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從「自給自足」到「無限放水」

  特朗普可能篤信美國「自給自足」的必要性,但他的救市政策並沒有朝著這個方向走。

  如果要實現「自給自足」,那麼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美元從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剝離,回歸正常的法幣。

  美國在全球化漩渦中心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元「身兼兩角」,作為美國國內的法定貨幣和國際貨幣職能之間存在衝突。

  美元的全球流通固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不受限制的全球舉債、超出國境的鑄幣稅乃至「長臂管轄」。但是,這些方便、利益也帶給了美元巨大的麻煩——比起其他政府的法定貨幣,美元的超發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真要搞「自給自足」,那麼國際流通的大量美元遲早會買空美國。

  這個問題不解決,「退圈」無從談起。

疫情造成的美國金融市場暴跌,理論上給了特朗普「退圈」的絕佳機會,

  美國金融規模極為龐大,債券市場就達到了50萬億美元的規模,其中大量是海外投資人持有的。

  真要「退圈」就不要積極救市,甚至解除熔斷機制的保護,任其自由落體。跌到一定程度再把貨幣注入國內企業和居民手中,大幅減少海外投資者手中的美元金融資產,同時也讓超發的美元「蒸發」很大一部分。

  當然,這一做法的代價很大,華爾街肯定重傷跌倒,美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玩家割袍斷義等等。但是美國真要走向「自給自足」,這些必然會發生。疫情只是額外提供了一次機會。

  但是,特朗普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美聯儲的「無限放水」令人瞠目結舌。

這不只是兩萬億美元「放水量」的問題,而是極為強硬、甚至不顧後果的救市決心宣示。

  那還談什麼「退圈」?這些「水」放出來,一定要流到全球市場,否則引發的通脹會非常顯著。

  無論怎麼解讀這此美國超常規救市的舉動,是薅全球羊毛,還是負責任地給全球金融托底,都得不出「逆全球化」的結論。

  其實,特朗普再怎麼篤信「自給自足」,美國「退圈」都是紙上談兵。美國確實有條件自給自足,但是有條件不等於更有利,也不等於能實現。

  全球貿易體系如此龐大,特朗普就是干到九十歲也退不幹凈。何況他真想退嗎?不見得,身體總比語言要誠實。

  美國不能「退圈」,歐洲就更不能。單就一個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問題就難以解決,更不用說高福利製造成了病入膏肓,一直靠著全球貿易體系續命。

  日本也不行,老齡化、資源貧乏。全球主要經濟體,除了美國,誰也做不到自給自足。

  誰也做不到的事,是不會發生的。

02

從改革紅利到開放紅利

  經濟全球化不是任何國家、個人設計出來的,而是經濟發展的形勢所然。

  本輪全球化的強勁動力來自東亞,日本經濟騰飛為先導,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為高潮。

而這輪全球化的最大獲益者也是中日兩國。

  中國的第一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機制,釋放了經濟活力。在此基礎上以加入WTO為契機,進入了全球化的軌道,又收穫了一波開放紅利。

  這不只是GDP增長的體量擴大,而是勞動產出效率的根本性變化。後者才是根本因素,帶著鐐銬搞經濟的低效率就不可能有什麼「中國奇蹟」?

  1991年至2018年勞動產出效率年化增長8.90%。其中1991-2001年為改革紅利階段,勞動產出年化9.02%增長率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中國發展是改革紅利。2001-2008年為開放紅利階段,帶來勞動產出年化10.24%增長水平。

開放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國際直接投資、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全球市場。2008年後,勞動產出年化增長為7.86%,增長步調明顯放緩了。

  問題出在哪裡?邊際效應有一定影響,但肯定不是主要因素。中國的人均GDP剛突破1萬美元,排名世界第72位,美國的六分之一,韓國的三分之一,排名和絕對值都不高,離「畢業」還早。

  東亞三國中只有中國遭遇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明顯是鬼話。

從發展速度看,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過早出現了。

  這可以參照日本的發展軌跡,1983年日本突破了GDP人均1萬美元大關,到1995年到達峰值突破4萬美元,高速發展還維持了十幾年。

  韓國的情況也類似,人均GDP從1980年1704美元到2018年的突破3萬美元,也是一氣呵成。

03

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但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不是什麼「經濟發展必然規律」,也不能歸因於外部因素。

