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普渡在日崧叔診所經歷了生命中首次的肉身修補後，四條雪白膠布貼住黃色紗布，我的下頦彷彿被四條繩子綁住，緊繃得無法動彈。回到家，母親一見就說：「哎喲，安尼要啃雞腿啊？汝講好兄弟是鬼，汝看，好兄弟不讓汝啃雞腿啦。」父親說：「這和好兄弟沒關係啦，稍等一下，汝把雞腿剁開，切些雞肉絲給伊慢慢喫。」

然而，即使小口小口的慢嚼，我的下頦仍是又緊又痛，喫了五六口就放下筷子，雙手摀著嘴哭起來。

父親輕拍我的肩膀說：「那麼痛就不要喫，先去休睏一下。素桑，這碗飯拿去煮糜，等伊起來再喫。」

父親抱我去眠牀，我閉上眼就昏睡過去。在睡眠裡，那破皮的驚惶，縫補的疼痛，也漸漸的跟著沉入夢裡。

第二天，第三天，母親仍為我煮糜，父親仍帶我去日崧叔診所換藥。父親怕我的下頦碰到車把，沒騎鐵馬載我去。他牽著我的手，行走往返於診所的路上，村人看到我下頦的紗布都問：「阿月仔下頦破去哦？」那句問候語是永定村的新聞。—那之前，永定沒人破下頦啊！

大概過了六七天吧，日崧叔拿掉紗布拆了線，說傷口已經結痂；「明天免閣來啦，但是洗面要卡細膩，袂擦到下頦，阿月仔，汝知否？」

我搖搖頭。

父親說：「這幾日攏嘛我替伊洗面，」他側頭笑著問我：「對否？」

我點點頭。

日崧嬸摸摸我的頭說：「阿月仔，汝足幸福哦，阿爸這尼疼汝。」

父親抱我走出診間，右轉到候診室的鏡子前。

「汝看－－，」父親對著鏡子又笑了：「汝日崧叔的手勢真好，伊講縫五針，以後不會太明顯，真的哦，看起來無明顯呢，等乾掉的痂落去，就完全看不見了。」

我故意低下頭，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也笑起來了。

（很多年後我還時常想起普渡那日母親遞給我的那枝竹管；那個幼稚的我張開雙手想要飛行的夢；以及沒注射麻藥讓日崧叔縫補下頦的的痛；以及父親抱著我，兩次面對那鏡子裡的笑…。

然而我始終沒跟父親或母親說，那個磨破的下頦是因為一個飛行的夢想。宅門裡的叔公嬸婆堂姊和永定路上的村人一樣問著「阿月仔下頦破去囉？」但也都沒人問我為什麼會破？－－從來沒人知道，那是一個飛行的夢的破滅。

後來上了永定國小，甚至長成了大人，我也不仰頭讓人看見下頦內面的疤痕。四歲破相之後，我認知那肉身修補是一種「羞恥」。在無知的磨破與癒合的過程中，「羞恥」是一粒種籽，在我生命裡萌芽，讓我學習隱藏夢想；也隱藏它帶來的破滅。

—然而，為什麼我的第一個夢想是飛行？那個自我叩問也是一粒種籽，也在我的生命裡萌芽，成長…。）

＊

回到宅門口，白耳仔一直對我搖尾巴，好像在歡迎我，慶祝我的下頦已經拿掉紗布。住左護龍尾間的桐嬸婆，正在幫浦下搓衣服，抬頭睨我們一眼，低下頭繼續搓洗。住正身邊間的鈴叔公，提著茄芷繃著臉從中埕迎面行來，父親對他點頭喊「鈴叔—」，他嗯一聲，柴柴直向宅門行去。

在我的幼年直覺裡，我們宅門內最奇怪的長輩就是這兩人：桐嬸婆無尪，鈴叔公無某，身軀都瘦得像柴板，看到人少說話，臉上無笑容。但是回想起來真神奇，關於「笑」這個字的學習，我是三歲那年從他們的無笑裡啟蒙的。

