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有沒有歐洲國家拯救過猶太人?
有。儘管這些國家當時處在納粹德國的佔領之下，或者處在它的威脅之下，但還是不懼它的淫威，把無數的猶太人從它的屠刀下拯救了出來。
┃這些國家有哪些呢？
——丹麥——
1940年4月9日，納粹德國佔領丹麥，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拒絕了大家要他出國避難的請求，堅持留下來與他的臣民共患難。對於這個沒有多大威脅的小國，一開始德國人沒有設立自己的行政機構去取代它原來的政府，讓丹麥得以保持了克里斯蒂安十世的地位，也擁有了其它一些被佔領國所沒有的高度自治。
佔領丹麥後，納粹強迫克里斯蒂安十世接受他們的反猶太政策，並要求他命令所有的丹麥猶太人必須佩帶猶太標誌，克里斯蒂安十世答覆說，他將第一個佩戴這種黃色五角星作為榮譽標誌，而且他的宮廷人員也都將佩帶這種標誌。除了表示要佩戴黃色五角星外，克里斯蒂安十世甚至還在宮廷人員的陪同下，隆重地出席了在猶太教堂里舉行的節日禮拜。
在設法保護自己的猶太臣民的同時，克里斯蒂安十世還授意丹麥駐美國大使亨里克·考夫曼組織自由丹麥運動，使丹麥的地下抵抗運動得到了快速發展。當抵抗運動對丹麥境內的德軍發動了幾次大規模襲擊後，德國於1943年8月向克里斯蒂安十世下達最後通牒，要求丹麥政府解散一切集會，並對顛覆分子判處死刑。丹麥拒絕了最後通牒，於是納粹把克里斯蒂安十世軟禁在王宮裡，然後成立了新的政府。
成立了新政府後，納粹下令抓捕丹麥的猶太人。丹麥的社會團體和個人紛紛行動起來，加入了拯救猶太人的隊伍，在瑞典人的幫助下，丹麥的8000名猶太人中有7000名被設法用船運過波羅的海，抵達了安全地帶。剩下的1000人在丹麥人的保護下，只有500人落入了納粹的魔爪。
——瑞典——
作為中立國，瑞典是二戰時少數沒有被德國入侵的國家之一，這使他在營救猶太人方面的成績最為顯著。瑞典從政府到人民都不顧納粹的抗議和威脅，堅持不懈地去營救猶太人以及其他遭到納粹迫害的人。
除了幫助丹麥猶太人逃亡，瑞典人也在設法營救挪威的猶太人。德國佔領挪威之後，扶持吉斯林建立起了傀儡政府，儘管吉斯林掌權後立即遵照納粹的要求對猶太人進行了控制，但是挪威教會以及挪威人民卻不肯接受納粹的反猶政策，對猶太人伸出了援救之手，由於吉斯林的控制，在挪威營救猶太人要困難得多。可是儘管如此，挪威人還是在瑞典人的幫助下，成功地讓一半的挪威猶太人越過了邊境，逃往安全地區。
除此之外，鑒於羅馬尼亞人對待猶太人的殘酷，瑞典政府還向羅馬尼亞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後者能夠同意瑞典派船隻經大西洋和地中海繞到黑海，撤走羅馬尼亞的40,000名猶太人，尤其是兒童。由於納粹德國的反對，羅馬尼亞最終只讓瑞典在1944年夏天撤走了160名兒童，這些幸運的孩子被送到巴勒斯坦安置了下來。
——瑞士——
瑞士雖然也是一個中立國，但它與瑞典相比所處的地理位置相當不利，因為當時它的邊境已有大部分與德國及它的佔領區接壤，剩下的則與德國的盟友義大利相連，本身就處在隨時可能被德國入侵的險惡環境中，但是它不顧惹禍的危險，收留了大約2,5000名猶太難民，除了准許他們在瑞士工作外，還撥出數百萬瑞士法郎對他們進行了救濟。
——匈牙利——
匈牙利雖然是德國的僕從國，但對納粹的反猶政策並不贊同，當納粹強迫匈牙利政府抓捕猶太人後，為了營救他們，匈牙利攝政、霍爾蒂海軍上將向國際紅十字會建議，讓匈牙利猶太人到巴勒斯坦或其它安全的地方去。納粹德國知道後，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但是要求匈牙利拿出大量的作戰物資來進行交換。讓匈牙利拿自己的東西換自己的人，這個要求簡直荒唐，簡直就是赤裸裸地敲詐，匈牙利只得通過瑞士和美國出面斡旋，與德國進行了談判。經過一段時間的談判後，雖然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但總算有一半的匈牙利猶太人被納粹允許離境，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安全到達瑞士，最終活到了戰爭結束。
