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以後的日本天皇在對唐交往時使用的是什麼稱呼呢？西嶋定生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指出，日本遣唐使的國書的開頭寫的是「日本主明樂美御德」，而「主明樂美御德」（主又作須、壽）就是天皇一詞的訓讀「スメラミコト」的萬葉假名。這種偷梁換柱的方式，一方面保全了日本的國體，不致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又可以逃避「僭稱」之咎。因此，我們從中國方面唯一保存下來的唐代對日國書——張九齡《敕日本國王書》中可以看到，唐朝皇帝對日本君主的稱呼是「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換言之，唐朝把主明樂美御德理解為日本君主的名字（也可能是遣唐使故意這麼說），而在傳統天下秩序下，「皇帝」在理論上只能有一個，所以唐朝方面自然把日本君主的稱號設定為「國王」，於是就產生了這種奇妙的稱謂。打個比方，假設一下拜占庭帝國像日本那樣漢化並與唐朝往來，或許史料里就會出現「皇帝敕拂菻國王波悉力」（承蒙 @Chris Chou 提示）。

此外，日本對渤海、新羅的國書還是用的是「天皇」，如「天皇敬問渤海郡王」、"天皇敬問新羅王」。但這只是日本史書的記載，由於這兩國沒有留下相關記載，所以我們無法得知送到兩國君主手中的國書是否還寫著「天皇」，或者他們如何看待「天皇」一詞。

到了宋朝，雖然日本進入消極外交時期，停止與東亞大陸的政治往來，不過其君主在中國皇帝面前照樣叫「國王」，茲引一段《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的史料：

（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日本國僧楓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楓然言其國王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世官。上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祖父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寃，未嘗敢自暇逸，以田遊聲伎為樂，冀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因賜楓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這段記載日本求法僧楓然介紹日本君主「萬（64）世一系」，而剛統一中原、苦心於趙氏王朝長治久安的宋太宗則表達了對這個王統綿長的「島夷」的羨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求法僧或其翻譯也不得不稱日本天皇為「國王」，甚至還虛構天皇姓「王」。到了元代，我們都知道忽必烈寫給日本的國書為「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明代雖然也有「日本國王」之稱，但先是指日本南朝的實力者懷良親王，永樂以後用於冊封足利義滿以降的室町幕府征夷大將軍，以及萬曆年間的豐臣秀吉，此時的「日本國王」已經用於指代幕府將軍（江戶時代改稱「日本國大君」），包括中國在內的外界跟日本打交道都是與「日本國王」或「日本國大君」身份的幕府將軍，所以不用苦惱於如何稱呼已淡出外交舞台的天皇了。

順便提一下，以上說的都是官方的外交場合，通過商人和僧侶為媒介的中日民間往來，古代中國還是知道日本的「天皇」稱號，比如《宋史》的日本傳就明確記載了歷代天皇號，而明人羅曰聚所撰《咸賓錄》也記載「彥瀲尊少子神武天皇遷都太（大）和州疆（橿）原宮，其後王遂以天皇稱」，但在中國的傳播範圍總體來說非常有限。

關於近代日本的「天皇」稱號問題，在1935年（昭和10年）11月日本外務省條約局第一課所撰的調查報告《關於「天皇」、「皇帝」稱呼的資料》中對其來龍去脈有詳細的梳理，以下內容主要依據這份報告展開。懂日語又不想聽我啰嗦的知友可以直接看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原檔案：

幕末日本依然延續大君外交，直到「大政奉還」為止。「大政奉還」在外交上的意義就是讓天皇重新登上外交舞台，作為日本對外的代表。「大政奉還」後，日本朝廷對法、英、普、荷、美、俄駐日外交代表發送如下內容的文書：

日本國天皇、告各國帝王及其臣人。向者將軍德川慶喜請歸政權，制允之，內外政事親裁之。乃日從前條約，雖用大君名稱，自今而後，當換以天皇稱，而各國交際之職，專命有司等。各國公使，諒知斯旨。——慶應四年戊辰正月十日。