  全球化時代,沒有什麼外部危機可以只針對一國,任何國家也不能獨善其身。

  特朗普上台開始所謂「逆全球化」,貿易戰等等確實影響了我們經濟的外部環境。但是,對比一下我們改革開放高潮時期的社會氛圍、對外交往的認知,三十年來內部的變化遠遠大於外部環境的變化。

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但我們已經不再是我們。

  這體現在很多細節上,當年孫晉芳、郎平帶領女排和海曼帶領美國隊之間的賽事評論、體育報道,可以拿來和孫楊之流的「嗷嗷叫」比較一下。

  1990年科威特戰爭「沙漠風暴」時的張召忠,和2011年利比亞戰爭時的局座,可以比較一下。

  2008年以後的中國,轉型的不是經濟,而是心態。中國人有權為自己的經濟成就感到自豪,可是自豪和「壕」不能划上等號。

  經濟騰飛結束之後,是自我放飛的高潮。這不是什麼正常現象。

  我們有理由懷念中美女排之間競爭與友誼並存的坦然,有理由讚揚海曼女士英年早逝後中國人發自內心的悲傷。

這不是姿態高低的問題,而是心態開放。這既是改革的成果,也是開放成功的保證。

  中國的改革始於對自身、對世界的認知改變,常識回歸,然後才有經濟開放。

  這些年,我們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什麼張將軍從軍情分析的「預言帝」變成了「戰略忽悠局」的局座?為什麼國際運動賽事變成了「他們要害我」的緊張?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中?

  想像和真實之間的邊界有點模糊,情緒把我們拖回了更早的時代。

  改革需要自我審視的精神,開放也需要自我審視的精神。

  這種自省沒有了,那麼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了。

04

  全球化邏輯沒有改變,哪裡出了問題?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參與全球化的中國,改革開放如果停滯、倒退,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也一樣停滯、倒退。

  這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論去解釋。

本輪全球化確實因為中國的加入而加速,經歷四十年發展,中國也獲得了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這並不等於沒有中國,本輪全球化就不會發生。只不過中國的條件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與全球資本一拍即合。

  假如沒有中國,按照當時的形勢看,至少馬來、印尼等國已經站在了全球經濟的門檻上。只能說沒有中國及時加入,本輪全球化的整體發展沒那麼順暢,成就也沒那麼大,但是該來的還是會來的。

  曾經我們是一個孤獨的國家,「票據時代」的極端貧困還是幾代人的記憶。一路走來的艱辛和收穫,不容遺忘。中國和世界的相遇,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很多人應該還記得家裡第一台電視亮起來時的激動,還記得費翔的「一把火」燒得多少妹子春心蕩漾,還記得肯德基、麥當勞曾經多麼讓人嚮往。

門打開了,進來的是春風和陽光。如果關上這扇門,我們又將如何?

  中國GDP總量在全球經濟體中的變化情況

  全球化的邏輯沒有改變。的確沒有任何單一國家可以取代今天的中國,但是產業轉移到多個國家的組合替代是完全可能的,並且已經初露端倪。

  如果沒有中國,還有印度、墨西哥、越南、緬甸、寮國……他們各有各的短板,只能局部實現替代中國的作用,但是整合之後就行了。而整合,就是全球化的應有之義。

誠然,這一轉移和替代的過程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可是,全球化總會消化產業轉移成本。

  經濟是很客觀的,需要沿著常識的道路穩紮穩打。如果我們不再把全球化作為發展經濟的機遇,那麼失去這張船票可能是遲早的事。

  災難總會過去,這個世界總會運轉如常,我們是否能夠回歸正常?這是很有希望的,只要改革無恙、開放無恙,那麼中國無恙、世界無恙。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陷入停擺。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危機,全球經濟正面臨著需求供給雙重衝擊,任何經濟體都難以獨善其身。值此變局關鍵時刻,國家出台的一攬子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將如何實現穩就業穩增長的經濟目標?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和未來走勢有何前瞻性研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是一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各國的經濟等各個部分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和大多數經濟學家持相似觀點:最嚴重的衝擊可能在中小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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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益平分析,如今大型的公共衛生危機衝擊突然而至,中小微企業面臨的並不只是資不抵債,而是流動性的現金流的斷裂。這將導致系統性的問題。這就是很多中小微企業在過去這段時間所遭遇的大的問題,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要關注他,因為他很可能是系統性風險的一個源頭。此外,支持中小微企業背後更重要的含義是,它們貢獻了中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如果中小微企業出問題,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出現問題的。支持中小微企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為了支持社會穩定。