在這些營救活動中，特別是在被德國佔領的國家，營救者往往冒著極大的危險。除了幫助猶太人逃離國境，營救者還設法藏匿那些沒能逃離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有的躲進了深山裡，有的躲在修道院和基督教的機關內，一些兒童甚至被藏進了營救者的家裡。而許多營救者也因為被納粹發現而遭到殺害，為了人間的正義與道義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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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國家的情況可參考戴維·M.克羅《大屠殺：根源、歷史與餘波》：
比利時：
在很大程度上，比利時民眾的同情態度是很明顯的，他們在戰爭期間藏匿了2.5萬猶太人。
丹麥：
丹麥人援救猶太人的努力，由最初的無序狀態，轉變成整個國家範圍內、高度組織化的行動。他們先是藏匿猶太人，後來開始將他們用船橫跨丹麥海峽，運往瑞典。有些漁民曾試圖收取猶太人的船票錢，但地下組織隨即介入，並制止了此類行為。最終，富裕的丹麥人為救援行動償付了大部分花銷。雖然蓋世太保竭盡所能，試圖阻止丹麥猶太人的逃亡，但由於人手不足，只俘獲並監禁了約461人，這些人後來被送往特雷西恩施塔德滅絕營。在丹麥民眾的共同努力下，7 220名猶太人最終得以安全逃到瑞典。後來，負責計劃驅逐行動的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到哥本哈根調查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結果他發現，說服當地官員，令他們願意在未來的驅逐行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後來將丹麥命名為「正義之國」，而且丹麥是唯一一個獲此殊榮的國家。1971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又宣布授予格奧爾格·斐迪南·杜克維茨「國際義人」稱號。
法國：
從1941年至1944年，僅僅維希政府領土上的一個胡格諾教徒村莊——利尼翁河畔的勒尚邦，就藏匿了3 000至5000名猶太人。勒尚邦的宗教領袖安德烈·特羅克梅（André Trocmé, 1901—1971）牧師，與新教地下援救組織「移民難民國際運動委員會」（Comitéintermouvements auprès des évacués, CIMADE）秘密合作，源源不斷地將猶太人送往這座胡格諾教徒的村莊。在1942年夏天對教區居民的佈道中，特羅克梅說，提到「冬季賽車場」的圍捕，「基督教會應雙膝下跪，祈求上帝原諒自己目前表現出的無能與怯懦」。後來，維希政府堅持對特羅克梅實施停職處罰，他回應道：「這些人來到這裡，請求幫助、請求庇護。我是他們的牧羊人。牧羊人絕不將其羊群置於危險之中……我不知道什麼樣的人算猶太人。我只知道我們都是人。」[11]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後來宣布，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35位居民為「民族義人」。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東正教會也嚴厲抗議別廖夫的驅逐計劃。3月10日，別廖夫下令圍捕普羅夫迪夫的猶太人。當普羅夫迪夫大主教基里爾（Kiril, 1901—1971）獲悉驅逐計劃，立刻向鮑里斯國王發了一封電報，懇請他停止轉運猶太人。然後，他來到當地火車站，並告知警察，如果火車試圖運載猶太人離開這裡，他將躺在鐵軌中央，阻止火車開動。1953年基里爾成為總主教，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授予他「民族義人」稱號。
由於類似的情況在保加利亞相繼出現，驅逐行動很快就不得不宣告破產。
芬蘭：