當然，外國人更在乎的是當時的天皇能否有效統治日本而不是「天皇」、「大君」這類稱謂。但不管怎樣，自明治維新伊始，日本君主就以「天皇」作為對外稱呼。但既然稱號從「大君」升格為「天皇」，就不能再沿襲「大君」時代那樣稱呼別國君主了。在元首稱呼上怎樣才能不失國格又不致外人抗議呢？針對這個問題，日本外務卿澤宣嘉於1870年6月5日擬定了日本君主對外稱呼的三種方案：

1. 日本君主稱「主明樂美御德」（來歷見前文），其他國家君主按其稱號原音之片假名書寫。
2. 日本君主稱「天皇」，其他國家君主稱「皇帝」，理由是「天皇」之稱為日本所獨有。
3. 日本君主稱「皇帝」，依據是《大寶令》有一條「天皇，詔書所稱；皇帝，華夷所稱」（澤宣嘉是把「華」解釋為「漢土」即中國，實際上在古代語境下是指日本本國）。

明治政府選擇了第二案，同年8月的《外交書法》中正式規定「我天皇之尊稱為大日本國大天皇」，「我國稱呼各國君主，無論其國之尊卑，皆以大皇帝稱之，採用共和政治如美利堅、瑞士等以大統領稱之」。所以明治初年基本所有外交文書都使用「天皇」一詞（只有個別私信偶爾稱天皇為：「皇帝」，如明治元年三月十七日二品熾仁親王致英國公使函）。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在接到明治政府選擇第二案的消息後，要求日本把即將在色當被俘的拿破崙三世翻譯成「天皇」才算對等，日本以「天皇之御稱呼為我國皇道所關」為由予以拒絕，可見日本是多麼重視對內外誇示「天皇」之號。

這套對洋人行得通，但在與中國和朝鮮這種「同文國」的交涉中就例外了。朝鮮另當別論。日本稱「天皇」首先就在清朝面前碰了壁。《外交書法》出台不久，日本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大正天皇的舅舅）就帶著《日本國清國條約草稿》來華，請求與清朝簽訂修好條約、建立近代邦交。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清政府決定接受日本要求，與日本展開締約談判，李鴻章先讓他的屬下津海關道陳欽研究日本約稿。可剛打開約稿，陳欽就傻眼了，約首赫然寫著「茲大日本國天皇、大清國皇帝切冀尋其舊誼……」。同治朝的大清確實不行了，也早已捲入了西方那套的條約體制，既然接受了日本締約建交的請求，就不能再搞傳統天下秩序那套自居天下共主、把日本天皇貶為「國王」，但再怎麼也不能稱為「天皇」，這實在是欺人太甚啊！於是在清朝方面的修正案里，毫不留情地刪掉了「天皇」一詞，只保留兩國國號。

（順便提一下，陳欽是很重視名分的人，他「平居發憤則曰：『吾生平所深恨者有二：同治二年，俄使來換約，稱其主大皇帝，吾力與之爭，俄使將屈矣，會疾作在告，而俄人竟稱大皇帝。又嘗與俄人辨西北地界，吾力持之，乃以他變，故不果行。此二者，吾之所深恨也。』」可以想像他看到「天皇」二字時的內心有多少羊駝奔騰……）

等日本派出伊達宗城使團正式議約時，發現清朝刪除了「天皇」，覺得有辱國體，非常不滿，向清朝抗議。清朝方面回復如下：

粵稽上古，我中國已有天皇氏為首出神聖，後世皆推崇，莫敢與並，今查貴國與西國所立各約，稱謂不一，而中國自同治元年定約者十餘國，皆稱君主，即布國（普魯士）亦然，應謂擬尊稱以避上古神聖名號，否則唯好僅書兩國國號，以免物議。天地開闢以來，往古記載之初，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之稱，謂之三皇，其次則有五帝，自帝降為王，則夏、商、周三朝俱稱王，亦謂之三王，及周之末造，各國爭雄，雖諸侯亦稱王稱帝，至有所謂東帝、西帝者，至秦始王自以為功蓋三皇，德過五帝，遂並稱為皇帝，此乃歷代帝王尊稱之始，若天皇之稱，考古之聖帝名王，亦不敢與之並稱，是以皇帝二字，雖異代猶同此稱，而天皇則往古未聞沿襲，在身為帝王尚不敢以此自居，而凡在臣民尊其君者更可知矣。我朝敬天法祖，於郊禘之禮，祝版尚須抬寫天字，則不敢以天皇待鄰邦之君，更可想見。則天皇二字不通行於天下者如此。