談及經濟增速變緩,黃益平說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但仍有三個亮點。一是消費或成為下一輪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二是數字經濟在危機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新基建的投資將帶來新的數字經濟發展的高潮。三是疫情過後,也許我們的世界經濟的格局會發生一些結構性的變化。

以下為發言實錄: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非常感謝,關於中國經濟前景問題,我想分享三點看法,或者說我的觀察。

第一點,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是一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各國的經濟等各個部分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我個人的看法可能和大多數經濟學家差不多:最嚴重的衝擊可能在中小微企業。

從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可以看出,以美聯儲為例,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時,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但他們主要支持的,是所謂的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並提供了很多流動性以支持整個市場和系統。他們主要的關注點是不要發生系統性的崩盤。這一次美聯儲的政策同樣是力度非常大,很快把利率降下來,甚至提供了幾乎是無限購流動性的支持。但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上次支持機構的重點是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比如「華爾街」,而這次的重點放到了中小微企業,放到了老百姓身上。

我國也有類似體現,當然,上一次我們也沒有遭遇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我們的金融機構也還是很健全。這次雖然各個部門、機構都遭到了非常大的衝擊,但中小微企業的衝擊非常突出。我在過去幾個月一直呼籲,我們要把政策的重點放在支持中小微企業上。原因很簡單,我國的中小微企業的規模非常大,數量非常多,對經濟的貢獻非常重要。一方面它貢獻了GDP的60%以上,對城鎮就業貢獻了80%以上,這兩個加在一起可以說,如果中小微企業出現問題,就可能演變成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儘管中小微企業倒閉很常見,比如我國中小微企業平均壽命是5年左右,即每年有20%的中小微企業倒閉,這是很正常的,但我比較擔心的是,如果一大批中小微企業在經濟復甦之前,由於特殊的衝擊一下子一起倒下,那麼很可能會演變成大批的中小微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甚至出現大量不良金融資產,這三者之間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很可能變成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所以今天看待我國的中小微企業的問題,其實並不是關注每一家企業會怎麼樣,而更多關注的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在這一輪疫情衝擊中,確實很多中小微企業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大,比如,疫情最開始我們對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採取封城措施,並採取隔離政策。對於很多中小微企業來說,有幾周甚至幾個月沒有營業收入,以至於業務基本停滯下來了。但另一方面,開支確沒有停下,這樣對其現金流會造成很大衝擊。過去企業退出了,主要是資不抵債從而破產,但如今這種大型的公共衛生危機,衝擊突然而至,發生的並不只是資不抵債,而是流動性的現金流的斷裂。如果現金流斷裂,持續不下去,就會出現一個系統性的問題。這就是很多中小微企業在過去這一段時間所遭遇的大的問題,而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要關注他,因為他很可能是系統性風險的一個源頭。

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背後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含義。第一,中小微企業貢獻了中國城鎮就業80%以上。如果中小微企業出問題,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是要出問題的。所以支持中小微企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為了支持社會穩定,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在過去這段時間,央行、財政部,確實也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提供流動性,甚至直接給中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流動性,這些都是直截了當的,跟美國、其他國家的央行的政策沒有太大差別。當然我們流動性的提供在力度上相對來說比較有節制,這裡和歐美的政策可能有一點差別。財政政策的做法可能也有差別,比如中國的財政政策在這一段時間可能對經濟有幫助,可能對小微企業有幫助。最重要的在這段時間有三大政策,第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第二個是減稅,第三個是公共衛生開支。因為很多地方都需要花很多的錢去控制疫情,這三大政策對小微企業也是直接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把中國的財政政策和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發達國家,做一個對比,可以看到有所差別。其他國家這段時間最多的,第一是直接支持企業保留就業,如果保證不解僱這個工人,就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補貼,這其實是為了讓工人繼續有工作。第二個是失業救濟。第三個是直接現金支付。這三個政策方面可以直接看出來,他所關注的其實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同時也要讓小微企業堅持下去。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一樣的,提供政策支持,固定資產投資,減稅,或者是公共衛生支持,都是同樣的目的。還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幫助減免租金,減緩社保基金的繳費和財政部提供的一些對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利息開支的補貼,這些都非常重要。

