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造成這種局面恐怕也不是太史公所樂見的，多半還是修史的資料缺失所致。西漢時候的蜀地僻遠閉塞，與中原的文化交流相對較少。

司馬相如成名之前，中原人士中有誰會去關注這個來自窮鄉僻壤的年輕人有過怎樣的學習經歷呢？為史料所限，《史記》對傳主的早年經歷記載不明的情況時有發生。別說司馬相如了，就連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韓信，司馬遷都沒能在《淮陰侯列傳》中把他早年的軍旅生涯交代明白。公元前206年，籍籍無名的韓信突然被劉邦拜為大將。

可是在司馬遷的記載中，韓信此前連一場象樣的戰役都沒參加過，此後卻戰勝攻取，無往不利。這樣的「神話故事」就跟公元前138年司馬相如因《子虛賦》一夜成名一樣，都像是脫了頁的線裝書，前因後果完全斷了篇兒了。

讓我們再把話題說回到司馬相如身上。為《史記》作注的唐代學者司馬貞認為，秦宓說的那段相如東受七經的事迹正好可以補充《司馬相如列傳》的記載缺失。具體地說，就是下面這一段：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在這段記載中，「少時好讀書」和「相如既學」指向的該是兩段不同的學習經歷，不可以將「既學」誤認作是「少好讀書」。因為漢代學術極其重視師法。嚴格意義上的求學，必須要投拜名師，建立起學術上的師承關係。這跟自學成才根本不同。如果司馬相如不曾拜師，也就談不上「既學」（即畢業）。

再者，司馬相如少年時代喜歡讀書和擊劍，親長為他起名「犬子」。這很可能是誇獎他擊劍時身手敏捷——所謂「犬」，其實就是「劍」的諧音字。這意味著少年司馬相如的興趣所注乃在舞刀弄劍而非舞文弄墨。可是「既學」之後，他連志向都改變了。這位從前醉心於劍術的少年轉而崇拜起鼓唇搖舌的戰國名士藺相如來。從武行一下子跳到了文行，這顯然不是「少時好讀書」而是後來「既學」的影響所致。

司馬相如早年要是有過一段求學的經歷，他上哪裡去求學，又拜誰為師呢？司馬遷說不明白。班固也做不出有益的補充，但是《漢書·循吏傳》中提到了這麼一件事：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漢書·循吏傳》

蜀郡太守文翁曾經遴選了十多位本鄉子弟到長安求學。這些公派學生有的進入博士官學習儒家經典，有的分派到別處學習朝廷律令。幾年之後，學成回蜀，這些人就成了中原文化在蜀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種子。

秦宓和常璩都認定司馬相如是這十多位公派學生中的一員。他們的見解準確與否先不說，但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那就是司馬相如要想接觸到辭賦創作，就必須走出蜀地，走進流行辭賦創作的某個地域文化圈子，而漢都長安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

說到這裡，質疑者或許會提出疑問：既然學習辭賦是司馬相如來到長安之後的事兒，那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明確記載，相如以貲選為郎，到孝景帝身邊做武騎常侍，他學習辭賦創作會不會是從那以後才開始的呢？我個人私意以為，這種假設的疑點太多，很難成立。

其一，司馬相如既然志在仕途，而孝景帝又不好辭賦。那相如此時學賦豈不是畢其功於無用之地？

其二，公元前150年梁孝王入朝之後，相如隨他去了梁國。而據《史記·梁孝王世家》所載，梁王在京的那段時間「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射禽獸上林中」。皇帝和梁王的娛樂主要是遊獵，不見舉行文人雅集之事。景帝既然對辭賦沒什麼興趣，也不太可能與梁王一起舉行這樣的雅集。

