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五條人獻給這個世界的禮物，是牙疼時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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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卻如此之大。」 2009 年，五條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縣城記》後，當時的一位樂評人對這張專輯評語如是說到。

但彼時還沒有許多人進入到五條人歌里所描繪的那個世相，直到十一年後的夏天。

2016 年 6 月 5 日，廣州大雨。鷺江商貿樓二樓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練。

這是一間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沒有窗。阿茂擰亮夾在架子上的閱讀燈，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牆壁工整地釘著紅白藍三色橫條紋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裝修。起初他們買來隔音材料貼在牆壁上，「估計甲醛超標」，阿茂說，「裝完後屋裡臭得進不去人。」

這二樓原本是個大排檔，每個小屋都是個鋪位。大排檔倒閉後，鋪位被改建成聯排單間，不少廣州搖滾青年租來做排練室，月租一千元。

雨打在鐵皮屋頂上，造成紊亂的鼓點。吉他、貝斯、鍵盤、手風琴、鼓和音箱站著，效果器攤在腳邊，音頻線整齊地掛在牆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擺好架勢。此時屋裡剩餘的空間大概還能容下一隻貓。

「他是個畫畫的，他是個畫畫的，手筋斷了你讓他怎麼畫啊？」（《走鬼》）合著雨聲，抱著吉他的阿茂在唱。他們的現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後面的凳子空著。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風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槌加上一串鼓點——在結尾，他乾脆將鼓錘丟向他夠不著的軍鼓，補齊最後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絞成粗麻繩，不管不顧地澆下來。一個濕漉漉的青年背著貝斯在走廊上經過仁科和阿茂。他們同時丟掉煙頭，相互點頭問好。隔壁是個重金屬樂隊，阿茂笑眯眯地介紹道，這裡隔音太差，「他們一開始排練，我們就只能休息了」。

2009 年，一張名為《縣城記》的唱片讓人們認識了這兩個用海豐話寫歌唱歌的青年。初版《縣城記》的 CD 裝在大信封里，信封內還有個戶口簿，紅色封面一本正經，內有仁科和茂濤（阿茂）的履歷和照片——仁科細瘦，阿茂精壯，兩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詞印在一張假報紙上，「縣城記」三個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他們的音樂古怪而才氣橫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綻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條人」被譽為「廣東民謠音樂圈最大的驚喜」。

「條」在粵語中常被用為量詞。名為「五條人」，《縣城記》出版時，這個樂隊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計兩條。關於樂隊名字，仁科有各種各樣的說辭，最為文藝的一個是，這個名字出自杜可風的電影《三條人》。

看《三條人》是在 2005 年，那時十九歲的仁科和二十四歲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廣州 138 個城中村裡最大、歷史最長的。它位於繁華的天河區中部，周圍是 CBD 的高樓大廈和商業街。進得寫著「石牌」的牌樓，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裡走，視野驟然收縮，目光所到之處全是樓。樓與樓之間距離不足一米，開窗便能貼面，當地人稱石牌村的樓為「接吻樓」。抬頭，密密麻麻的樓群之上不見天光，樓與樓間，一百多條羊腸古巷網羅無數商鋪、小飯館、燒烤攤、理髮廊、診所、修鞋鋪、碟片店、租書店、成人用品商店……這裡的空氣滋味曖昧，混雜著花香，飯菜香，泥土氣，汗味兒，還有各種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兒。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內住著五萬多人，人均居住面積 1.3 平方米。居民絕大部分是外來戶，他們之中有學生、IT 從業者、「走鬼」（擺地攤）的小販、作家、酒鬼……當然，還有音樂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時候，廣州音樂人王磊寫過一首《石牌村》：「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天剛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陽是希望，白日夢緊張。」來到廣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進了石牌村。大半年後，仁科一個人租了個月租三百的單間，有時候他會在六樓的天台上俯瞰這個城中村落，彈著吉他唱歌。

2006 年，盤古樂隊的前貝斯手李文楓作為監製，將仁科這個時期的作品收錄進仁科的第一張個人專輯《春就很好聽了》。李文楓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後的夏天，石牌村傳來消息，改造計劃又一次被推遲了。雨下起來的時候，池氏大宗祠的門口南方花朵開得恣意，年輕的姑娘撐起了雨傘，看宗祠的大叔們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戰。接吻樓的牆壁上，房屋出租廣告仍然貼得里三層外三層。

