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守中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樣嗎？
很難用一樣或者不一樣來回答，應該說是「似是而非」吧。舉個例子，一個人說羊有四足，另一個人說羊有生命，這倆人說的羊是一樣嗎？只能說是言說、觀照的方式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老子、儒家的說法，與此類似。
《道德經》裏很多看起來像是否定儒家思想的話，實際上並非「否定」，更像是「批判」。
比如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儒家是提倡仁義的，在老子看來仁義卻並不是一種多麼高端的東西，那麼是否可以說老子的學說否定了仁義呢？
並不是，他只是講，和「仁義」相比，社會的運行還有一種更加理想的狀態，就是大道。那麼假如君王把政治目標錨定在「仁義」上，顯然不是最優的，只能演算法乎中而僅得其下。
儒家表述和老子的表述有很大不同。儒家是清晰化的，傾向於告訴人「某某是好的，因此你要那麼做」，老子極少這麼說，他只會告訴你某某是不好的，不完善的。當老子說「某某是好的」的時候，反而給人一種語焉不詳的感覺，因為這時候他說的「某某」，到底是什麼，讀者都深感費解。
《論語》開篇就講，學而時習之。高度讚揚學習的重要性，為什麼要學習？很簡單，因為你的面前有一個「好而清晰的模範」，君子可以通過不斷的學習而達到之。另一個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同樣也是上來就勸學，「學不可以已」，學習不但能移風易俗，還能夠自我升級，讓人完成由惡向善、由矇昧到文明的轉變。
舉凡「仁」、「義」、「禮」，都是一種非常明晰的事物、標準、規範，是許諾可以通過反覆練習可以抵達的境界。儒家先賢靜態地看到，這是好的，然後告訴你，去做吧。
老子則不然。閱讀《道德經》你會發現，老子反對的並不是這一個個「具體的好」，他反對的是「靜態地看」這種思維方式本身。
老子表示，「物壯則老」，任何事物都是存在於一種發展狀態中的，並且必然導向其獨有的消亡。
如果你要推崇仁，你將獲得的並非只是簡單的「仁者愛人」，而是關於「仁」的一切，包括那些因為倡導仁而障壁心靈的消極力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並非是「仁」不好，而是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對。怎麼辦呢？老子認為，我們應該回到事物的原初，回到討論發生的原點，也就是：道。
那麼什麼是道呢？這就又指向了一個不可討論的討論點，它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是很難以對象化的，請注意老子的表述方式：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在儒家那裡，對象和名稱是高度清晰化的，仁就是仁，義就是義，再微小的差異，也可以通過命名定義的方式將之區隔、切片，做一種靜態的把握。老子不然，他表示很難去定義自己言說的對象，面對我們要討論的東西，一句話不說是最好的，非要說，那我不妨把它叫做「道」。什麼是道，你不理解？那我們可以再命名，把它命名為「大」，為「逝」，為「遠」，為「返」。
這種滑動著的命名，意義何在？
實際上是反應了言說的困境。老子的做法既不是簡單地命名河流，也不是掉頭不顧，他是跳進一條河裡，分別在河的上游、中游、下游進行觀察、測量、描述，以求最終能夠給讀者提供一個完整的圖景。
明白了這種言說、觀照方式的區別，實際上也就明白了老子的「守中」與儒家「中庸」的區別。
惜字如金的年代裡，儒家不厭其煩地長篇大論，弄了個《中庸》，去解釋何為中庸之道。
其邏輯大約就是：祖宗們長期實踐發現，中庸是好的。我們要繼承。那麼什麼是中庸、怎麼去繼承呢？根據某某的說法，中庸就是什麼什麼，如何如何做才能達到這種狀態……
如果仔細看前面關於仁義的解讀你會發現，儒家對於中庸的處理也是一樣的，「先賢們看中庸是好的，就把自以為是中庸的東西拎出來，進行繁複的名物釐定，後世子孫傳之不殆」，這個中庸，勢必是靜態的，並且隨著學術的傳承，勢必要走向更進一步的繁複與瑣屑，以至於發展到後來，一句非常簡單的話都需要各種標註、轉注，以及對標註、轉注的標註、轉注……最終就是大言炎炎，漫無邊際，令人摸不著頭腦。碰到朱熹這樣的大拿，這種具備極強的思維穿透力的大哲學家，終於在繁複和瑣屑之中抓到了根本，然後啟示錄一般地告訴你：中庸就是不偏不倚，去做吧。
熟悉儒家典籍的朋友肯定還讀過另外一句話，與此類似：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語出《尚書·大禹謨》，又叫儒家十六字真傳，說得其實還是中庸的思想，更多是從體驗上去把控。就言說的方式而論，這一儒家思想，卻近乎老氏的表述。
說完儒家再說老子，老子的守中是什麼呢？