如果司馬相如不是早就傾心於辭賦創作，對這個領域內的頂尖作者素有所聞，他怎麼可能被吸引到梁國去？難道他以天子近臣的身份私下結交諸侯侍從？那可是犯了大忌諱了。

其三，去往梁國之後，梁孝王以諸生之禮安置了司馬相如。這其實側面印證了司馬相如曾經入博士官做過弟子，否則梁王怎會以諸生視之？

其四，就在梁國的那段時間，司馬相如創作了《子虛賦》，而這是一篇代表著西漢辭賦創作一流水平的文章。假設司馬相如學賦乃在貲選為郎以後，距離他創作《子虛賦》也就只有幾年的時間。一個來自邊緣地帶，半路出家的年輕人才學了幾年辭賦，就一躍成為這個時代的頂尖作者。這就好比一個中國少年去巴西學了幾年球，你能幻想他的水平超越羅訥爾多嗎？

有鑒於上述這些疑點，完全否定秦宓和常璩關於相如東受七經的記述恐怕是有欠慎重的。至於他們和班固在文翁興教的時間上出現爭議，我更傾向於認為秦宓和常璩的記載並不是以《漢書》為據，可能別有流傳在蜀地的異聞作為藍本。至於兩派說法誰更可信？雖然《漢書》的記載的確要早於秦宓和常璩，但它也只是孤證而已。

如果我們相信司馬相如曾經東受七經，並在此過程中開始了他的辭賦創作生涯，那就意味著相如的辭賦應該接近於西漢京城長安的流行風格。

可要是這樣的話，生於長安、長於長安的孝武帝對京城文化圈如此熟悉，又怎麼會把《子虛賦》的著作權算在別人頭上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我們還得到司馬相如遊宦的梁國去繼續追尋。

如果司馬相如一直留在漢宮為郎，他筆下的辭賦該是一種怎樣的面貌？

我想，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妨參考一下賈誼的作品。這位已故的文帝朝作者正是司馬相如橫空出世之前，辭賦創作最傑出的代表。從賈誼留傳後世的《吊屈原賦》和《鵩鳥賦》來看，兩篇名作都還帶有非常明顯的楚辭的「胎記」，語句之中每見「兮」字為助，因此它們在文學史上又被稱為「騷體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賈誼生於洛陽，18歲便因文成名，年逾20又入長安為博士。他是浸潤在京城文化圈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作者，所以他的辭賦創作應該代表了當時京城文化圈的主流創作風格。

司馬相如遊宦的腳步要是一直停留在長安，那他多半會成為賈誼的徒子徒孫。但從今天保存在《昭明文選》中的《子虛》、《上林》兩篇代表作看，賈誼的影子已經蕩然無存。這些製作完全擺脫了騷體賦的痕迹，顯露出散體大賦的典型風貌——這才是後世交口稱頌的西漢雄文該有的模樣。

憑藉這些作品，司馬相如漸漸地蓋過了賈誼的聲望，取代了他在京城文化圈中的偶像地位，並最終坐上了兩漢文壇的第一把交椅。

能最終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司馬相如恐怕不得不感謝一位替他鋪路的前輩——枚乘。班固在《漢書·枚乘傳》中說：

（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漢書·枚乘傳》

公元前150年，司馬相如向孝景帝遞交了辭職報告，病免游梁。彼時的梁國，因為梁孝王雅好辭章，吸引了天下間一批最優秀的辭賦作者匯聚一堂，可謂文星璀璨。班固說，其中最閃亮的那顆明星就是枚乘。「乘尤高」——班固的這句話很容易被人當做泛泛之論而輕易地放了過去。但它其實大有推敲的必要。

人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對那些同為第一流的作者，我們要排出一個世人都能認可的座次往往是很難的。李白與杜甫，孰優孰劣呢？尚才情、好風度的人會力挺李白，遵法度、嚴體制的人必左袒杜甫。兩派坐而論道，一多半要吵得不可開交。

這其中的癥結就在於，臧否人物的時候，大家無法就評價標準達成一致。可班固言之鑿鑿地說「乘尤高」——枚乘是梁國文壇無可爭議的第一人。我們不禁要問，班固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究竟用了什麼標準來衡量枚乘的創作？枚乘的這個「第一人」的地位，是他生前就已經被天下人——或者至少是梁國之人——所公認的呢？還是班固以歷史學家的身份追認他的呢？