仁科和阿茂結束排練的時候，雨已是尾聲。他們斯文的牛仔褲和帆布鞋都還乾乾淨淨的。阿茂將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擺手召車，回他大學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著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歡走路」，他說。

在博爾赫斯書店，仁科買了一本吉爾·德勒茲的《電影 I：運動—影像》。他熟練地在扉頁上蓋上博爾赫斯書店的鋼印。收款台旁邊的書架上擺著菲利普·圖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設計的。其中一本《急迫與忍耐》的封面上，一個人安詳地躺在遠去的公共汽車旁，雙手放在胸前。仁科說他是這幅畫的模特。

仁科雙子座，他說自己眼下 29.7 歲，還沒有人到中年的感覺。來了廣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著路過的學而優書店，他說他有打折卡。又指著不遠處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說他每天都去酒店裡只對賓客開放的泳池游泳。「我有辦法」，他平和地解釋。雨已經完全停了，他決定散步回家。夜幕降臨到廣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燈，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魚。

仁科生於 1986 年，阿茂生於 1981 年；兩人都在少年時期隨家人遷居到海豐。

2003 年，阿茂已到廣州兩年，靠賣打口碟為生。從中學開始，他就在聽哥哥大茂從廣州帶回的唱片，國內的崔健、祖咒、舌頭、盤古；國外的平克、槍花、涅槃；各大牌搖滾樂隊還有港台音樂，阿茂混起來，什麼都聽。開始賣碟之後，他也聽自己進的貨，除了英文唱片，還有阿拉伯語的、法語的、西班牙語的，各種小語種都有。剛開始寫歌時他用普通話，歌詞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類。

忽然有一天，在買菜的路上，阿茂哼著一個旋律，發現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豐話唱了出來。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個朋友網名「區區 500 元先生」。500 元先生比阿茂大四歲，當時在海豐中學當美術老師。有一次在廣州，阿茂跟 500 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寫的海豐話歌曲，說打算在街頭唱著玩玩，500 元先生聽了說，那乾脆搞個大型的，聯繫一下其他有寫歌的本地人，搞一個「首屆海豐原創音樂會」。

那個時候，仁科十六歲，在工藝美術班裡學畫畫，老師告訴他，拿畢業證要交五十塊錢。他說：「還要五十塊？那我不要了。」聽到「海豐原創音樂會」的消息，又聽到 500 元先生說「只要是自己寫的歌就可以參加，什麼歌都行」，仁科馬上躲進房間去練吉他。

報名來參加音樂會的人不少。演出場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門口，當時文化局的領導說，過年做這種活動是人民喜聞樂見的好事，節目可以搞得豐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詞要交上來審查。有一首歌叫《海豐雷鬼》，某領導看了說：「過年過節的，雷鬼這兩個字看著很不吉利，改個名字。」500 元先生告訴他，雷鬼嘛，就是海豐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詞的歌 500 元先生就現場瞎編歌詞，或者寫「純音樂」，報上去。

大年初三，海豐原創音樂會如期舉行。海報是 500 元先生和朋友們用廣告顏料手繪的，貼得滿街都是，像牛皮癬；音響設備也是 500 元先生四處搞來的。文化局的老式樓大門寬敞，門口兩隻大柱子，幾級台階，台階上就是舞台。怕社會上的人搗亂，公安局還派來一隊人坐鎮。

文化局在海豐的主幹道旁邊，趕上過年，路過的年輕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車、小孩貓狗，聽見熱鬧，又發現免費，都忍不住停下來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番禺一所學校的宿舍里寫的歌，唱完之後全場興奮地一起高喊，還有觀眾衝上舞台一起唱。500 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過年，要不然被人舉報我們就慘了」。《高等教育》唱完，觀眾大聲問：「怎麼樣快演完了吧？後面還有沒有？」一邊吵一邊往台階上擠，包圍著舞台的圈子越來越小，觀眾和演員混在了一起，幾乎面貼面，場面極為混亂。在阿茂後面上台的仁科看著，心想這還能演嗎？——500 元先生一把拉過他說「到你了，趕緊去！」

這場音樂會讓仁科認識了阿茂。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是一場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陣子，仁科不上學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畫畫彈琴，還有就是跟一個神秘的朋友聊天。

謝邀。

陳炯明，中華民國時期廣東軍政首領，粵系軍閥。字競存，廣東海豐人。

真.無產階級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