總之，身為「天子」、敬天法祖的清朝皇帝無論如何也不能用「天皇」這一「上古神聖之號」來稱呼日本君主。當然其中也有錯誤，比如說自古沒人用「天皇」，唐高宗就用過。日本也以此為由來反駁，說貴國歷史上的唐高宗不也叫過「天皇」嗎？最後主張「我國自稱曰天皇，貴國回曰天皇、曰皇帝，兩從其便」，也就是互不干涉對方稱呼。即便如此，李鴻章還是強調「惟彼所力爭而固執不化者，條規開首必欲我皇帝與該國天皇並稱……假如前一條依其說，則是中國約章刊列彼主非常之尊號，將來可以徵信於史冊，目前更可以陵轢東洋、誇耀西洋，而彼得獲其名矣」，因此在取消「天皇」的問題上毫不鬆口，堅決拒絕日本要求，其做派堪比24年後坐在他對面的伊藤博文（請參照：「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過程中的遇刺事件迫使日方在談判中讓步」這一段歷史是否屬實？）。伊達宗城迫於無奈，只好接受清朝方案，最後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里並未列出兩國元首。條約里可以不寫元首，到了1873年交換批准書時，就不能不提元首了，在批准書里，日本君主的稱號首次以「大日本大皇帝」登場，同年日本致義大利國王的國書里也使用「日本國皇帝」。

總之，自從交換《中日修好條規》的批准書以後，日本君主對外稱呼就由「天皇」改為「皇帝」（只有1875年日美郵便稅前拂條約用「天皇」）。1885年制定《皇室典範》和《大日本帝國憲法》時，雖然明文規定日本元首稱天皇，不過伊藤博文專門補充道：「皇室典範及憲法用天皇之稱，乃因襲先王之遺範者也，既成定製，嗣今法文總用天皇之尊稱，此乃理所當然，但外國交際文書除外」。於是「對內稱天皇、對外稱皇帝」的原則就被正式固定下來。有一個例外，就是勛記，雖屬內政但也用「皇帝」稱號，1884年賞勛局正式規定勛記上的元首稱呼為「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帝祚之日本國皇帝」。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賞勛局總裁不是別人，正是1871年與清朝官員辯論「天皇」問題的日本談判代表之一——柳原前光，不能不說他當年的體驗對這種規定的制定有所影響。

由此可見，《中日修好條規》正是迫使日本修改元首對外稱呼的契機。《關於「天皇」、「皇帝」稱呼的資料》對此總結道：

總而言之……與支那以外諸國之間的君主稱呼問題，雖然以所謂第二案暫時解決，但其認為只有我方才用「天皇」的稱呼，而如果諸外國知道支那也有「天皇」之稱的話，那麼第二案的論據就已經不成立了。反正，既考慮到與這些外國之間的關係，又考慮到同文國清韓兩國的關係，我國對外不使用「皇帝」稱呼的話，終究還是難以指望根本的解決，這個念頭恐怕就是吸取上述糾紛（指中日圍繞「天皇」稱號的爭議）的教訓後給當時政府的腦海中留下強烈印象之所在。

這段史料里，解釋「天皇」一詞並非日本獨有，萬一西方人知道了就不好了（西方人可能就會要求日本翻譯自己國家的君主為「天皇」以示對等，像1870年法國要求日本的那樣）。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維新之初的日本國力不足，雖然可以欺負琉球、朝鮮，但還難以與清朝正面對抗，對西方就更慫了。其實縱觀整個《中日修好條規》的締結過程，清朝始終掌握主動權，貫徹了自己的意志，迫使日本放棄了最惠國待遇、內地通商權等特權，伊達宗城回國後也遭到撤職處分，不滿《中日修好條規》的明治政府多次請求修約而未能得逞。放棄「天皇」稱號，只是令明治政府欲求不滿的眾多讓步之一罷了。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日本君主對外稱呼由「天皇」改為「皇帝」完全是被動地屈從於中國。畢竟在中日談判之前，明治政府也考慮過對外稱皇帝的方案，並且有《大寶令》中「皇帝華夷所稱」的歷史依據，所以從日本方面來講也不失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因此，在甲午戰爭宣戰詔書以及《馬關條約》中，雖然日本挑戰並打敗了當年堅決反對「天皇」稱號的清朝，但日本天皇依然稱「皇帝」。話雖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中日修好條規》交涉時來自中國的壓力無疑是日本天皇對外放棄「天皇」、改稱「皇帝」的關鍵原因。

