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羅新PKU所說的「一生所學，只為此刻。」？
2020.2.23:看到知友對羅新教授的人文關懷有所懷疑，上午筆者還因此與知友辯論差點吵起來（看其他答主的回答就能知道了），在此表一下立場
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歷史學家 和 有同理心的普通人的角色很難在同一個人身上體現。當然，筆者並不是認為歷史學家就會缺乏同理心而變得刻薄，正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從古代的無韻離騷到近現代乃至當代一眾懷有理想的歷史學者），而筆者認為就當代史而言，羅新教授只是沒有做到在查看時下問題的同時兼顧一個歷史學家對社會的洞察性和一個公民的社會同理心。
其次，筆者同樣認為，挖掘羅新教授有價值的論點也很重要。筆者自己從他的講稿中整理得出，他的思考在如下幾個方面：
1、瘟疫過後的社會會進行什麼樣的反思
2、國家宣傳話語里」戰爭辭彙「的來源及消極影響
3、博愛是否能跨越階級——民族主義對博愛的消解
4、當前體制的垂直管理性（地方權力收歸於上，並且平行部門之間無權分享資源與信息）導致的社會互助缺乏和地方權力不足
5、官方媒體對飯圈話語的強調導致的意識形態教育
6、個體敘事的價值
下文主要是出於第六點的思考（有文章摘錄，有書籍引用，有個人思考），其他模塊有機會也會繼續更新。
不請自來。看到這個問題是因為朋友推給了我一篇近期羅新先生受採訪的訪談文章，文章全篇提到的好些事情都與問題有關聯。
憤青的話就不想說了，文藝的話也不想說了，我想談一點思考。文章鏈接附在下面（需科學上網）1、文章官網鏈接
2、百度雲備份 提取碼：7whg文章挺好的。提到了很多有趣的時下話題。
其實拋開先生對於未來的一些估計不談，先生最終還是把話題引向了「個體敘事」。我的歷史老師告訴我，近些年隨著歷史學科以新奇有趣、平易近人的方式被公眾所重新認識（如《明朝那些事》的調侃、百家講壇的有趣），個人層面的微觀歷史也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從教育的角度也是如此，近幾年三屆歷史高效聯合舉辦的「全國燕園杯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也全部是以校史、地區志、個人家史為寫作範圍。是的，個體敘事就是將講述歷史的重心與主角下移，從宏觀的視角轉到圍觀的你、我個體，而這樣的「個體敘事」，正是問題中，微博里羅新先生所認同的。筆者不才，在寫《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書評時，曾經也提到個體敘事的價值，以供題主參考（部分靈感受啟發於北大附中哲學社團的那篇社會問題反思）：在歷史的記述里，鮮活的歷史記憶，往往都是出於最真實、卻也最渺小的個體敘述。如果說同理心與人情是導致人們共鳴的要素之一，那麼歷史的真切而感人的共同的國民記憶（或曰民族記憶）則讓人性的薪火不斷。正是每一個個體在歷史中留下了曾經燃燒與綻放過的痕迹，我們的共同記憶才這樣鮮活。
歷史研究者雷頤先生曾在他的小集子《歷史的進退》中作結說：「借用董橋先生在「一襲真切的民族記憶」中的比喻，千千萬萬個人點點滴滴記憶的「尋尋覓覓補補綴綴」，圖的是縫補成中國人的「公共記憶」，「儘管只是百納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擺」，畢竟滲出了歲月流逝中「民族的體溫和體味」。只有更多的人，無論是在歷史大潮中曾經引領潮流、推波助瀾的「精英」，還是任大浪裹挾、只能隨波升沉起伏的「庸眾」，都寫下自己的「昨天」，參與「歷史記憶」的形成，打破「欽定」歷史話語的壟斷，我們才能「最後補成一襲金鏤玉衣那麼真切的民族記憶」。「昨天」如果連飛鴻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終歸令人遺憾，人們確應以自己的心血文字與遺忘抗爭。」 的確，在一個「國家」、「文化」、「民族」等等大而空泛的概念層出不窮的今天，在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需要去用媚俗的手段引導國民記憶的塑造的今天，在一個人格化的「阿x哥哥」面對潮水般翻湧的無數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個體是那樣蒼白無力的今天，個體的聲音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如果說歷史的底蘊是「家國情懷」得以歷久彌新的源泉，那麼個體的歷史敘述就無疑是歷史底蘊得以紮根於這片土壤的關鍵要素。