海因里希·希姆萊在1942年夏天訪問芬蘭期間，曾向芬蘭首相約翰·威廉·蘭格爾（Johann Wilhelm Rangell, 1894—1982）詢問他們國家的猶太人情況。蘭格爾告訴希姆萊，芬蘭猶太人都是忠實的國民，與其他芬蘭人一道，在軍隊中服役。他還說，在芬蘭，「我們沒有猶太人問題」。[29]傳統學界認為，「大屠殺」期間只有8名芬蘭猶太人喪命。然而最近，一位名叫塞拉·貝塞爾（Serah Beizer）的學者，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下屬的「大屠殺研究國際學院」進行的研究中，對這個數字表示了質疑。她的這項研究是由一筆來自芬蘭的獎學金資助的。她表明，戰爭期間，芬蘭人曾將一批混在3 000名蘇聯戰俘的猶太人，移交給德國人，這批猶太人的人數可能有多達500至600名。這些人中，至少有70人被蓋世太保逮捕。
匈牙利：
「布達佩斯救濟與救援委員會」與一些人建立了合作關係，從而將數千猶太人從赴死的驅逐之路上解救了出來。這些人包括瑞士公使館的外交官卡爾·盧茨（Carl Lutz, 1895—1975）、羅馬教廷特使安吉洛·羅達（Angelo Rotta, 1872—1965）、義大利外交官喬吉奧·佩拉斯卡（Giorgio Perlasca, 1910—1992）以及瑞士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弗雷德里希·伯恩（Friedrich Born, 1903—1993）等。不過，最著名的行動出自瑞典外交官伯·安哲（Per Anger, 1913—2003）、瑞典公使館負責人卡爾·伊萬·丹尼爾森（Carl Ivan Danielsson, 1880—1963）以及羅爾·瓦倫貝格（RaoulWallenberg, 1912—1947）。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後來授予以上所有外交官「民族義人」稱號。
驅逐行動於7月停止後幾天，瑞典公使館一等秘書羅爾·古斯塔夫·瓦倫貝格抵達布達佩斯。他與丹尼爾森、安哲等與在布達佩斯的外交官群體密切合作，運用「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的資金，通過美國「戰時難民委員會」，向匈牙利猶太人發放特殊的「保護通行證」。擁有此通行證的人，將被視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雖然此類文件都是偽造的，但看起來非常正式，足以令大多數德國和匈牙利官員對其有效性信以為真。瓦倫貝格和安哲還利用「戰時難民委員會」的資金，在布達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這些「瑞典」猶太人在等待轉移期間居住，並對外宣稱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領土。在這30幢房子里，瓦倫貝格和安哲共藏匿著將近一萬名猶太人。瓦倫貝格一次又一次地冒著生命危險，儘可能多地救援猶太人。
義大利：
當德國人索要贖金的消息傳至義大利的猶太人社區，當地猶太人和一些基督徒紛紛聚集起來，試圖想辦法渡過難關。在某一時間，教皇庇護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曾承諾，倘若最後募集的黃金不足，教廷將向猶太人社團提供貸款。不過最終，教皇貸款被證明並不需要。9月28日下午四點，幾位猶太代表帶著50公斤黃金，來到位於羅馬維亞塔索的蓋世太保總部。開普勒試圖以虛假的安全承諾蒙蔽羅馬猶太人的陰謀，沒有得逞太長時間。第二天，黨衛軍襲擊了「義大利猶太人社團聯盟」的辦公室，劫掠走數百萬義大利里拉，還有一些珍貴的猶太人社團記錄。這一行動促使很多有權有勢的猶太人紛紛藏匿起來；羅馬天主教會和無數勇敢的非猶太人，紛紛向羅馬猶太人提供幫助。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猶太人德高望重的領袖威廉·費爾德曼博士，與另一些猶太社團首腦一起，繼續激烈抗議政府採取驅逐行動。一些知識分子向國王遞交了一封抗議信，費爾德曼則請求羅馬尼亞很多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東正教教士，共同反對安東內斯庫的計劃。羅馬教廷特使安德烈·卡索羅（Andrea Cassulo, 1869—1952）就此事宜與安東內斯庫商談多次。為了拯救羅馬尼亞剩餘的30萬猶太人的生命，各界正義人士進行了一系列英勇的行動。隨著戰爭形勢的轉折，以上努力的效果逐漸開始發揮出來。1942年11月，相關人士告知費爾德曼，政府打算將仍滯留在特朗斯尼斯蒂爾的50 741名羅馬尼亞猶太人遣返回國。在遣返行動終止之前，政府已准許10800名猶太人回到祖國。
