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如此遼闊，魚類資源會因為人類需求的增長而枯竭嗎？
【地球表面被各大陸地分隔為彼此相通的廣大水域稱為海洋，其總面積約為3.6億平方公里，約佔地球表面積的71%，平均水深約3795米。海洋中含有十三億五千多萬立方千米的水，約佔地球上總水量的97%，而可用於人類飲用只佔2%。地球四個主要的大洋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大部分以陸地和海底地形線為界。目前為止，人類已探索的海底只有5%，還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百度百科】
目前的世界人口總數大約在70億左右，也就是說，平均每一個人可以有深度近四千米，總面積五萬平方米以上的水域面積相對應。
四百一十年前，雨果·格勞秀斯在撰寫《海洋自由論》時就曾斷言，「海洋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它）應向所有人開放，供他們自由使用」；二百年後，《天演論》的作者託馬斯·亨利·赫胥黎亦提出了相近的觀點，他認為「海洋是如此的廣闊，各種生物來去是如此的自由，它們的繁殖是如此的迅猛，人類怎麼有能力滅絕海洋生物呢？」
但倘若兩位先賢穿越到今天，目睹海洋生態的現狀，不知又會作何感想：曾被他們視為斷然不可能發生的情勢正在成為事實——看似取之不竭的海洋資源，確實正在走向枯竭。
俗話說「靠海喫海」，對於廣袤深邃的海洋，人類最初的認識的確來自於舌尖。無論是被宗教戒律支配的中世紀歐洲，還是禁肉令下的古代日本，甚至對於長期根植於陸地農耕的華夏文明來說，來自海洋的蛋白質都曾佔據著無法忽視的重要地位。在今天，海洋漁業對人類社會的支撐更為突出， 2016年，全球漁業總產量達到1.7億噸（其中捕撈量近8000萬噸），豐富的水產品為全球人口提供了至少17%的動物蛋白，而這一比例還在繼續增長。[1]
然而有趣的對比是，當世界對海洋資源愈發渴求時，來自海洋的饋贈卻停止了攀升。
早在1880年前後，歐洲的漁民們就已經隱約察覺到了這種變化，滋養了歐洲的紐芬蘭漁場在歷經巴斯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五百多年的捕撈後終於呈現疲態，而同樣的困頓也擺在了在北海捕撈鯡魚的荷蘭漁民面前。只不過對當時的世界而言，戰爭的陰雲顯然更值得被關注。而當世界最終從戰火中復甦後，停滯幾十年的漁業生產再次開足馬力，漁業資源匱乏的困境似乎不復存在了。
如果我們僅看二戰後的漁業產量增長趨勢，便能理解世人當時的樂觀：在50年代，全球漁業的捕撈量為2000萬噸，到了1990年就翻了4倍。197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預計全球漁業年潛在產量在1億噸左右，而這一數字在九十年代初就被突破，根據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統計，1996年的海洋漁業捕撈產量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峯——1.3億噸。[2]
1996年之所以值得被銘記，不僅是因為它前無古人，更因為它的後無來者。無論來自各方的統計有多少差異，但對於1996年之後的全球漁業捕撈總量趨勢的判斷卻都是驚人的統一 ——增長停止了，漁業捕撈量開始走下坡路。
探求這種下滑趨勢的根源，不妨使用排除法。是因為人類對海洋資源的索取更節制了嗎？顯然不是，在1996年之後，全球漁業船隊的規模還在繼續擴大，關於漁業的新技術依然不斷湧現，此外，市場對於水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走高。如此看來，真相便只剩下一個：
海洋資源，扛不住了。
人們意識到，二戰後的漁業產量增長其實是一個繁榮的假象，產量增長的事實並非源自海洋資源的無窮無盡，而是得益於漁業生產技術和規模的提升。在漁業產量翻倍的同時，全球漁船保有量也翻了1倍（其中亞洲地區更是翻了4番），達到了370萬艘之巨大，而在當年，只有20%的漁船配有發動機，但今天這一數字攀升到了68%。更多、更先進的漁船可以航行到更遠的海域，以更有殺傷力的網具捕獲魚羣，這當然會帶來漁業產量的飛增，卻也必然導致過度捕撈，而當歷史的車輪隆隆碾過，惡果終於超過了收益，產量的下滑也必然發生。
