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振南：國破文化在
讀中國史和歐洲史，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先是蠻族征服文明國家，過了數百年之後，蠻族征服者發現，自己被被征服者同化了。這話的真正含義是，蠻族征服者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這是從征服者的角度說的。從被征服者的角度說，他們的國雖破，文化仍在，而且憑藉著文化，最終將蠻族征服者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國的漢族之於滿族。這種結局，恐怕是雙方都始料未及的。
這一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其結局又說明瞭什麼？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說，一個解體的文明社會中，一般可以區分出這樣幾個階級：少數統治階級、內部和外部的無產者階級，其中外部的無產者，「由處於一個文明的邊界之外的蠻族社會所組成」。對於這一點，我們很好理解。中國是一個早熟文明體，它的周邊，一直蠻族環伺，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僅就北方而言，就有匈奴、契丹、女真、蒙古與滿等。按湯因比的說法，一個文明與外部無產者之間，會有一條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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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城出現在邊界，更多意味著隔離。中國長城如此，羅馬哈德良長城也是如此。
邊界的存在說明兩點：一是吸引，二是隔離。文明的光芒照耀自身，還會越出邊界，給周邊的原始社會帶來亮光。這便對處於前文明社會的鄰人產生吸引力。同時，文明與外部無產者除了和平交往，更多的是激烈的戰爭，後者對前者構成極大的威脅，中國古代持續不斷的邊患，就是如此。由於兩個集團持久的激烈鬥爭，它們之間變幻不定的邊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堅固屏障。在中國，這道屏障表現為綿延數千里的長城。在歐洲，也有這樣一道長城，這便是哈德良長城，是羅馬帝國用來隔離北不列顛蠻族的。當然，更多的「長城」是無形的和非實體的。一旦長城出現——實體的和非實體的——邊界便更多地意味著隔離。
但屏障往往是用來突破的。蠻族突破邊界，入侵處於衰落時期的文明社會，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蠻族的入侵，有多少成分是對文明的嚮往？又有多少成分是對物質的貪慾？似無分辨必要。在中國和歐洲歷史上，蠻族對文明社會的征服，也非偶發事件。但更讓人關注的是，蠻族在征服文明社會後的所作所為——他們採取了哪些措施？原因在哪裡？這些措施的後果如何？……等等。
對於蠻族而言，軍事上的征服，僅僅是征服的開始。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征服之後，由戰爭轉為統治，由攻擊、破壞轉為管理、建設，這條路更艱難、更長。在這個轉向中，蠻族先前的軍事優勢，都將化為烏有。他們將面臨一個不熟悉的領域，就像日耳曼蠻族，在征服西羅馬帝國後所遇到的那樣。
關於日耳曼蠻族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極簡歐洲史》作者約翰·赫斯特有一段描述：「這不是一場大規模的侵略。」他們「並不是把原有的居民趕走，也不是由雄兵戰士壓境進襲」。當時，他們居於帝國的北方邊界。由於帝國羸弱不振，蠻族便一點一點蠶食邊界，遷移到帝國境內定居。他們的初衷，並非奪取羅馬人的政權，大概只是一張「綠卡」。後來事情起了變化。公元三世紀，羅馬軍隊開始網絡境內的日耳曼人，將他們招作僱傭軍。現在，日耳曼人不但定居了，且進入軍隊並擁兵自重。最後，越來越強大的日耳曼人，從僱傭軍反客為主：僱傭軍首領奧多亞克，廢掉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自己稱起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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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羅馬滅亡之後，教會勢力依然存在，有完整的司法和稅收系統，甚至擁有軍隊。
但這時，日耳曼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首先，他們是不識字的蠻族。其次，他們沒有成熟的法律。其斷案方式及其簡單：把犯人丟在水裡，浮起來就是有罪，沉下去就是無罪。再其次，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收稅！而收稅，對於維持一個政權來說，到底有多麼重要，是不言自明的。怎麼辦？對於日耳曼蠻族來說，就地取材，求助於被征服的文明，應該算作一種較好的選擇。
事實上，日耳曼人面對窘境的解決方案，就是皈依基督教。西羅馬帝國滅亡，教會和教皇依然存在，舊秩序的關鍵部分完好無缺。當時的教會，不但有統一的語言——西羅馬是拉丁語，東羅馬是希臘語——而且有完整的司法和稅收系統，甚至在這之後，一度擁有軍隊並開始十字軍東徵。史載公元496年，法蘭克王克洛維一世皈依基督教。蠻族皈依基督教，並藉助教會及信奉基督教的羅馬貴族階級，勉強完成安邦治國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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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王克洛維一世皈依基督教。
中國歷史上，也曾兩次出現蠻族入主的情況：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清人。鑒於元朝只有不到百年短暫時光，將歷時268年的清朝作為例證，似乎更有說服力。清朝的發祥地是東三省。入關之前，清人已非完全的蠻族，處於半開化狀態，1599年始有文字，1601年施行八旗兵制，但到1644年，就取得了中國的皇位。這之前，清人經常迂迴內蒙古，越過長城入侵華北，攻陷城市，搶劫而歸。同時，又自覺接納中華文化，一些領袖人物已半漢化。
明朝的滅亡，是因為接踵而至的兩次打擊，一來自境內的無產者即李自成，一來自境外的無產者即清人。清人的成功可謂漁翁得利，有某種偶然性。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後，儘可能地承襲明制，最大限度地減少可能造成的震盪。其次，清人的八旗兵制，本是適合遊牧民族的制度，最大特點是屬人而不是屬地的管理方式；這種軍政合一的體制，與明朝的中央集權制相比，不但大不相同，而且相對落後。總之，清朝建立後，在文化上求助於被征服的明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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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律》作為藍本，被《大清律》承襲。