那是大弟離去第二年，二妹還在母親肚子裡，過年後喫過湯圓的一天下午，父親去莊頭園挽菜，母親在縫衣機前車衫，我在父親書桌上學寫「永」字。偶然抬起頭，看到桌角一疊書的頂頭有一本包著粉紅紙的書。咦—，為什麼要包著粉紅紙呢？拿下來一看，紙上密密麻麻都是我看不懂的黑字；中間一個大紅字也是我看不懂的。拿去問母親，那是什麼字？母親笑起來了。

「這字啊，就是笑啊，」她說：「人攏麻會笑。」

「哦—，」我想起那兩個不笑的長輩：「不過很奇怪耶，桐嬸婆和鈴叔公，為什麼都不會笑？」

「這我哪知影？自我踏入這宅門，也沒看過他們笑，」母親繼續踩著縫衣機，又加了一句：「汝愛這字，就去學寫啊。」

我回到書桌前，仔細看著紅色的「笑」字。好，就來學寫這個字。我抽出一張新紙條，剛寫了左邊一撇，父親的鐵馬鈴鈴鈴響進來了，母親站起來，說要去煮晚頓， 我把學了一半的「永」字推在旁邊，繼續低著頭學寫這個「笑」字。

喫飯的時候，我跟父親說起粉紅紙上那個特別大的笑字，他說，妳哪知影這字？我說是母親告訴我的。父親說，那是他昨天去二崙開鄉民代表會拿回來的宣傳紙，裡面那本書是他去東京讀中學時帶回來的，書皮有點破了，那張紙沒什麼路用，就拿來包著保護書皮。我還不懂得關心東京帶回來的是什麼書，只問父親那個紅色的「笑」 字為什麼特別大；那些小小的黑字又是什麼意思？父親嘆口氣說，大意是講228已經過去一年了，民政課準備推行一個「微笑運動」，鼓勵大家見面要歡喜笑，不要再冤家，不要結冤仇…。

「唉，袂講那三字啦。」母親說：「囡仔人耶！」

我確實還不知母親說的「那三字」是什麼意思。我只問父親有沒有拿宣傳紙去給桐嬸婆和鈴叔公，父親說，民政課會交給村幹事發放，可能再過幾日吧？

「他們看了以後就會笑嗎？」

父親大概想不到我會這麼問，睜大眼睛瞪著我。我緊接著說：「我攏無看他們笑過耶，媽媽講，伊也無看過，爸爸，汝看過否？」

父親起來添飯，倒了一小碟炒土豆，坐下嚼了幾粒後才慢慢說道：

「我少年時有看過他們笑，他們本來也會笑的。」

「哦，本來會笑哦？那後來為什麼不會笑了？」

父親又抓幾粒土豆，又嘆口氣，繼續默默的嚼著…。

（那頓晚飯時光，當然無法長得從父親的少年時代穿越到他的中年。關於桐嬸婆和鈴叔公為什麼從會笑到無笑，好奇的我後來陸續探問，也讀了一些書，終於大略知道以下的一些轉折。）

先說桐嬸婆吧。簡單的說，她是「戰爭寡婦」。永定一百多戶人家有四個「戰爭寡婦」；我們宅門這個桐嬸婆，孃家在二崙，是呂家大房的長女，嘴甜又勤勞，老母捨不得她離家。莊腳女子大多十七八歲嫁人，她卻拖到二十五歲才嫁到永定；次年生下兒子日傑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她丈夫應桐自動去做臺籍日本兵，兩年後卻在菲律賓戰死。她直說不想活了，幾次要上吊自殺，被我的屘嬸婆太（她婆婆）哭嚎著抱緊她，打她，罵她；在搖閣裡的日傑也哭嚎不已…。—為著日傑，桐嬸婆活下來了，但是越來越瘦，也再無笑容…。

至於鈴叔公無笑，父親是這樣開頭的：

「汝看阿印，大家攏叫伊大頭印，伊老母就是為著生那粒大頭死去的…。」

鈴叔公是謀約那房的長子，有兩弟一妹。大弟應良育養三子二女，小弟應桐早死，僅得日傑一子。他則育養日川、日勤、 日富、日啟、日印五子；翠霞、翠微兩女。日本人時代，永定尚無診所，也無助產士，大多請莊尾的阿坤婆接生。她頭頂挽一粒球，永遠黑衫黑褲，莊內人背後叫她黑產婆。應桐戰死不久，關鬼門的前一天，她拎著布包到應鈴家，卻是接完了生者，送走了死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