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國家人民都不如中國人這麼愛奮鬥？
去了英國美國等地區，主觀感覺人都很頹廢，不是酒吧，就是滑雪等戶外運動，感覺他們一代都特別頹廢，缺少奮鬥精神。
而回到中國，問者看似大家都幹勁實足，朋友圈上都是各種商業併購，企業融資，個人奮鬥內容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差異？如一個國家人民全在娛樂，對這國家會有什麼影響？
房價爆炸前日本社畜能全年睡在公司，覺得努力工作能買下全世界，後來連跌20年也都佛了。
別把自己想得太特殊，每個人都有中二的年紀，也都會長大。
這次我想從個體的角度，談一個很多人比較關心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崇尚叢林法則的人擠人的高壓環境里，一個人過上自由的生活如何可能？（推薦相關書籍）
首先，我們需要認清到底是什麼阻礙了我們不能過上自由的生活。
這裡姑且把自由生活定義為較少的人際壓力，擁有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東西是房和車，然後發現這些東西都是外在於自己的客觀物，眼下能直接獲取它們的辦法似乎只能拚命加班工作，那麼我們就已經掉入陷阱里了。其實，房和車只不過是表象，它們的本質是社會承認（伴侶的承認、朋友的承認），即人需要從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得知自己該如何看待自己，進而鞏固自己的自我概念（參考卡爾·羅傑斯《個人形成論》）。如果擁有財富不能轉化為社會承認（比如清代即使非常有錢的太監也會被普通人瞧不起），或者不能轉化為自我承認（比如許多人物質豐富但有嚴重的抑鬱），那麼就不能說財富是自由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對物質的追求背後是對他人承認自己的追求，進而轉化為自我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比如樓下的小學生們最近突然熱衷於收集某一種卡片，商家們趁機把價格翻了七八倍，仍然止不住小孩子們節衣縮食地去買，因為能收集卡片最多的人會被認為是最有能力的，在這個微觀的環境里，卡片是比錢要更值錢的。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觸動那種沒有房車就不配活著的觀念，問題就轉化為如何獲得社會承認上。
有人會說：社會承認也是一種客觀現實，你不能否認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就是勢利的，只看表面的。其實，這裡有一個誤會，那就是一個人的心理現實實際上並不真的取決於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怎麼想，而往往是由幾個重要他人（父母、重要朋友）以及小圈子造成的，沒有人真正接觸過「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一個農民家庭和一個商人家庭的孩子，在談到「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想到的內容常常大不一樣，雖然表面上他們談論的都是一個概念。即便我們承認真的存在「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和你的思想發生關聯仍然是靠你的小圈子為中介的。這意味著，你可以通過反思、批判你的重要他人對你思維方式、性格氣質的影響來實現精神上的超越，之後你可以通過重新構建一個新的社交圈子（精神交往），從而將抽象的東西變成現實的。很多人不相信網上交友和網戀，認為那很「虛」，但現實是，人類歷史正是呈現出不斷把「虛」的東西變成「實」的趨勢（從農業、工業到文化產業），一個人利用互聯網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這個過程正是從「虛」中創造出一個「實」來（無中生有）（鄧曉芒《人之鏡·中西文學形象的人格結構》）。「實」的「虛」的關係並非如老子所說的「虛其心，實其腹」，事實上「心」（精神）才是真正的實。如果你能夠從「精神是實體」的角度理解問題，許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其實，精神和物質本質上是一體的，當你從精神的角度理解財富後，財富也往往會向你敞開。