作為漁業活動最頻繁的區域，近海漁業資源的匱乏首當其衝。僅以我國為例，傳統的四大海產只有帶魚還能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捕撈量上，即便是這種頑強的魚類，也出現了低齡化、小型化的趨勢[3]。但近海無魚，並不等同於近海不捕魚。雖然早在1988年，中國的水產養殖比例就佔到了漁業總產量的一半，但近海捕撈規模依然龐大，尤其是近海捕撈所涉及的千萬級別就業崗位，一刀切是端不可行的，所以，無數的漁船依然出航，只不過歸來時早已不是大小黃魚滿倉：取而代之的是鯖魚等小型魚類，折射出一個從大到小、從高到底的變化——即從捕撈總量很小、但高經濟價值的大型魚類，到捕撈量很大、經濟價值較低的食物鏈底層魚類。
在越來越多上岸的小型魚類中，有相當一部分曾經被視為雞肋——幼雜魚，是它們的統稱。在2016年8-12月間，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中國沿海8個主要漁業省份的22個漁港進行的實地調研表明，中國幼雜魚的捕撈量佔到了海洋總體漁獲量的3成，在拖網漁船的漁獲中更是佔到了一半。
顧名思義，幼雜魚這一集合的共同特徵就是又小又雜，在綠色和平調研過程中，從80份、共計64.4公斤幼雜魚樣本中，鑒定出218種魚類，其中144種是常見的經濟魚類幼體，換句話說，這些原本已經因為過度捕撈而無法形成漁汛的經濟魚類，又因為幼雜魚的捕撈而失去了許多資源恢復的機會；更值得注意的是，幼雜魚中還出現了許多三疣梭子蟹、許氏平鮋、黑鯛、大黃魚的幼體，而這都是近些年大規模放流增殖的代表物種，也就是說，漁業管理部門為養護水生生物資源投放的水生生物苗種，有許多又因為幼雜魚捕撈被撈了起來，放流增殖的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許多知友認為，既然早在1988年我國的水產養殖量就超過了捕撈量，那麼31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水產養殖比例一定更大，為什麼還需要捕撈無法直接食用的幼雜魚呢？大規模的開展水產養殖，豈不是就可以在保護野生資源的同時滿足餐桌上的需求了嗎？
其實不然，因為養殖水產品有一個必然的需求——它們要喫。
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水產養殖業的現狀，還是以不需要投餵餌料的濾食性種類（比如天生天養的各種貝類）和投餵植食性餌料的種類（比如四大家魚）為主，但更有經濟價值的雜食性、肉食性養殖種類的比例正在不斷上漲，而它們所需要的餌料中，就要直接或間接的利用野生漁業資源，也就是幼雜魚。
在水產養殖行業有一個「魚投入魚產出係數」（FIFO），也就是綜合計算需要投入多少公斤野生漁業資源纔可以生產出1公斤養殖種類的比例，顯而易見，想要讓水產養殖起到替代和保護野生漁業資源的作用，這個係數應該維持在1以內。從整體情況來看，我國的FIFO保持的不錯，總體系數為0.368，但這個數字在某種程度上是得益於那些不需要消耗野生魚類資源的貝類、四大家魚龐大養殖規模均攤才得來的，如果單看需要消耗幼雜魚的主要養殖品類，情況就很不樂觀，比如軍曹魚、大黃魚、石斑魚和鯛魚養殖的FIFO都大於4，而南美白對蝦的FIFO比例雖然低於1（實際上也沒有低太多，淡水養殖為0.95，海水養殖為0.88），但由於養殖規模龐大，所以成了消耗幼雜魚的主力軍。
近海已經如此不堪，是否又能將目光投向遠洋呢？
二戰之後，隨著大馬力漁船、超低溫冷凍技術的發明和普及，遠洋漁業成為破解近海資源枯竭的一種方式。1953年，隨著「麥克阿瑟線」的廢除，我們的近鄰日本率先向遠洋挺近，而在1985年，一支由13條船（12艘漁船+一艘冷藏船）組成的中國遠洋船隊第一次奔赴西非進行遠洋作業，自此拉開了我國遠洋捕撈的序幕。
英國人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首次提出"公地悲劇」的概念，泛指公共資源或無主資源被過度使用的事實，顯然，遊離在各國管轄範圍之外的公海正是這樣一種公共資源，而「公海悲劇」也自然而然的發生了——儘管由於對技術和資金要求較高，遠洋漁業一直是強國的遊戲，直到今天，公海漁業捕撈也僅佔到整個海洋年漁獲量的4.2%，但其對於公海生態的影響卻絕不像這麼數字一般微不足道：短短几十年間，一些經濟價值較高的大型魚類——譬如太平洋藍鰭金槍魚——的野外種羣數量就驟降到鼎盛期的3%，而重型底拖網更是一遍遍的犁梳著海底，在網羅魚羣的同時，也將生長緩慢的冷水珊瑚和海綿田一網打盡。
而無論是近海還是遠洋，漁業捕撈過程中的兼捕都一直無法避免。當人們為了捕撈某些特定種類的水產品時，總會將一些其他海洋生物一併打撈，這種「意外」並不佔少數，在某些特定的捕撈業——譬如熱帶地區的捕蝦業中——兼捕的魚獲總量甚至可以達到捕蝦量的20倍之多，而全球每年的兼捕總量更是達到了2700萬噸之巨。除了像近海的幼雜魚一樣被打撈上來的魚子魚孫之外，兼捕還頻繁的威脅到一些明星物種的生存：在過去18年終，東北大西洋的雙髻鯊種羣減少了89%；在遠洋捕撈過程中的使用的延繩釣至少每年殺死30萬隻海鳥，其中包括23種瀕臨滅絕的信天翁；因為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捕撈兼捕而瀕臨滅絕的小頭鼠海豚，也只是每年30萬頭被兼捕殺害的鯨豚類的一角。[4]