像這樣的政策,應該成為現在幫助企業度過難關的最重要的措施。重要原因就是首先要讓他們活下去,而這個活下去不僅僅是中小微企業活下去,老百姓也要活下去。因為危機突如其來,很多人都沒有準備。所以要幫助他們活下去,這是首要一個經濟政策目標。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他們保持足夠的現金流,保持相對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當有一天疫情控制住,就像我們今天兩手抓,復工復產的時候這些企業還存活著,老百姓還有現金,這樣的話經濟復甦才會有條件。我們想像一下,老百姓日子都過不下去了,即便疫情控制住了,也沒有消費的需求了。企業都已經倒閉了,工人都被解僱了,這個時候再談經濟復甦就會很困難。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點。

第二,恐怕這一次的經濟復甦會是個相對緩慢,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經濟結構也會發生一些變化。過去20年我們也受到過幾次大衝擊,舉個例子,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們的經濟受到很大衝擊;在全球危機期間,我們同樣受到很大的衝擊。過去的做法基本是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增加需求,穩定經濟,穩定就業。這兩個都是比較成功的。這次的衝擊跟上次有點不一樣,不同之處是一個是公共衛生危機,不是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目前的衝擊的情況下,我相信我們政府下一輪還是會採取措施。把政府應對疫情的政策做簡單分類,大概有三大類。第一類是抗疫,把風險病毒給控制住。目前為止我們做的還是比較有效的。但客觀地來說,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第二類是疏困,如何使老百姓和中小微企業活下去,支持經濟復甦。第三類是經濟重建,類似於過去的四萬億,或再之前為支持經濟增長,政府提供很多開來做固定資產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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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危機當中,我們也聽到一些關於政府應該支持什麼樣的建設的討論,比如新基建,大城市、都市圈。我個人的判斷,在下一輪的經濟復甦當中,會有一些比較大的結構性變化。主要原因一是出口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經濟一復甦就開始反彈,出口就恢復了,也許我們的出口的恢復會更困難一些。

前段時間東南沿海地區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設法把內地民工接回來,這樣製造業就可以開工,但開工後發現一些出口訂單被取消了,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全球性危機的重要體現。在一定意義上,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就意味著全球經濟能否很快回到衝擊前的狀態,不是取決於做的最好的國家,而是取決於做的最糟糕的國家。當然我們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恢復經濟。

此外,即便做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也不可能再像四萬億那樣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空間和十幾年前相比還是有很大的變化的,很多學者和官員也在反思我們在2008年時候做的政策。當時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對的。但有沒有過度的問題,有沒有退出太慢的問題,引發了我們今天面對的一系列的經濟金融風險,這些都意味著政府會出手,我相信會出手,但是這個力度我相信跟過去會有一些差異,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的經濟結構發生改變了。但是,是不是我們的經濟復甦會變得更加困難不太好說,因為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在往下走,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亮點的,我簡單說三個亮點。

第一個經濟的亮點就是,也許消費會成為下一輪推動我們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我經常開玩笑說,在過去改革開放40年,如果說中國經濟創造過兩個全球性的經濟故事,這是中國的故事。我想分享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就是中國出口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品。在國際市場上很多產品都是中國製造的,中國出口決定了國際市場的狀況,在所謂的勞動密集型,相對比較低端的製造業市場,中國曾經一度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二個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場地因為中國的投資力度非常大,對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非常強,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一度經歷了所謂的超周期,即10年、20年沒有經濟衰退,就是因為中國在不斷的買大量的大宗商品支持國內的投資。

第二個經濟亮點是,我們在這一輪危機衝擊當中也看到,數字經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受疫情衝擊,一封城很多活動都停頓下來了,但是我們線上的經濟活動變得越來越活躍。比如,網購、像今天這樣的線上會議,沒有數字技術是不可能的。、在我們北大很多學生到今天還沒有返校,但是我的課已經過了一半了。我們沒有停止我們的授課,這樣的一些經濟活動,其實比比皆是。很多餐館在疫情衝擊期間開始做外賣,很多製造品的公司,線下的店關門了之後,把業務轉到線上來,這樣的故事很多。我把數字經濟稱作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在宏觀經濟受到衝擊的時候,數字經濟起碼部分地緩衝了衝擊。那麼在數字金融領域就更明顯了,很多網路貸款,在疫情衝擊期間還在線上進行,而很多實體的銀行門店,基本上都已經關門了,所以數字金融數字經濟確實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經過這一次疫情以後,我個人覺得數字經濟的發展會迎來一個新的高峰,尤其是我們大家都關注的新基建,新基建是什麼,就是投資這些為了數字技術發展所必須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帶來新的數字經濟發展的高潮。