其次，我們需要破除社會對於吃苦的崇拜和對自由的污名化。
許多人不敢不加班、不工作，除了上述的害怕被討厭的原因外，還害怕自己成為無用的人，所以想從吃苦中尋找出某些經不起推敲的意義，比如把身處勾心鬥角的職場環境說成是鍛煉人情世故的能力，把忍受無聊繁瑣的工作說成是在鍛煉頑強的意志力，實在無話可說了就搬出「青春拼搏無悔」這種空洞的安慰劑。這些心理防禦都是在邏輯上站不住腳的：長期處於有壓力的、焦慮的工作環境里，人的思維帶寬只會更小，視野更局限，更加缺乏洞察力和創造力（參考《稀缺：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長期處於可能被傷害的防禦心理里（勾心鬥角的環境里必然意味著互相傷害），人確實會變得更能忍受，但這不是什麼能力（所謂能力就是可以選擇的，可為也可不為），只是一種麻木和無助（參考馬丁·塞利格曼《習得性無助》、David J.Wallin《心理治療中的依戀：從養育到治癒，從理論到實踐》）。人的身體和認知存在著相互影響（參考《具身認知：身體如何影響思維和行為》），在一個對身體規訓嚴重的環境里，不僅人的思維將受到嚴重限制，人的學習積極性也會受挫（有壓力的條件下的學習不僅效果更差，而且不可持續），而這其實是損失了人最寶貴的能力——持久的好奇心和對事物的興趣，許多人的職業規劃就是線性的熬年限、熬資歷、看概率，這種思維方式是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損失了什麼，才會無視自由生活的迫切性。
第三，我們需要明白自由生活對人生（婚姻、教育、職業發展）究竟有哪些潛在價值。
許多人在核算生活成本和收益時，常常不理解、不知道從精神的角度看待金錢，導致與實際情況產生嚴重偏差。其實，這個世界上不存在脫離自我的「剛需」，一切的剛需都是以「我」為絕對前提的需要，這也意味著，我必須在內心裡給自己的「剛需」找到個體性的理由，而不能僅僅以「大家都這樣」（或以外在於自己的客觀現實為依據）就批准了自己的經濟行為。有人可能會說這是精神勝利法，但只有這樣看待問題，你才會去不斷反思自己的需求有何依據，而不是一被外界鼓動、誘導、恐嚇就忍不住掏錢（參考《社會心理學》、《消費心理學》、《思考，快與慢》）。由於擁有理性的投資、消費習慣是需要花時間鍛煉和培養的，它不僅需要有長期保持敏銳思考的能力，也需要搜索信息、快速閱讀文獻資料的能力，且這些能力都不可能是通過學校或者任何培訓班教出來（學校最多教你如何解決問題，但最難的是如何結合自身需求去定義問題，這是不可能培訓出來的能力），只能在自由的生活環境里自己探索。實際上，這些能力往往與大部分職業所需要的能力是互相抵觸的，因為前者需要的是不斷發散、不加任何框架限制地尋找原因，而後者則往往是針對特定目的，特定對象的有局限性的思維活動。
因此，自由生活的巨大價值，一方面在於它可以為心智留出空白，使那種由於焦慮和壓力導致的非理性的消費行為得到緩解，進而極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是只有在無目的、不加限定的生活環境里，人才能夠成為真正有思維能力的人（而不是光有文憑）。許多在自己領域相當專業的人往往脫離了熟悉的圈子後就犯極其低下的錯誤，這源於他們並沒有把理性運用到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去，只是上班或者上學時喚醒一部分，其他時候理性是處於沉睡狀態的，他們本身不是思想上的勤奮者（參考《走出思維的誤區：批判性思維指南》）。因此，一個非常反直覺的事實是，專業文憑對於真正渴望求知的人來說並不是必需品（當然這不意味著它不重要，人也是多面的），如果一個人關注的是事物本身的道理，那麼他就不會高估這些世俗標籤的意義，（這些東西其實非科班照樣能夠獲得）。對於「科班」這一標籤的追捧，實際上是在為思想的懶惰找借口而已。其實，如果一個人內心足夠敏感，他就會意識到世俗標籤常常表現出對求知慾的阻礙效果，因為任何考試、評測、證書都是分領域的，限定時間的，但人的思維的興奮點和興趣點可不分文法理工農醫，也不遵循任何學術共同體的劃分標準，更不會遵循任何外在的時間規律。