西班牙：
從1940年至1942年，約三萬名猶太人以臨時居留者的身份，取道西班牙以便逃往他國。然而，到1942年秋天，當維希政府在德國佔領當局的壓力下，宣布終止向試圖進入西班牙的猶太人發放旅遊簽證，形勢開始惡化。而這一年底，當國防軍徹底佔領維希之後，更大批量的猶太難民再一次非法進入西班牙。面對大量無法及時遣返回法國的難民，西班牙政府只好建立了一些臨時性的收容營。在溫斯頓·丘吉爾及另一些同盟國首腦介入此事並進行私人調停之後，佛朗哥終於同意暫時不將滯留在這些收容營內的7 000至7 500名猶太人移交給德國。佛朗哥宣稱，只要同盟國支付給他相應的報酬，他就可以允許這些猶太人留在西班牙境內。此外，西班牙政府還同意一些救濟組織的成員來到西班牙，監督和照管猶太難民的生活。…………
生活在德佔歐洲地區的約四千名西班牙裔猶太人，往往能夠得到西班牙政府的特別外交保護。有些人甚至擁有西班牙護照。1943年初，德國外交部通知佛朗哥政府，令他必須在3月31日之前將這批人全部遣返回國。對於生活在希臘的西班牙裔猶太人，馬德里方面可將遣返最後期限推遲至6月15日。佛朗哥向納粹保證，他每次只允許一小部分西班牙裔猶太人進入西班牙，而且只允許他們將西班牙用作前往其他國家的中轉國。這就意味著，要想從別國進入西班牙，猶太人必須擁有第三國的簽證，所以，實際上只有約五分之一的西班牙裔猶太人擁有借道西班牙逃亡的機會。……………………從1944年夏天開始，西班牙駐布達佩斯公使館負責人安赫爾·薩恩斯·布利茲（Angel Sanz Briz, 1910—1980）與卡爾·盧茨密切合作，向猶太人發放「保護通行證」。在這座匈牙利的首都城市，布利茲還建立了八座西班牙領館下屬的庇護所，試圖暫時保證猶太人的安全。他聘請了一名叫喬吉奧·佩拉斯卡的義大利人，負責監管這些庇護住宅。
瑞典：
1942年12月3日，漢森首相要求瑞典駐柏林大使阿爾維德·里歇特（Arvid Richert, 1887—1981）通知德國外交部，「如果德國人決定將挪威境內剩餘的猶太人驅逐至別國」，瑞典「準備將他們全數接收」。[19]整個1943年1月，瑞典官員都不斷與德國人接洽、商談，致力於尋找途徑，拯救那些仍留在挪威的猶太人。
1943年初，柏林方面通知瑞典及同盟國，3月31日為各國遣返本國猶太公民的最後期限。1月26日，瑞典外交部法律部負責人、本國戰前移民政策的總設計師格斯塔·恩格策爾（G?sta Engzell）稱，瑞典將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援助那些希望重新回到瑞典的前公民及其家庭。不久，斯德哥爾摩向柏林發出警告：倘若德國人膽敢傷害瑞典公民——特別是在3月31日的截止日期之後，此類行動將嚴重影響兩國關係。瑞典政策的轉變，為900名挪威猶太人打開了國門，這一年晚些時候，又有一些丹麥猶太人從中受益。…………6月28日和29日，布達佩斯瑞典公使館向古斯塔夫五世國王（1907—1950年在位）遞交了兩封申訴信，懇請他儘力阻止德國人的驅逐行動。國王立即作出回應，並要求霍爾蒂將軍「採取措施，救援那個不幸的民族（指猶太民族）仍倖存的成員」。[22]霍爾蒂則告知瑞典駐布達佩斯公使館負責人卡爾·伊萬·丹尼爾森及其代辦伯·安哲，德國人將負責驅逐行動，自己對此完全無能為力。不過大約一周後，霍爾蒂就下令停止猶太人的運送，這一舉動就為接下來羅爾·瓦倫貝格的匈牙利任務創造了條件。…………雖然歷史學家的估計差別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為伯納多特的「白色巴士」遠征軍所拯救的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區的囚犯，約有2萬至3.1萬名，其中猶太人有5 000至1.1萬名。
梵蒂岡：