傾廢是海洋生態面臨的另一種人為威脅，在我國近海地區，由於富營養化帶來的赤潮和綠潮（譬如山東地區的滸苔）危機貧乏，而更大量的固態廢棄物則隨著洋流遠播四海，其中尤以塑料廢棄物引人關注，在去年1月，執行我國第34次南極科考的向陽紅2船在南極周邊水域發現了微塑料的身影，在馬裏亞納海溝底部，也出現了塑料製品的身影。
和這些來自陸地的廢棄物一樣，原本就產生自海上的廢棄物同樣影響深遠——網具是漁業生產喫飯的本錢，但總有一些情況會造成一些網具備遺棄。當拖網刮蹭到海底的礁石，或蟹籠被海浪拍去了浮標後，這些失控的漁具就如同斷線的風箏，成為無人問津的「幽靈漁網」。雖然尼龍織造的漁網因輕便著稱，但由於全球漁業規模龐大，每年被丟棄在全球各水域的「幽靈漁網」依然可以達到64萬噸之巨，這幾乎佔到了海洋塑料污染的10%左右。和其他所有塑料製品一樣，在海洋或淡水中浸泡、日曬、拍打的「幽靈漁網」也會在漫長的歲月中被慢慢碎化，並最終成為微塑料顆粒帶來隱患，但其更直接的威脅立刻就能顯現——許多漁網在成為「幽靈」後，依然在發揮自己「網羅一切」的本職，許多海洋生物被纏繞後喪生，而當海綿、水藻爬滿漁網後，這個死亡陷阱對水生生物更是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即便是遊動迅捷的大型海洋生物，也常常被「幽靈漁網」纏繞，即便不導致直接死亡，也會對其未來生活帶來嚴峻影響。
如果說過度捕撈給海洋生態帶來了無法承受之重，那麼海洋生態的破壞，則可能徹底斬斷這些已經岌岌可危的生物資源再次恢復的機會。
1988年，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首次提出了「氣候變化」這個概念，然而由於缺乏研究數據的支撐，人們對於氣候變化的程度及影響缺乏足夠的認識，在本世紀初，關於氣候變化的早期研究不斷確定了這種全球變暖趨勢的存在，而氣候變化對海洋生態的影響也成為重點關注的方向。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作為地球氣候系統儲存能量的主要載體的海洋吸收了氣候變化的主要增加熱量，尤其是在1971-2010的40年間裏，超過93%的累積能量增量被海洋吸收。當生活在黃昏區（disphotic zone，即陽光微弱但又不是完全黑暗的水域）的海洋生物在夜間上浮到表層水域捕食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固定的碳便被這些黃昏區生物帶到深海，這種原本為捕食而演化而來的垂直遷徙意外地發揮了固碳生物泵的功效。
儘管海洋在氣候變化時起到了有效地緩衝作用，但海洋本身卻並非完全能從氣候變化中獨善其身，在海水吸收熱量的同時，水溫升高帶來的微妙變化自然引起了海洋生物的不適，為了尋求更合適的棲息環境，一些水母的棲息地向高緯度海域遷徙了10個緯度，而不能隨意移動的珊瑚則只能直面這種變化。由於體內共生的蟲黃藻對水溫、光照有較為苛刻的要求，當熱浪湧來時，大量失去蟲黃藻的珊瑚立刻失去了獲取營養的重要途徑，由此帶來的珊瑚白化對這種被譽為「海底熱帶雨林」的生態環境帶來了重大影響，根據統計，從1980年到199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了至少370次局部白化事件，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白化程度不深，珊瑚在隨後又得以自然恢復。但1998年，由於厄爾尼諾現象導致了第一次全球性的珊瑚白化，直接造成了15%的珊瑚死亡，此後一直到2010年，又發生了多次全球性的白化，以及多達3700次局部白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白化的頻率和程度都加劇了[5][6]。
海平面上升和海水變暖只是氣候變化下海洋環境的表象，在吸收熱量的同時，導致全球變暖的重要因素——過量的二氧化碳也被海水大量吸收，IPCC預估，如果按照目前的速率排放二氧化碳，到本世紀末時，表層海水的pH值將從目前的8.1-8.2降至7.7-7.8，下一個百年甚至會達到7.3-7.4。酸化的海水不僅會嚴重威脅珊瑚等固著生物的生存，對於擁有遷徙躲避能力的魚類也威脅重重，根據目前的研究，酸化對魚類的捕食、逃避、棲息地識別、交配和感知等行為都有負面影響。
如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一樣，人類擁有從自然界汲取資源、利用資源的權利。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文章開頭的雨果.格勞秀斯。作為近代自然法理論的創始人之一，這或許就是他所說的"人的權利」。當我們提及環保時，常常聽到一些誤解的聲音，似乎環保便是要我們放棄這樣的權利。但我們是否已經忘記，和我們一樣，我們的子孫後代也同樣擁有這樣的權利？環保，是為了讓人生活的更好，讓資源的使用得以延續，讓子孫後代也能看到這絢爛美好的世界。