要說枚乘在生前就是天下公認的漢賦第一作者，恐怕有些勉強。就連班固也不得不承認，枚乘的成名並不是因為他的辭賦。《漢書·枚乘傳》說：

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漢書·枚乘傳》

枚乘生在淮陰，早年曾經做過吳王劉濞的郎中。因為這點淵源，劉濞起兵造反的過程中，枚乘曾經兩次去信規勸於他。劉濞不聽，執意發動七國之亂，最終引火自焚。而枚乘呢，他的名字卻鬼使神差地因為這兩封勸諫信的曝光而被天下人所知曉。

班固說，孝景帝為了嘉獎枚乘的耿耿忠心，特別任命他為弘農郡的都尉。可是枚乘此前在吳國和梁國一直做著清客上賓。陪王公親貴們吟風弄月，他倒是本色當行。那些個繁瑣複雜的吏事，枚乘其實是應付不來的。所以沒幹多久，他便託辭病免，重新回到了梁國。

枚乘的這份辭職報告不但對他自己的人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甚至對漢賦的發展歷史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一代名將總得有一場讓他揚名立萬的戰役，同樣的，一個作家要建立自己的社會名譽，也需要類似的儀式感。

什麼是儀式感呢？打個比方吧。從前民國時代的梨園行流傳著一句俗話，叫做「北平學戲，天津走紅，上海賺錢。」這是說一個學了京戲的小演員要想成為名角兒，他必須得穩穩地站在那方最閃亮的舞台上。

而對梨園行里的人來說，那方舞台就在天津。天津人看戲最內行，口味也最刁鑽。那裡號稱是藝人們最難過關的水陸碼頭，連伶界大王譚鑫培的兒子譚小培都在天津的舞台上栽過面兒。如果你能在這兒博得觀眾挑個大指，喝個滿堂彩，那就算魚躍龍門，成了梨園行里的角兒了。

和京戲演員類似，辭賦作家也有這樣一方舞台。只是辭賦不是京戲那樣興起於民間的藝術，而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宮廷文學樣式。既然走的是宮廷娛樂而非大眾娛樂的上層路線，辭賦作家要走紅，要博得社會的普遍認可，他最大的舞台除了在長安的未央宮和上林苑，還能在哪裡呢？

枚乘的遺憾也正在這兒。當他的創作臻於鼎盛的時候，未央宮裡端坐著的是孝景帝，一個不好辭賦的皇帝。景帝任命枚乘作弘農都尉，而沒有將他延入未央宮，命其隨侍左右，正說明孝景帝不過把枚乘看作一個能夠忠心幹事的臣僚，並不覺得這個淮陰人會碼字兒有什麼了不起。

枚乘不願接受這樣的安排，辭職返回了梁國。這使得他一生的足跡南不過吳，北不逾梁，影響力始終偏於大漢帝國的東南一隅，至於那方最輝煌的舞台，遺憾，枚乘從來沒有站上去過。

可是枚乘雖然沒有站上去，卻無心插柳，把後來人推了上去。

班固說，孝景帝任命枚乘作「弘農都尉」。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載，這個官職從前的名稱其實是叫「郡尉」的。改稱「都尉」，始於公元前148年。而這時，在長安坐等接替大寶的嗣君已經是劉徹了。孝景帝劉啟雖然不欣賞枚乘的創作，但他的兒子劉徹卻對枚乘醉心不已。《漢書》載：