這裡需要著重解釋一番，儘管我絕不否認世俗標籤對人心理安全感的巨大意義，更不否認學歷的價值，但我在這裡仍然想強調它們可能造成的問題。在我接觸許多人的經歷後，我驗證了這樣一個心理事實：一個人的精力、學習能力、創造力等等個人能力，其實和他對自己的社會身份的心理定位有密切的聯繫，人常常是通過自己在何種人際圈子裡建構自己的自我概念，並通過這種自我概念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指導自己的言行的（卡爾·羅傑斯《個人形成論》）。比如一個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學生的人，他會在許多領域和場合表現出符合學生身份的言行，即使在那個場合併不適合表現出那種言行。因為任何特定的社會身份（比如我是一個教師、醫生、商人、學生）都包含著該身份所對應的知識邊界和權力場域，所謂知識邊界，就是一個身份所對應的知識必然是有邊界的，甚至與其他知識相衝突，比如一個教師如果精通於不符合教師氣質或社會主流對教師的刻板印象的知識，人們就會說他不務正業，或者懷疑他是否把心思都用在了教育活動里，而不是讚歎他的愛好豐富，興趣廣泛，一個理工科學生需要通過建構「文科生都是空口說白話、邏輯水平低」來確立自己的優越地位，一個A學派的人常常過度貶低B學派的學者，把B學派說成一無是處（這樣無意義的口水仗到處都是，但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無反思地認同自己的身份，必然會讓人帶著偏見去看待其他領域的知識，並常常過分誇大了不同學科、不同職業的知識之間的壁壘和分裂，比如所謂哲學和科學，理工科和文科，理性和浪漫等等事物在大眾看來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但這些對立對一個豐富的、真實的、追求真理的人來說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所謂權力場域，就是該領域裡人們會依據掌握文化資本的程度建構權力的階梯關係（參考布爾迪厄《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張毅《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比如職稱越高、頭銜越多的在那個領域往往越有權力，於是人們經常把追求權力場域中的上游地位當成了自己在追求知識。以上兩點正是我認為社會標籤對人自發的學習能力的干擾所在，當然這裡不是建議大家都去退學，都去放棄資歷證書，而是說我們在保留世俗標籤的同時，也可以讓自己去關注真正永恆的東西，任何證書學歷都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取消、修改、縮水、貶值，但自己鍛鍊出來的思維能力不會。
第四，我們需要了解自由生活可能帶來的問題。
我以為問題主要有兩點，一是內心的痛苦和不幸的感覺；二是會暫時地變得很無能，沒有辦法進行工作和社交。
中國家庭里，絕大多數孩子都是從小被不信任的，一旦放鬆監視就會立馬不求上進、惹是生非，久而久之，許多孩子為了避免外界懲罰，學會了預先進行自我審查，當自己出現想要頹廢的念頭時，不需要等待外界懲罰真的降臨，自己就會尋找出各種理由反駁。那麼自由生活的一個巨大作用，就是嚴重衝擊了這種他律下的「偽自律」，當你發現，你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人會批評你，指責你，你真的可以去做時，你會感到極大的恐慌，不僅是恐慌自己不知道未來會滑向哪裡（因為你完全無法預測自己下一個念頭是什麼），更恐慌的是，你意識到自己原先的自律根本就是裝出來的，只是沒有條件放縱自己，一旦有了機會，你比你自己討厭的人還要過分（所以說人們討厭的人里往往藏著被壓抑的自己）。當你脫離了人擠人的環境，只和自己相處時，你會發現自己竟然有很多在被規訓環境下所不可能產生的各種念頭，它們都衝擊著你原先的自我認識，正如我在另一篇回答為什麼如今知乎上還有這麼多人反對「自由」？里所說：