那麼，我們應當怎麼辦？
當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無意間查閱了綠色和平的幾份研究報告，其中一份名為《30x30：全球海洋保護的藍圖》的報告討論一個問題：如何在2030年之前保護全球30%的海洋。研究發現，佔據全球70%可生存空間的公海中，海洋生物驅動著「生物泵」的運轉，時刻捕捉海洋表層的碳，並將其儲存到海洋深處。如果沒有這一過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將比現在多50%。
面對日益擴張的公海開發，建立海洋保護區的工作迫在眉睫，海洋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和棲息地、重建海洋生物多樣性、恢復海洋生態系統的重要工具。保護30%的全球海洋是科學家們呼籲的目標。
報告中的一則小標題讓我頗為感慨——與開發共存。報告並不是一刀切的要求停止所有開發，而是基於一定的原則進行有條件地限制，例如由於我們對深海採礦的環境影響還沒有足夠充分的瞭解，所以深海採礦應該暫停；而對漁業活動的限制則基於已有的大數據，在規劃公海保護區時是可以避開目前漁船作業密集的區域，以減少可能對捕撈活動產生的幹擾，用有限的經濟成本實現保護目的。
與開發共存，既是在維護人的權利的同時，也要給自然以喘息。譬如對於幼雜魚捕撈的現狀，是否可以列入長期的漁業管理規劃，並推廣替代性的水產養殖飼料，使用科學管理降低FIFO？在面對「公海悲劇」時，是否可以將其中一部分海域——包含了所有保護特徵的30%的公海——劃定為保護區，以此讓公海資源得以延續？在面對氣候變化危機時，是否可以推進能源轉型，共同推進2050年0凈增的目標呢？
當然，這些變化，僅僅依靠一家環保組織的推動，顯然無法實現，而在實現這些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總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萬物皆有代價，這便如同做生意，想要獲得最好的回報，你總要付出一些本錢。
這，便是我們交給未來的本錢。
參考
- ^聯合國糧農組織《2018 年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
- ^聯合國糧農組織歷年統計報告；《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哥倫比亞大學Daniel Pauly與Dirk Zeller研究報告
- ^《中國漁業統計年鑒》（歷年）中國農業出版社
- ^聯合國糧農組織調查報告 http://www.fao.org/3/W6602E/w6602E09.htm
-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歷年報告
- ^珊瑚礁白化研究《生態學報》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毫無疑問的，不會徹底枯竭。
首先來看一下魚類對於人類食物的意義——動物性蛋白質。海洋捕撈魚類是一種優秀的獲取廉價蛋白質的方式。因為地球廣闊的海洋中有著數量極度豐富的藻類，這些藻類可以藉助太能能吸收二氧化碳來進行光合作用，並以此滋養整個海洋生態系統。相對於利用大豆等植物性蛋白質進行陸地集約化養殖豬和雞來說，魚肉的獲取方式更加具有經濟性。
根據聯合國糧農署的數據，人類消耗魚肉的速度在飛快的增長。
自1961年以來，全球魚類消費量的年增長速度是人口增長速度的兩倍[1]。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二戰結束而來的嬰兒潮和技術發展，不僅海捕在瘋狂上升，同時漁業養殖也在極速發展。這跟人口成長是正相關的。
數學知識告訴我們斜率叫做變化速率，兩張圖片比較起來明顯是漁業資源消耗速度更快。大概是人類人口成長的兩倍。而人類整體平均食量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差異。這說明漁業資源消耗速度應該是快於其它食物增長的。這種分析叫做經濟學。
而經濟學同時告訴我們做一件事情要講求投資回報率。當捕魚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時候，人們就不會出海捕魚了。或者魚會變成奢侈品。所以我想漁業資源並不會枯竭。何況海洋體積這麼大，人類不可能把所有的魚都撈出來。