第三個經濟亮點,是疫情過去了之後,也許我們的世界經濟的格局會發生一些結構性的變化。但這只是我現在的初步的猜測,到底會不會發生我不太知道,但我覺得這個風險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個人去關注的。這裡的風險包含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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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風險就是在疫情過去以後,逆全球化的政策會不會找到新的動力。因為有人說疫情衝擊下過去的供應鏈風險一下子暴露出來了,自己沒有生產口罩,就很難獲得足夠的口罩。可能為了這樣的事情一些政府和企業家覺得把供應鏈放在自己身邊更加放心,我並不認為由此我們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我覺得對於這樣的風險,我們要有足夠的重視,甚至過去在公共衛生衝擊之前,我們一直談論中美經濟會出現所謂局部脫鉤,我現在認為是一個局部脫鉤,但這個局部的程度會不會比疫情衝擊以前更高一些。很多問題並不僅涉及經濟問題的思考,更多的是出於風險的管理,甚至因為政治的需要,但我們對於這個風險要有足夠的重視。

第二個我覺得值得關注的風險,就是現在危機來臨,各個國家都在採取所謂的不惜一切代價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美國日本歐洲等採取的幾乎是無限度的量化寬鬆政策,各個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剛剛做了預測,疫情過後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很可能從105%上升到122%。我個人覺得大危機來臨時,採取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無可指責,因為要防範的是系統性崩盤,但我同時也比較擔心,危機過後退出這些不惜一切代價的非常規政策是很難的。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很多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一直沒有推出,經濟也沒有很明顯的復甦。但不管哪一種情況,退出在政治上阻力比較大,寬鬆比較得人心,緊縮不太容易受到歡迎,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假如未來看到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退出的步履非常困難,甚至有人認為永遠不退出,我們就需要對那樣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有一個非常充分的估計,要預先準備一些應對的舉措。


生產力下降,經濟倒退,經濟危機,人口縮減,人口老齡化加劇,最終會導致一些國家分裂解體都是有可能的。


和我們無關,我國人均存款都300W了,人民幸福滿滿!對我們造不成什麼影響,我們只會越來越幸福 歌頌偉大時代!


中歐之間,東亞各國之間,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會更加重視市場的一體化和零關稅等自由貿易,只有這樣大家才能抱團取暖,共度難關。因此出口類的加工業貿易,機場航運會有很好的前途。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指出,不計算疫情因素的前提下中國2028年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由於新冠疫情使得中美兩國復甦情況形成明顯反差,這個時間比之前的預估早了五年。

CEBR在周六公布的年度報告中表示:一段時間以來並且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全球經濟最重要的主題就一直是美國與中國間的經濟和軟實力較勁。由於各自國情的不同,新冠病毒大流行及相應的經濟影響,無疑使這場競爭形勢開始變得對中國有利。

CEBR指出,中國初期以嚴格封鎖措施「有效管控了疫情」,但西方的長期增長卻遭受打擊,這意味著中國的相對經濟表現已經提升。中國2021-25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似乎將達到5.7%,2026-30年料年均增長4.5%。美經濟儘管可能在2021年實現疫情後的強勁反彈,但2022-2024年的年均增長率可能放緩至1.9%,之後進一步放緩至1.6%。

不考慮疫情因素,日本仍將是以美元計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直至2030年代初期;屆時日本可能被印度取代,而德國的排名將從第四被擠到第五,不過這個判斷目前看和疫情控制情況息息相關。

根據CEBR的指標,英國目前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到2024年將下滑至第六位。

但是,儘管英國離開歐盟單一市場會使其在2021年受到衝擊,但到2035年,英國以美元計的GDP將比法國高出23%,得益於英國在日益重要的數字經濟中處於領先地位。

CEBR稱,2020年全球10大經濟體的經濟產出中,歐洲佔了19%,但到2035年時將下降至12%;如果歐盟與英國之間水火不容的話,這個佔比將更低。

CEBR還表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表現在通脹上升,而不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增長減速。

CEBR說,2020年代中期出現升息的經濟周期,這對已經因新冠危機響應措施而大量舉債的政府構成一大挑戰。

「當我們進入2030年代,由此加速的基本趨勢表明會有更環保、更以科技為基礎的世界。」


疫情結束後當然世界經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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