「對內稱天皇、對外稱皇帝」的原則一直持續到昭和初年。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極度膨脹，要求正名國號、元首號（國號統一為「大日本帝國」，元首號統一為「天皇」）的呼聲隨之日益高漲。1934年（昭和9年），樞密院書記官長村上恭一要求對外恢復「天皇」號，外務省認為沒必要遽改慣例，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翌年10月，樞密院顧問原嘉道寫了一篇名為《關於我國元首陛下的稱號》的長篇意見書，強烈呼籲對外恢復「天皇」號。這次外務省不得不慎重對待，於是就有了《關於「天皇」、「皇帝」稱呼的資料》這份調查報告。弄清來龍去脈後，外務省終於認為對外稱「天皇」已毫無障礙。1936年4月18日，日本各大報紙正式登出了「對外文書的記載，今後改為『日本國天皇』之稱呼」（対外文書の御記載 今後は「日本國天皇」 御稱呼御改められる）。日本天皇對外稱「皇帝」的63年的歷史（1873-1936）也隨之落下帷幕。

中國方面對此有何反應呢？1936年3月6日，日本新任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呈遞國書，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答詞如下：

大使閣下，本日貴大使以奉貴國大皇帝陛下任命為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呈遞就任國書及前任有吉大使辭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至為欣慰。閣下所述貴國政府友好之意，正與國民政府之期望相同。深盼貴大使本此意旨，努力完成使命，俾中日兩國自古敦睦之友誼益臻鞏固，凡職務上所需之便利，國民政府自當予以協助，敬祝貴國大皇帝政躬安泰、貴國國運昌隆，並祝貴大使旅社綏和。

這可能是中國最後一次在正式場合稱日本天皇為「皇帝」。到同年7月3日川越茂遞國書時，林森的答詞就變為了「天皇陛下」，可見中國接受了日本天皇對外稱呼的改變。中國各界如何看待日本天皇對外稱呼的改變，目前還沒找到相關資料。但一來中華民國的元首不是像清朝那樣的「天子」，無須糾結「天皇」之稱，二來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天皇」稱呼問題早已被其他更重要的問題掩蓋，恐怕沒人會在意吧。一年之後，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當然，這裡依然說的是官方的外交場合，其他場合中國往往還是名從主人，以「天皇」稱之，也有像蔣介石那樣在日記經常稱呼為「倭王」的情況，或者像早期《申報》稱「密加多」、「密卡度」、「密楷度」（對天皇的尊稱みかど的音譯，訓為「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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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案總結如下：在中日外交中，日本君主的稱號問題一直是個麻煩的問題。（1）古代中國是把日本天皇貶為「國王」，白江口之戰後，甚至還出現了日本天皇對唐「稱臣」的記載；（2）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圍繞「天皇」稱號的糾紛，以日本讓步結束。晚清中國已經沒落，無法再矮化日本君主為「國王」，但還是不能容忍「天皇」的稱號，維新之初的日本還不足以與清朝抗衡，再加上日本也能接受「皇帝」一詞，所以在1873-1936年採取了「對內稱天皇、對外稱皇帝」的原則；（3）1936年，日本已成為東亞霸主，甚至妄圖征服中國，這時便恢復了明治初年對外稱「天皇」的原則，不再稱「皇帝」，時過境遷，中國也只能接受。中日外交中「天皇」一詞的變遷，可謂是東亞國際秩序與權力格局滄桑巨變的縮影。