那麼你肯定會問我怎麼看待漁業捕撈，我是堅決反對過度捕撈的。
在人類的捕撈過程中可能有多種魚類會徹底滅絕。
我並不是因為最壞的狀況才反對過度捕撈，在這之前引發的生態物種滅絕就應該是我們的底線。
我從生物學角度舉幾個例子
1、矛尾魚
矛尾魚是肉鰭魚的一種。肉鰭魚是人類的祖先，泥盆紀登陸演化出各種各樣的陸地生物。矛尾魚，又名拉蒂邁魚，人們原以為腔棘魚已經全面滅絕，但1938年瑪喬麗·考特內·拉蒂邁在巡視漁民捕魚時竟發現了活生生的西印度洋矛尾魚，後又多次在同一海域成功捕獲。
因矛尾魚與幾百萬年前，甚至更古老的祖先有十分相似的外貌特徵，故被稱為「活化石」。
現在僅存兩種腔棘魚，我們曾發現過很多不同種類的腔棘魚化石。現在大家認為肉鰭魚最早出現在距今4.23億年前的志留紀的晚期。大部分於距今6500萬年前的晚白堊紀滅絕。
我國國內只有數量很少的標本，可能只有六條而已。如果不是這種巧合狀態下被發現，我想可能矛尾魚已經滅絕了。
2、鰻鱺——洄遊魚類的代表
鰻鱺的危機早在數年之前我們已經能夠預測了，因為鰻魚苗不能商業化養殖。
數年之前我去過長江入海口，在那裡赫然有捕捉鰻魚苗的棚屋。他們距離岸邊有點遠，我沒有拍到清晰的照片。他們捕捉的就是日本鰻鱺，雖然叫做日本鰻鱺，只是個學名而已，在國內分佈也曾經非常廣泛。
日本鰻鱺為降河洄遊性魚類，在淡水中生長，入海產卵。日本鰻鱺的洄遊一般在夜間進行，初期身體肥滿，但途中消耗巨大能量，又不攝食，許多產卵後都疲憊而死。
長江口是日本鰻鱺洄遊的重要通道[2]，每年1~5月大量日本鰻鱺鰻苗湧入長江口，其中一部分溯河進入淡水生長發育，另一部分則滯留河口或過境進入黃、渤海。長江口豐富的鰻苗資源支撐著我國日本鰻鱺養殖業的發展；鰻魚養殖業快速發展及其對天然苗種的依賴則致使鰻苗供不應求和價格居高，鰻苗捕撈高額利潤刺激使長江口水域層層設網捕苗，捕撈強度持續處於高位徘徊。與此同時，過度捕撈和棲息地喪失導致日本鰻鱺種羣數量持續銳減，並於2014年6月被ICNU(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評定為瀕危(A2bc)，其資源管理和保護受到國內外極大關注。
洄遊魚類的過度捕撈是非常嚴重的，三文魚，大馬哈魚以及石首魚都喜歡羣聚洄遊，這為人類的捕撈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這些洄遊魚類帶來了滅頂之災。
魚類不太可能會因為人類的增長就枯竭，因為即便一切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部分魚類也可能藏在人類難以捕捉的位置。出於經濟的角度考量他們應該能存活下去。
但是如果一切都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在達到邊際效應之前，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魚類會絕種。而這將會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破壞生態系統的穩定。
因此，我們一定要盡量選擇食用養殖品種，少喫野生種類，尤其是那些目前沒有辦法商業化育苗的。
更新：原文行文採用的是探討最極端情境的方式，作者本人想要表達的是，在人工捕撈魚類獲取蛋白質性價比持平於某些肉類的時候，野外捕撈一定會停止，所以野外的魚類資源肯定不會徹底枯竭，但是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魚類徹底滅絕，例如原文舉例的洄遊魚類，他們規律性的活動方式使得一網打盡成為可能，所以作者呼籲食用全流程養殖魚類。這樣也可以避免某些野生魚類因為其珍稀性被人視為文化上的享受，如魚翅等。
參考
- ^http://www.fao.org/state-of-fisheries-aquaculture
- ^侯俊利, 王妤, 張濤, 楊剛, 高宇, 趙峯, 莊平. 長江口溯河鰻苗開發率估算[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6, 25( 09 ): 1309-1316.
人類不動手大規模改造的話，會。天然的魚類資源根本支持不了人類增長的需求。
地球海洋生物圈在自然狀態下十分貧弱，海洋生物量完全不夠看（地球生物圈約含有5500億噸碳，而海洋生物圈只佔用其中50億~100億噸碳），深度200米以上的遠海從海面到海底的生物量都比沙漠更荒涼。其原因主要是海水中缺乏營養物質，尤其是礦物質。人類曾經實驗性地用船在南極海散播一批鐵粉，結果暫時產生了綿延數百千米的密集海洋生物羣。為了防止造成失控的富營養化與赤潮，這種實驗已經停止了。在人類還沒有開始大規模改造海洋環境的情況下，捕撈量繼續增長只會摧毀漁業資源的可持續性。