我想起《鋼之鍊金術師FA》里霍恩海姆和「瓶中小人」對於生命的不同見地，是尊重個體、與每一個渺小孱弱的靈魂溝通的霍恩海姆最終站在了真理的這一岸；我同樣想起一版《利維坦》一書的封面，這個令人恐懼的權力機器的構成也仍然是每一個獨立而微小的個體「人」。在今天，我們究竟是要做馬克思口中那一麻袋簡單的馬鈴薯所構成的「大眾」還是擔負起時代賦予我們的公民責任，歷史已經給了我們啟示。
最後摘錄一點文章里的文字，供參考。（有刪節）
筆者認為，珍視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價值，能夠構築起社會性的集體關懷；記述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真實故事，能夠讓記錄表裡表示我們的「統計數字」變得鮮活。固然，我們目前還缺乏一個獨立於官方語言的社會性語言，某種程度上的公民社會也並沒有完全形成，但如魯迅百年前所言，出一點力，發一點光，影響我們身邊的人，足矣。
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都會有辦法獲得自救
剩餘價值：我們的另一個觀察是這次疫情期間個體敘事的崛起以及它的重要性。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層面的敘事的撕扯和張力，一方面是治理術層面的。[1] 但另一方面，我們在社交網路上，在微博肺炎求助者超話裡面，甚至在豆瓣、在朋友圈都可以看到個體的呼號和吶喊，個體家庭的支離破碎。這樣的敘事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並且這個敘事在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達到了一個制高點。這是一個情緒的高潮，大家看到，像他這樣的一個普通人，因為說了真話，得到了這樣的一個下場。我們每天看到的是數字，是轉化「存量」、新增病例和治癒人數，已經有一點接近麻木的狀態了。但這樣的個體敘事其實讓我們保持清醒，不要麻木，讓我們知道在肺炎中普通人和個體所付出的代價。
羅新老師之前在微博裡面也有說到，「中國古典文明的新生，必在發現或者重新發現個體人。」您在最近幾年的研究中也有一個向個體的轉向，所以我們也會好奇你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羅新：這當然不是最新的、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在SARS期間，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都可以看到好多非常個體化的、對個體受害人的，以及在災難當中個體表現的描述。但是沒有這次這樣密集、這樣好，而且不再以表彰、以歌頌為目標，就是要寫出人在這個時刻的特質。
這反映了這十幾年來一代新的記者、編輯訓練自己的結果。他們的寫作顯然不同於過去的寫作者，不同於我這一代人和比我更老的人，現在人的觀念已經變了，寫作方式已經變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非常棒的、過去可能在中國的文獻里從來沒有過的、這麼多的關於在災難面前普通受害人個體生命的描述。這些人既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也沒有什麼大的、值得表彰的功績，但這樣的生命值得被尊重，這是中國文化的新生希望所在。
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樣，並且以後還能做到這樣，那就不在乎什麼了。[2]真正能夠改變中國的就是這些東西。[3]
我們要記住一點，每一代人都在說現在的孩子沒救了，在我上學的時候，77屆、78屆的人就說，你看80級以後的都是什麼人，今後的中國怎麼辦。到我這一代再看，我跟我兒子一起讀書，很多東西他讀不懂，他不知道磨盤是什麼、碾盤是什麼、鐮-刀是什麼，既不知道也沒見過。 在這種情況下，你往往會覺得，下一代人怎麼辦？其實沒有關係，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他們會有辦法獲得自救的。人的本性里有自我教育的一面，當然人的本性里有被愚弄的東西，但也有會掙脫謊言的這一面。