首先是語言。清朝全國通用語言依然是漢語，這當然與漢人人口眾多、溝通媒介一時難以轉換有關（否則，需要大規模的語言推廣，就像日本人在臺灣和偽滿州強行推行日語那樣），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中華文化遠遠高於清人的半蠻族文化。無獨有偶，元朝的全國通用語，也是漢語，原因也應在此。其次是官制。據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清朝初年，中央機構如內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都仿自明朝，且組成這些機構的官員都由滿漢分授，儘可能地利用漢人官員。當然，掌握實權的都是滿官，漢官只是副手而已（類似的做法，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地方行政組織也沿襲明朝，行省一級設布政使、按擦使、學政外，還增設總督或巡撫。第三是法律。大清律不但承襲明律，還成為歷代刑法的集大成者。
清朝統治者最重要的一招，是舉行科舉取士。清人1644年入北京，次年即宣佈繼續進行科舉取士。1678年，又宣佈開設博學鴻儒科，當時除顧亭林、黃宗羲等，一些知名學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閏章等都來京應選。與此同時，康熙等還強調「滿漢一體」，崇奉孔子，提倡理學，宣揚忠君和三綱五常等中國傳統思想。康熙在南巡時，還在山東曲阜祭祀孔廟，在南京謁明太祖陵。科舉取士等等做法，是摧毀漢人知識分子心理防線的最關鍵一擊。這讓他們感到，孔孟道統仍在，中華文化不絕，只不過是統治者作了更換，故而放棄抵抗，轉為順從。經歐陽予倩改編的《桃花扇》中，侯方域剃髮留辮，改換清服入仕（歷史上真實的侯方域確實在順治年間參加鄉試）。侯找到李香君後，李憤而與其斷交！原因是，侯方域已參透這些，李香君卻不明白，故而有侯、李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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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中，侯方域是向清廷歸順的漢族知識分子代表。
在編輯中華文化典籍上，清朝統治者也是不遺餘力的。康熙、雍正時，編輯了《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這是明《永樂大典》之後的一部大類書。乾隆時，又選派紀昀等學者160餘人編輯《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所收書共3457種，79070卷，裝訂成36000餘冊，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此外還有《康熙字典》，這是一部影響深遠的漢字辭書，至今重印不綴。這些舉措，對保護和弘揚中華文化，說是厥功至偉，也不是不可以的。
凡此種種，既為籠絡漢人知識分子起到極大作用，又為清人後來的完全漢化埋下伏筆。1911年，清朝皇帝宣佈退位，大多數清人不但不會說滿語，男人頭上的辮子後來也不見了。事情常常有兩個方面，不能不讓人感嘆：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弔詭！到今天，滿族已完全融化在漢族之中。由蒙古族詩人席慕容作詞的《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中有一句：雖然已經不能用母語來訴說，請接納我的悲傷，我的歡樂……歌裏說的是蒙古族，但滿族又何嘗不是如此？
現在來檢討有清一代留下的影響。撇開清朝版圖為中國曆朝最大不說，還有兩點影響至今：一是都城，二是語言。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說，「由外來文明的代表或蠻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裡，帝國首都往往最初設在帝國的邊緣」，「在已經征服了的疆域的邊緣特別便於帝國締造者從本土進入的地點」。北京作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首都，是從元朝開始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棄更南方的汴京而取近在咫尺的北京，原因當然是便於蒙古人從本土進入。明朝建都南京，後來卻遷至北京，不知理由何在？而清朝再次建都北京，確實是高明的一招。首先，北京離清人發祥地距離相對近，其次，此舉給漢人一個心理暗示：你們既然曾經接納蒙古人的異族統治，那麼，為什麼不可以再次接納另一個異族清人的統治？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建都南京，至少表示了一種「與清人不共戴天」的理念。但是，本朝又一次建都北京，卻是基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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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者在何處建都，其實很有講究。
至於語言，很多人都說，現在以北京話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已與中原古音相去甚遠，主要原因是受到滿族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兒化音。統治者或佔據者的語言，對被統治者或被佔據地的影響，看看天津話裏的安徽音，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了：北京、天津地域相連，語言卻大異其趣，無非是因為李鴻章的淮軍長期駐紮天津。當然，現代漢語中的滿族因素，寫起來是篇大文章，是我力所不逮的，非得冀騁兄這樣的語言學大家，方可拿得起、放得下，前提是蔣公對此有濃厚興趣。
清朝留給中國的遺產，肯定不只這些。上面分析的都城和語言，可看做是國破文化在的另一種解讀。從正反兩個方面說，國破文化在，說明文化是比國家（政權）更為久遠、從而也更為重要的東西。英國詩人雪萊說，我們是希臘人。這話表明了一種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它不過是說，歐洲人籠罩在希臘文化的光芒之下。因為被羅馬帝國征服，作為一個國家，希臘在世界歷史上長時間缺席，希臘文化卻生生不息，流佈至今，文化的偉力可見一斑！在與蒙古人和清人的交往中，漢人由被征服者變成征服者，其實質也是文化戰勝野蠻，勝利者是文化本身。而文化不但是國家的和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和人類的，中華文化的勝利，並不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提供驕傲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