在陸地上，植物的生物量有動物的一千倍，可以支持較多的生物量，然而哺乳動物的96%與鳥類的70%都是人類養殖的。而在海洋裏，動物的生物量有植物的三十倍，每年增長的大部分植物生物量都被動物喫掉了，本來就支撐不了多少動物的。據估算，地球上的魚的總體重（含水）約有8億噸~20億噸[1]，而全人類的總體重（含水）約有3.85億噸。
一個人對應的海域面積有多大、深度有多深對於論述有多少魚類資源是真的不重要。要讓面積有用，你得把海水裡的有毒有害浮游生物全部葯死，然後在海面上養殖螺旋藻。
每平方米的養殖水每天可以生產10克~11克程度的螺旋藻（含水85%~90%），這種作物可以提供人體需要的全部營養物質，但大量食用需要嚴格的生產流程與深度加工（它容易吸附重金屬，還含有大量核酸，會增加腎臟的負擔並有痛風隱患，要做主食必須經過繁雜的處理並脫去大部分水）。100萬平方千米的螺旋藻養殖場可以把全人類餵飽。650萬平方千米的螺旋藻養殖場可以解決全人類和人類養殖的所有家禽·家畜需要的食物供應。
而要讓深度有用，你得在海水裡打光、在海底挖個火山熱泉。如果沒有額外的能量供應，深水生態系是依賴表層生態系落下去的殘渣、碎片、排泄物與遺體的。
參考
- ^https://phys.org/news/2009-01-first-ever-worldwide-fish-biomass-impact.html
當然會，並且魚類並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多，魚類只生活在臨近陸地或有礁石的淺海。
深海就像是沙漠一樣荒蕪，別說是未來了，就算是現在，魚類資源也正在枯竭，但導致魚類資源枯竭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喫的需求，而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人類永遠不知道什麼動作就給其他生物一個釜底抽薪，拿水電站來說吧，一個水電站就能夠完全隔絕一條河流上流和下流之間的生物，給洄遊生物一個致命一擊。
震驚中外的「加拉帕戈斯鯊魚案」，我所瞭解的全部真相：
2017年，一艘滿載6000多頭鯊魚的中國漁船在厄瓜多知名保護區被抓的醜聞，震驚中外。財新是唯一一個全程進行跟蹤報道，挖掘了許多驚人內幕，並且最終還原了一個完整真相的媒體。
雖然整個經歷像偵探小說一樣有趣，但作為系列報道的主要參與者，我的最終感受除了遺憾，還是遺憾。
懸疑篇：
一系列機緣巧合下，我幾天內在就大海撈針的情況下找到了福遠漁冷999號船長的妻子，但她卻選擇沉默。
2017年，因被發現涉嫌非法佔有及運輸6223頭鯊魚，中國遠洋漁船「福遠漁冷999」於8月13日在厄瓜多加拉帕戈斯海洋保護區內被扣押，船上的20名船員被該國法庭以「破壞野生動植物種罪」判處一至四年監禁。
起初我瞭解到這個事件，是因為王爍給我發了微信，說中國漁船在加拉帕戈斯羣島捕獵了成千上萬頭鯊魚這個事情值得做，為什麼，因為加拉帕戈斯羣島非常特別，是達爾文當年科考並且由此發明進化論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發現了中國的一艘巨大的漁船裡面裝載了6000多頭鯊魚，對加拉帕戈斯當地的人來說是非常震動的事情，他們一開始也是誤以為這條船是一條捕魚船，所有的鯊魚都是從他們的保護地捕獵的，所以當地人還因此爆發了大量的遊行和大量反對的聲音。
後來根據中國官方的澄清，包括農業部、外交部，都發表了相關的公告，他們都說福遠漁冷999號實際上是一條運輸船，並不是捕魚船。按他們的說法是，這條運輸船從兩艘臺灣漁船那裝載了鯊魚，然後又為了躲避風暴，誤入了厄瓜多。
所以他們不承認船艙裡面的鯊魚是來自中國自己的漁船，而是臺灣的漁船。
在查明瞭「福遠漁冷999」的船主歸屬後，我首先來到了「福遠漁冷999」號出發的地方，福州市，找到了這艘船所屬公司「福州宏龍海洋水產有限公司」的所在地。
我在網上找到了宏龍公司具體的地址，但是到達之後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在那幢樓的18樓和19樓分別看到了三家公司叫環球深海魚，平潭海洋企業有限公司，平潭遠洋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並沒有宏龍公司的蹤影。
但是我問現場保安的時候，人家又分明說宏龍公司就在這個樓上，這三家公司的前臺又說宏龍公司根本不存在，你走錯地方了，真是讓人非常胸悶。
在樓內上上下下跑了好幾圈之後，我發現大樓樓下貼的一張通知公告，正好有宏龍遠洋漁業公司在，我感覺這個宏龍公司的確就在這幢樓，只不過隱藏在那三家名稱不同的公司裡面。
所以在跟編輯高昱商定之後，我們發出了第一篇報道，揭露了福州宏龍和平潭海洋都由福建平潭卓氏家族控制，兩家公司在福州擁有同樣的辦公地址。
根據平潭海洋2017年3月發布的2016年年報，福州宏龍的大股東是平潭海洋大股東、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卓新榮的配偶。