你開始對那些慶祝放假的朋友圈動態無感，因為你每一天都在放假，但這一點都不快樂，因為放假的快樂，只有依附於不放假的痛苦才能存在；由於你可以想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你很快就意識到所謂「清晨是美好一天的開始」這樣的話根本就經不起反思，實際上，一切先前所以為的那些天經地義的人生意義都在這種自由生活中徹底崩塌，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在集體中，人們常常把周圍人當成自己生活的參照物，不會對習以為常的東西產生懷疑，可現在發現，就連「人為什麼要吃飯睡覺」這樣簡單的問題都顯得很沉重。這是一種極度虛無和痛苦的感覺，痛苦到人會懷念那種有人給你提供現成的生命意義，甚至包辦一切的生活。
這種狀態下的你也會變得很無能，因為雖然你擁有特別敏銳的內心和強大的思維能力，但卻無法應用在任何世俗事務上，因為任何工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欺（我必須毫不懷疑我做的事情是有巨大意義的），需要與現實進行妥協，需要處理許多瑣碎的細節，不斷進行元追問勢必會打破自欺，人也就顯得特別無能。
因此，自由生活絕不是很多人想的那麼輕鬆，說自由比不自由容易，就好像說一個奴隸反抗比服從容易，一個藝術家獨創比模仿容易一樣（參考鄧曉芒《靈之舞》）。它意味著敢於接受自己的各種惡念，敢於讓自己陷入未知和荒謬中的勇氣，但是也要看到，這些困難都是暫時的，只是人需要一定時間來適應這種新的生活，他不會永遠陷在虛無和無能的狀態里無法自拔，相反，當他挺過了這個階段，他也就迎來了新的生命。正如黑格爾所說：
一般地可以說，每一個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經歷這樣一個轉折點，這是他的本質上的一個昏暗的收縮點；他要通過這一關，才能達到安全境地，從而確信他自己，確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經沒有能力以日常生活來充實自己，則通過這一關才能確信一個更內在更高貴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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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奮鬥的意思是：我努力造飛機，然後讓弱雞們用100億件襯衣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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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逼的奮鬥：我先造他2000件襯衣，把隔壁那個只能造1000件的擠走，然後加緊造襯衣，總有一天我會擊敗造飛機的發達國家的。
中國人對於「玩」的理解，本來就是與世界主流背道而馳的。
全世界開放的國家，恐怕只有中國，才會把「玩」當成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需要給「玩」尋找「正面意義」。在一個人自述「我沒有玩的資格」時，恐怕只有中國，才會誇他「有拼搏精神」而不是感嘆「基本人權得不到滿足」。中國人下棋，是為了開發智力，打遊戲，是為了拼搏進取，踢球，是為了強身健體，看電影，是因為「你知道我家偶像有多努力嗎」。
把「娛樂」包裝成「努力」，假裝不在玩，當然會覺得「中國人最努力」。把這些額外的意義去掉你再看看。
提供一個舊回答：
國外有哪些事情是大部分中國人無法接受的？?www.zhihu.com
玩。
國內普遍存在的觀念是，「玩」等同於浪費，甚至是墮落，簡直可以說是犯罪，公開的談論「玩」是不可想像的道德敗壞。所以，做這方面生意的，找了條曲線救國的道，把「玩」包裝成「生活方式」，甚至提升到「身份認同」的境界。我是熱血少年，所以我玩遊戲，我是文藝清新，所以我旅遊拍照，我是流行達人，我看電影追劇看綜藝。你是什麼人，你就該玩什麼，通過娛樂方式就可以判定一個人的階級。目前中國唯一能無視身份差距的「玩」是看球，而且還僅限於足球籃球這兩項，你如果說喜歡看棒球都會有人覺得你是看日漫的中二少年。我們已經在「玩」這個字上打上了深深的身份烙印。
說中國年輕人不愛奮鬥愛佛系的也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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