是沉默，是昏冥，是返璞歸真，是「動態的靜觀」，是「玄德」，是一種「毫不造作、發則必中」的高度覺知的狀態：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和儒家不同，老子一開始就明白了言說的困難，並在面對宇宙時，採取了一種謙卑而狡黠的姿態：
我不去正面說，我去打比喻，去暗示，所謂「曲則直，枉則全」，我通過一種「間接路線」，來保障認知的鮮活性。
老子的「守中」，顯示出一種認識活動在語詞領域的撤退，這種撤退並非認識能力的倒退，而恰恰是超前，充滿了後現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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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但不一樣。
《易經》認為，物極必反，
所以「中」纔是最好的狀態，
而儒、道兩家都是受到《易經》的影響。
可謂是同出一源，但是兩家又走出了不一樣的路。
道，講究「無為」，老子的思想很複雜，有一種以「無為」之心做「有為」行動。
守中，是一種虛實不明的狀態。
儒，講究「有為」，「中庸」是儒家的最高追求，最高的道德狀態。
包含有認知與實踐的統一性，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其中一種最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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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另一個回答，那是另一種理解，但是這種理解偏個人感性、分敵我階級。
第一種說法是易中天老師說的
這是他個人的理解，不能作為標準。
首先，老子在孔子前還是後，考古也沒一個準。
然後，假設老子真的為了反對儒家，
那為什麼要騎牛出函谷關，
在關尹的請求下才寫《道德經》呢？
如果老子真的是反對、諷刺、批評儒家，
就應該在出關前，
就把書寫出來，廣而告之，
然後再出關，逃之夭夭啊。
動機和行為對不上。
第二種說法是魯迅說的
當時的情況是打倒孔家店，先進知識分子與舊社會讀書人決裂，有明確的階級鬥爭，
知識分子為了使社會進步，不得以用一種方式，把舊社會的一切都要埋葬。
但是這一切都不是客觀的，而是抱著某種目的，強行抹黑，來毀滅敵人的做法。
而當時有時代的侷限性，
不能說魯迅不對，只能說時代如此。
現在社會已經進步了，
那我們就有必要用一種更客觀更科學的角度去理解。
儒家盲目一棒子打死或者抬高膜拜都是不對的，
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辯證法看待和學習。
不一樣。
《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裡的「守中」其實是無為。老子認為天地之間事物的運動變化自有其規律，不能人為的去擾亂它。老子見風箱中空而鼓動必有反力，愈鼓動而風愈大(當時人是不知道空氣的存在的)；天地之間也一虛空，愈鼓動而愈亂，所以不如守中不動，則天下自然安寧。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不言之教」的思想。
《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不是折衷主義者，只是根據形勢變化或狂或狷，或進取或不為。所以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庸就是平常。綜合這幾點來看，中庸之道是理性的，大眾化的。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指一個合乎於普通人的理性的行為標準，不對人提出超出現實的要求。
老子的守中是未發之中，是無為之最高境界
儒家的中庸是發而中節，是有為之最高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中庸被庸俗化了，指代做什麼事都不好不壞不上不下，搞大忽悠之類的。這並非中庸的本意。這也是魯迅批判的所謂的中庸。
再補充，單講「中」，應該是一樣的就是終極的主觀能動性。守中就是守住這最高主觀能動性。中庸就是發揮這主觀能動性。兩者也是相互聯繫的，不去發揮這主觀能動性就不能守中，不守住這主觀能動性就不能中庸。
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就是最高境界。莊子稱之為逍遙遊。
不一樣。
老子在道外，守中，就是守道。
儒家的，是在道內，中庸，就是與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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