福州宏龍2016年五六月間發生工商變更，卓新榮的妻子將股份轉給以卓龍傑為大股東的福建億海投資有限公司，卓龍傑同時也是平潭海洋的董事，他是卓新榮的四弟，卓新榮2010年10月遷居香港前原名卓龍雄。
簡單來說，卓新榮是平潭海洋這個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他的弟弟卓龍傑是宏龍公司實際大股東。
報道發出之後，平潭海洋的董事長卓新榮第二天主動聯繫到我，要跟我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
在卓新榮的辦公室裏，他告訴我說，鯊魚來源是兩條臺灣漁船，「福遠漁冷999」的船長和臺灣漁船船長是十幾二十年的老交情，「船長見到老朋友的漁獲滿載了，而自己船上有空位，就幫著載一下」。
卓新榮強調，福州宏龍是自己弟弟的公司，兩人已經分家，自己對此次「福遠漁冷999」被扣事件並不瞭解。對於其公司旗下的幾艘漁船是否曾與「福遠漁冷999」相會及傳遞了什麼物品，他拒絕回應。
他的話相當於把自己和自己的弟弟完全摘乾淨了，也並不承認自己的漁船和「福遠漁冷999」號交換了什麼物品，這樣的話，所有的責任還是推給了兩條神祕的臺灣漁船上。
我當時還去了位於福州市馬尾區的名成水產交易中心，它也是亞洲最大的遠洋海產品進口口岸和分銷中心。
我在那裡看到了非常多的賣鯊魚的攤點，有在中國近海捕撈的冰鮮鯊魚，大型冷庫裡面也存放著非常多的從遠洋捕撈的冷凍鯊魚。
據他們介紹，冷庫的鯊魚是在西非那邊捕撈的，魚鰭已經被割掉了。
為了追蹤關於福遠漁冷999號的蹤影，我騎著共享單車在碼頭轉悠了很久，但是這些遠洋漁船所在的區域，是邊防限定區域，人都不能越過去。
當時我心力憔悴，差點就想放棄了，在路過福州邊檢站勤務室時，我選擇進去碰一碰運氣。
裡面的工作人員自然是什麼都不肯說。我一共進去轉悠了兩回，順便拍了一張他們掛著的泊位動態表，因為上面有幾個電話號碼，貌似是幾艘遠洋漁船的船長的。我隨手把圖片發給高昱，跟他彙報一下會打這幾個電話問問看。
其中，那行999船長，成功引起了高昱的注意。
我趕忙通過手機號搜索微信，「福遠漁冷999」號船長陳孔章的名字和他的真實照片，赫然出現。
我頓時就精神了，在多方打聽之後，我瞭解到福建遠洋漁船的船員大部分來自平潭平潭縣。於是我拿著那張陳孔章的照片在幾個遠洋漁民比較集中的村和鎮裡面轉了好幾天，一個一個問路人認不認識陳孔章，過程簡直大海撈針。
最後我終於打聽到，包括船長陳孔章在內的20名船員都是平潭人。
平潭是中國大陸距離臺灣島最近的地方，由一百多個大小島嶼組成，沿海居民多打漁為生，尤其是此前居住在小庠島上的村民，有上百人在遠洋漁船上工作。
陳孔章之前戶口在戶樓村，後來遷到縣城去了。小庠島上原有兩個村莊，戶樓村和砂美村，由於島上地質災害頻發等原因，目前小庠島的村民已全部遷離出島，大部分搬遷到平潭縣城居住。「福遠漁冷999」號被扣船員中，五人為戶樓村人，四人為砂美村人。
湊巧的是，當我來到鎮政府大樓，發現船員們所在村子的村長們正好都聚集在一起開會。也就是說，我一下就把「福遠漁冷999」號所有船員所在村的村長和村支書「一網打盡」了，真是太巧了！
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就發生了。
這些村長村支書們非常熱情，給我介紹了「福遠漁冷999」號船員的名字以及家屬是誰。但是很多家屬卻對採訪要求各種推脫。好幾名家屬一開始在電話裏表示同意接受採訪，但是在我放下電話幾分鐘之後，他們又會給我發來簡訊，說不好意思，有個人問題，或者突然有什麼急事，拒絕我的採訪，很多船員家屬都是這樣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其中一位村支書還親自帶我去見了船長陳孔章的妻子，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她對我表現的十分冷漠，幾乎就是一言不發。
船長妻子向我表示，丈夫自7月7日離開福州以來，至今未與她聯絡過，被扣事件發生後，僱傭陳孔章的公司和政府部門也從來沒有聯繫過她。
這是真的嗎？
揭祕篇：
為了揭開事件真相，我們蒐集了大量證據，包括通過李嘉誠投資的「高科技」手段，終於「還原」了事件真相。一年之後，感到受了宏龍公司欺騙的船員和家屬們也願意告訴我，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案發後，不論是加拉帕戈斯國家公園的網站公告，還是中國官方的表態中，「福遠漁冷999」上的鯊魚，都是來自兩艘臺灣漁船「Hai Fang 301」和「Hai Fang 302」。
但是，我們查遍了全球的漁業資料庫，都找不到叫這倆名字的漁船啊。臺灣的漁業署也矢口否認這兩艘臺灣漁船的存在。