在大德意志帝國境內、在義大利、在其他納粹控制的歐洲國家，面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群遭受的殘酷迫害，梵蒂岡未能發動一場強大的道德運動予以抵抗。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羅馬教廷未採取行動幫助猶太人，也不意味著它曾試圖阻止羅馬天主教徒個人，向「大屠殺」受害者施予人身救援和道德支持。儘管如此，在各類書面作品和演講中，庇護十二世的確極少特別提到猶太人，他總是拐彎抹角、隱晦間接地處理猶太人和其他族群面臨的困境。在很多人看來，梵蒂岡方面唯一關心、唯一願意施予援手的族群，就是那些已經皈依羅馬天主教的猶太人。
…………
從1934年至1944年，安傑洛·龍卡利先後擔任駐土耳其和希臘的「羅馬教廷特使」。在這兩個國家，他都曾積極行動，為猶太難民提供了數千份受洗證明。當他最終於1958年登上教皇寶座之後，立即開始尋求各種方式，試圖填補羅馬天主教會與猶太民族之間深深的嫌隙。
二戰前期，曾經有一個國家，將大量猶太人送到了巴勒斯坦
《野蠻大陸》
戰爭同樣造就了某些絕無僅有而且難能可貴的國家行為，儘管面對著納粹的巨大壓力，但某些國家堅持救助猶太人。例如，丹麥從未通過反猶法案，從未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從未開除猶太公職人員。當丹麥民眾發現黨衛隊打算圍捕丹麥國內的7200名猶太人時，人們齊心協力把幾乎整個猶太社區秘密疏散到瑞典。
義大利民眾同樣抵制了任何驅逐猶太人的企圖，不僅在義大利本土如此，而且在義大利征服的地區也同樣如此。當黨衛隊要求保加利亞驅逐其國內的4.9萬名猶太人時，國王、議會、教會、學者、農民都堅決反對黨衛隊的措施。
實際上，保加利亞農民準備卧軌，以阻止猶太人被轉送出境。正因如此，戰爭期間，保加利亞是僅有的猶太人口有所增加的歐洲國家。
最後，還有某些個人，寧願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拯救猶太人。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比如德國工業家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早已天下聞名；但從1953年起，還有超過21700人被以色列政府確認為救人者。
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儘管對猶太人不乏偏見，但還是為猶太人提供庇護。例如，有一位荷蘭教士，坦率承認自己非常討厭猶太人，他認為「猶太人讓我受不了……跟我們非常不同，他們是另一個物種，或者說另一個種族」。但他還是因為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迫害而被逮捕，進而被關進集中營，他對此無怨無悔。
戰時和戰後，希望的種子絕處逢生，不僅為猶太人，而且為全體歐洲人帶來了希望。
蘇聯
補充一些蘇聯的內容。
列舉這些內容並不是想說只有蘇聯援助過猶太人，事實上，絕大多數同盟國——不管它們出於什麼目的——都在戰爭前後對猶太人進行了庇護、救助，這是不容否定的。列舉蘇聯的原因則是因為我現在手頭只有這些。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不久，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就宣告成立了，正式對外宣布則是在次年4月，隸屬於蘇聯情報局。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聯猶委會以宣傳蘇聯戰爭事迹、聯絡各國猶太人組織為主，其次還多次請求蘇聯對蘇聯國內外的猶太人進行援助。對蘇聯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貢獻，這一點即便是在數年後該組織瀕臨取締時也被當時負責審查的蘇斯洛夫所承認。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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