主要參考文獻：

• 堀敏一著，韓昇、劉建英譯：《隋唐帝國與東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馬雲超：《東亞視野下的百濟人禰軍墓誌——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稱臣」為中心》，《唐史論叢》第21輯，2015年10月。
• 島善高：《近代における天皇號について》，《早稻田人文自然科學研究》第41號，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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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里有不少圍繞新中國如何稱呼天皇的問題，最近讀到一篇日本學者家近亮子撰寫的關於國共領導人的「日本觀」或者「抗日觀」的文章，裡面有所涉及。總體來說，蔣介石個人極少用「天皇」一詞，好點的話就是「日皇」，不然就是「倭王」。而中共領導人則從來都是叫「天皇」，也沒把日本叫「倭」。

我們知道，蔣介石是不主張廢除天皇制的。那麼毛澤東對天皇制是什麼看法呢？

毛澤東當然不會支持天皇制，但從他要求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刪除「儘快」的細節來看，他對天皇和天皇制的態度是比較務實的。既然如此，新中國就不會糾結於「天皇」的名分問題。

參考文獻：家近亮子：《「戰爭責任二分論」在中國的源流——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抗日戰爭的敘說方式》，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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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天皇二字是漢字，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日本人也把「天皇」當作官方中文翻譯名，我們這麼稱呼是外交方面的尊重。

其次中國已經不是君主制國家，華夷論已經成為歷史，柬埔寨明明是「王國」，但是我們依然稱西哈努克為「太上皇」。

只有韓國曾把天皇翻譯成??（日王），但現在也是翻譯成??天皇。因為翻譯成「日王」，還引起過外交爭議。沒必要自找麻煩，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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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是一個現代世俗共和國。已經不同各種王朝號謚。

在過去，中國堅持封貢國際體系。皇帝只能有一個，其他最多是王。所以日本受封貢的時代，自然對我們來說只是藩王。不受封貢的時代，我們也不會承認他是皇帝。

但是現代就不同了。我們的原則是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現代外交原則，是尊重人家的本意。只要這種本意無損雙方互相尊重。

所以日本人自稱天皇，我們就稱其為天皇。韓國人要求我們應稱其首都為首爾，我們就叫它首爾。

包含惡意的名詞就不能接受。比如作死漫畫作者取個角色名叫「馬路大」，我們就把它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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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王是日本國王，天皇是天皇，天皇並沒有被翻譯成國王。

別的不知道，明朝那會冊封日本國王知道的很清楚，天皇跟國王是兩個人，倭寇的時候已經很清楚，先王后皇山城君居山城國，但是刻意叫的是山城君，稱其號令不行徒寄空名與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個實際上很直白的在講日本是春秋戰國的德行，天皇就一個名號。

試圖混淆天皇跟國王的並不是中國人，恰恰是日本人，豐臣秀吉在求冊封的時候，內藤如安對石星等人就是試圖混淆天皇跟國王，被石星斥過一輪。明兵部尚書石星等與請封使內藤如安，天皇與國王關係問答，筆談原文如下：

問：平秀吉即平了六十六州，便可自立為王，如何又來天朝求封？

答：秀吉因是殺了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

問：爾國既稱天皇，如何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

答：天皇即國王，以為信長所殺。

問：爾國既有天皇，今若立關白為王，將國王置之何地？

不答

內藤如安在被問天皇后，辨稱天皇即國王，置天皇何地時不答。問答內容很清晰，豐臣秀吉求國王封號，但是被明人追問你國天皇呢？天皇即國王，但是又被明人追問你兩個王嗎？日方無言以對。石星就略過拉到，即懶得管你國內的稱號問題，明人的外交體系里不存在什麼日本天皇，嘉靖時代稱山城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石星的置國王何地明顯知道天皇這個山城君還在，這是明日冊封筆談問答第12~14。

順便，日本國大君是林羅山搞的，大君不等於國王，在林羅山主導的外交文字遊戲里，大君=天子，這是對朝鮮壓制式外交，你是朝鮮國王我日本天子高你一等。後面跳的新井白石因此反對林羅山那套，認為將軍可以稱王不能稱天子，朝鮮國王上有清國天子，日本將軍上有天皇，林羅山稱大君那套算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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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和十年（1935）統一書寫之前，在公文與國書等文件中「皇帝」與「天皇」一直是可以相互替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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