直到我們得到了案件的判決書和庭審實錄，才恍然大悟。法律文件顯示，轉運單上兩艘臺灣漁船的名字是「Hai Feng 301」和「Hai Feng 302」，並非加拉帕戈斯公園和中國官方所稱的「Hai Fang 301」和「Hai Fang 302」。原因是加拉帕戈斯國家公園工作人員「聽錯了導致的書寫錯誤」。
法庭調查還顯示，「福遠漁冷999」船員對於其船上鯊魚來源的說法其實是有變化的：漁船被攔截時，船長說漁獲來自於中國漁船，後來又改口稱是臺灣漁船，多位被告的供述中稱漁船掛有臺灣旗，轉運單也顯示是來自臺灣漁船。
同時，有幾家科技公司，通過數據描繪出了另一個故事。
由世界海洋保護組織（Oceana）和Google合作的全球漁業監測項目SkyTruth公佈的船舶數據，和李嘉誠投資的以色列數據公司Windward給我們獨家提供的報告都顯示，「福遠漁冷999」周圍曾經出現了一隻由四艘捕撈船組成的船隊，包括「福遠漁7861」、「福遠漁7862」、「福遠漁7865」和「福遠漁7866」。它們之間進行了長達十多個小時的「約會」，極有可能進行了數量巨大的貨物傳送。
除此之外，「福遠漁冷999」周邊，再也沒有出現過其他可疑船隻。
「福遠漁7861」、「福遠漁7862」屬於平潭海洋，「福遠漁7865」和「福遠漁7866」屬於福州宏龍。「福遠漁冷999」船上的鯊魚來源，有極高概率就是這四艘捕撈船。
卓新榮撒謊了！
在報道發出之後，我們也再也沒能採訪到農業部。不過，農業部之後發了文件通報對「加拉帕戈斯鯊魚案」的處理結果，決定暫停宏龍公司遠洋漁業企業資格和全部78艘漁船遠洋漁業項目，責令該公司停產整頓，將涉事漁船船長列入遠洋漁業從業人員「黑名單」。
後來，我本來以為就沒有然後了。我記得2018年過年的時候，胡舒立去加拉帕戈斯旅遊，還惦記著這個案子。高昱還讓我打聽下被捕船員們被放回來沒有。
直到2018年11月。
那個時候我正在廣州出差，突然有個船員家屬聯繫到了我，他還給我介紹了已經從厄瓜多被放回來的船員接受採訪。
真相併不出乎意料：捕殺船上所載的6223頭鯊魚的真兇，就是宏龍！
船員告訴我說，大概在7月7日，「福遠漁冷999」號作為一條運輸船，從中國福建福州港出發，一直開到了公海裡面，本來是直接去祕魯裝載宏龍公司自己釣的魷魚。
在途中，他們收到了領導的命令，要先在公海里裝載一部分鯊魚，然後繼續到祕魯去裝載魷魚。這些鯊魚也是宏龍公司自己的漁船捕的。
臺灣漁船什麼的，根本不存在！除了宏龍的漁船，他們也沒有與其他漁船接觸！
但是在前往祕魯過程中，「福遠漁冷999」突然遇到海上風暴，於是船長就臨時起意希望能在厄瓜多躲避風暴，正是這樣的決定，讓他們最後誤入了加拉帕戈斯保護區，被厄瓜多當地的警方拘捕起來。
船員說，宏龍公司之所以不承認鯊魚來源，因為捕魚船所在海域按規定是不允許釣鯊魚，只能釣金槍魚，如果承認了是自己公司釣的鯊魚，肯定會被農業部處罰，這個項目就停了，所以把責任全推到船長頭上，說是船長自己找臺灣漁船轉載的，老闆什麼都不知道。
經過幾次庭審，總共20名船員都要受一年到三年的有期徒刑，船長和大副、二副、三副四個人被判了三年，其他的船員被判了一年。其中16名船員2018年8月份已經被放出來，回到了中國，剩下的四名船員仍然在厄瓜多坐牢。
希望今年，他們能平安回來！
那次我也瞭解了船員家屬們之前迴避我的原因。原來是宏龍公司的人已經給他們打了招呼，讓他們千萬不要對記者吐露任何信息，還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好好配合，可以保證這些船員一個都不會坐牢，哪怕厄瓜多政府最後判決這些船員是要坐牢的，公司也有辦法找人代替他們坐牢，可以讓船員立馬回來。
直到一年之後，這些船員家屬們終於想明白了，宏龍公司一直在欺騙他們，於是纔回來找我，把真相說清楚。
雖然我通過持續的追蹤報道披露了真相，但遺憾的是，沒有帶來什麼改變。
遠洋漁企對當地漁民的控制手段非常多，根據船員對我的表述，他們平時到遠洋漁船上工作很多是沒有正式的合同的，也沒有正式的勞務保障，所以經常會跟這些大型企業產生勞務糾紛，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又總要依靠這些大型公司，因為靠他們自己捕魚，近海已經沒有機會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也就只能聽命這些大型企業對他們的一些要求。我從受訪的船員口中得知，宏龍公司還給他們允諾，不接受記者採訪，可以給他們介紹其他的遠洋漁船的工作，如果接受採訪今後就不管他們的死活。
另外，船員們在這些企業工作，也會參與一些違法的事情，比如要去不能捕鯊魚的地方捕鯊魚，或者在不能去運輸鯊魚的地方運輸鯊魚，如何改變他們的灰色生活，目前我覺得是無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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