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

——《漢書·枚乘傳》

孝景帝駕崩。劉徹剛一繼位，便忙不迭地命人請枚乘入京。可惜這早晚枚乘已經老態龍鍾，一把老骨頭禁不起長途顛簸，沒到長安就散了架。枚乘不幸中道亡故，孝武帝仍不甘心，還在繼續尋找他的衣缽傳人。直到建元三年，武帝讀到了那篇《子虛賦》，感嘆說：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雖然司馬遷和班固都沒有說明孝武帝口中的「此人」為誰，但武帝如此言之鑿鑿地認定他已作古。從這個的口氣看，極有可能，孝武帝把這篇《子虛賦》當成了枚乘的遺作。可是武帝沒有想到，就是這篇文章讓他獲得了第二個「枚乘」，而此時，這個叫做司馬相如的枚乘傳人就蟄伏在蜀郡。

枚乘不是賈誼那樣從京城文化圈裡成長起來的明星，他一生中的大多數時光都留在了梁國。這裡從前是莊子的故鄉，漢時是游士匯聚的所在。莊子散文的汪洋恣肆，游士們那種帶有縱橫家遺風的華美辭藻共同滋養了枚乘的創作，助他寫出了散體大賦的定體之作——《七發》。而在相如游梁之後，《七發》又進一步孕育出了相如的《子虛賦》。

沒能在枚乘的身上一償宿願的孝武帝把他對辭賦的鐘情統統投射到了司馬相如的身上。這位散體大賦的第二代作者仰仗著枚乘的餘澤，終於順利地走進了未央宮，站在了那方最輝煌的舞台上。從此以後，賈誼和騷體賦的時代落幕了。枚、馬一路的散體大賦牢牢地佔據了漢朝的宮廷。

那個堅稱「乘尤高」的班固，認真說起來也是枚、馬二人的私淑弟子。今天收錄在《昭明文選》第一卷第一篇的《兩都賦》，正是班固按照枚、馬的遺法創作的散體大賦。無怪乎班固要自信滿滿地堅稱「乘尤高」——他並不是在說枚乘的創作水平在生前獲得了最高的讚譽，而是說這些作品代表著漢賦未來的發展方向。

只是啊，人生的機緣巧合有時真是太戲劇化了。枚乘雖然作了散體大賦的開山鼻祖，遺憾卻在踏進未央宮的前一刻駕鶴西歸，鬼使神差地成就了司馬相如的賦聖之名。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M]；

王先謙《漢書補註》[M]；何一民、崔峰《司馬相如與文翁關係再辨析》[J]；劉南平《司馬相如「東受七經」考》[J]；劉開揚《三談司馬相如生年與所謂「東受七經」問題》[J]；王增文《論散體大賦生成於漢景帝時期的梁國》[J]。

本文系晉公子原創。已簽約維權騎士，對原創版權進行保護，侵權必究！如需轉載，請聯繫授權。

歡迎分享轉發，您的分享轉發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

— THE END —

節錄自「知乎」專欄——「晉公子讀《史記》」

---

在上秦漢文學專題時教授的課件對司馬相如只是潦草帶過，對枚乘，賈誼，班固，張衡，司馬遷都用了較長的篇幅來講，如果說兩漢文學的最高成就者，感覺司馬遷應該更勝一籌，但司馬相如對兩漢的賦作一定是具有影響力的。

---

你忘了司馬遷嗎？

---

謝邀。

這個問題很有主觀性哇，不是漢文系的，就不給學術性回答了，個人看法吧。

司馬相如當然作了好多好文章啊，詞藻令人心驚，鋪排精心，遣詞造句都讀來爽如喝維他檸檬茶，很是對我這個喜歡大場面的胃口。

不過私心裡推的是賈誼。

賈誼的文章雖然沒有司馬相如那麼華麗麗，但是也足夠頓生豪氣，在博物館做志願者，講解時候日常引用賈誼的文章，念出來都極享受。賈誼的文章也用排列用對仗，但不過度，沒有迎面而來的密集詞藻，但讀起來卻朗朗上口，背起來也很快。同時，不是單純的歌頌或是抒情，而是有他的個人看法想法在裡面，就這一點我還是推賈誼。

---

不一定，但他是現純有的漢賦創作成就最高的作家。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張衡和揚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私心以為，兩漢的文學家裡，張河間作品的文學性是相對比較強的。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