，因为会撞墙again。
这几年下来，我自己「感受」到的所谓「和先前研究／理论对话」，是无法靠想像的——不是说，我想跟谁对话，就一定对得到（硬对也可以，但最后可能会觉得那个讨论很鸡肋）。
对话，经常是在不经意中发生。比如：写到「次文化」，就会去看别人怎么定义次文化，然后可能觉得「对耶，好像是这样」或「bullshit，根本不是（或部分不是）如此」。
或甚至看遍了相关文献，发现：咦？我写的好像不符合别人定义的「次文化」——那么要嘛有可能他们真的没考虑到某个课题，要嘛就是被研究的对象可能不属于所谓的次文化。
总之，在寻找文献、整理并「判断」它足够／不够、有用／没用时，文献本身也突然向你完成了沟通、表白——进一步被读者接受或拒绝——此时，其实已经（正在／完成）对话了。
所以我会倾向不预先设定对话对象，而是全心全意先「问题化研究对象，并脉络化那个问题」，在那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初步的对话。至于提出批判的理论资源，亦是中后期的事了。
最后，其实我想像不到「拉出问题意识」跟「图像式探索」之间的对立。前者在谈「问题化」，后者在谈「脉络化」（或研究方法）；这两者虽然彼此紧密相关，却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或许可以思考：我想研究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想研究它／为什么我会如此认识、理解，或想像它？又若朋友所言为真，「为何没人研究」反而应该成为追问的重点之一。
一件事情、一个现象、一群人不被「知识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不值得研究，或别的原因，如视角不同？包裹在其他问题中？已知但被刻意忽略？没有直接但有间接或相关讨论？
最后可能会经历一个自问自答：到底是想「研究」它，还是「介绍」它？研究跟介绍，又有什么不同？其实「什么是研究？怎么做？」可能是每个研究（且又教学）者的一辈子的课题。
总之，撞墙几次之后，我的心得是：不要急——先想、再找资料；再想、再读文献；再想、再写笔记；再想…想…想，不要担心自问自答，因此这正是提出「问题」最关键也最正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