相信人很重要。而相信人，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首先，人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體的人。其次，人是沒有邊界的人，在中國的是人，在另外一個國家的也是人，跟我們一樣的人。人都是一樣的，人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魔鬼也好，聖人也好，都是人。注意到這一點很重要。希望從哪裡來？就從人身上來。
自古以來有一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是說，你不要看現在的小孩那麼傻，說那樣的蠢話，沒有關係的，他們將來也會變成跟我們差不多的人。當然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就像他們的父母有責任教育一樣；但是他們自己也會有辦法的，就像我們小時候也找到了辦法自我教育一樣。
我們小時候的愚蠢荒謬比現在的小孩要多，文-革教育出來的孩子都是那樣的人。我上大學的時候，聽到國歌和國際歌，激動得眼淚都要流出來，聽到「民族」兩個字的時候簡直激動得不行。所以，他們也會找到自我救贖的道路的，因為我們都是人。
參考
- ^有刪節
- ^有刪節
- ^有刪節
我不贊同羅新的言論，但我認為他擁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簡單說幾句：
文章提到的一些道理我都懂，一些觀點我也認同。但是他顯然低估了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以至於他的言論讓我產生一種極強的疏離感，彷彿我們生活的不是一片土地。
全文還有很多主觀臆斷：
比如說中國讓世界衛生組織幫助自己撒謊，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不是因為國際主義而是另有所圖...這些觀點都只是作者的主觀猜測而已，毫無根據。和朋友聊天扯淡可以隨意點，但接受所謂的採訪、寫進文章里，這些話就實在辣眼睛了。
當然，這篇文章也確實沒必要刪，這樣的討論並不是沒有價值。
討論是必要的。
============ 增補 ============
20200229：「功利主義」相關
20200303：增補部分內容（「我並不說現實的處理方式已經是完美的......」那一段話）。
20200329：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寫的非常棒，分享在此。作者是 @不周山 ，薩塞克斯大學人文學博士在讀，我想這足以超越一眾張口閉口人文，但人文學的還不一定到家的人了。
不周山：公知的群像及成因?zhuanlan.zhihu.com
其中的有一段內容寫的很棒，而其中的最後一段話，我想拿來評述一部分人的觀點再合適不過了：
人文學科的紀律天然存在這樣的劣勢，導致不少我們人文社科學者在這種魅影陸離以「人」為本的解釋世界中，不以結構去解釋世界，而以意識形態去解釋世界，最終面對強大西方文化而不自覺的精神西方人了。一旦精神西方人，就陷入範式盲目，他們也就沒有什麼理性可言。從此為洗而洗，為噴而噴。
當然，並不是人文學者都這樣。我所敬仰的每個人文大師幾乎都脫離了這種薩滿式的解讀。而且也不是所有學者都這樣，像對於一個學物理的，學工程的學者。他們的學術紀律近乎於無產者的唯物生產環境。他們研究理論，邏輯，物質結構，也會塑造了近乎物質結構的無意識。比如在知乎，你能明顯看到更多工科學背景的大V三觀比較正。
當然這也不是學科和階級的必然，只是特定學科或者階級在傾向上有更大的比例而已。重要的是，這不代表就說無產者（及其他從事物質勞動生產的各階級）天然就有完美的正確性。無產者（以及其他從事物質勞動生產的各階級）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都是很容易被精英意識形態一時的蠱惑洗腦的。但是天然的階級意識使得無產者具有可以明白真理的天性。 只要把道理和無產者說清楚，他們聽明白，他們立即就會「對，對，就是這樣。」一些道理和無產者說是一點就通。只要把事實例舉出來，他們不會詭辯，自己思考一下很快就會得出真理。 而小布爾喬亞是沒有這種明白真理的天性的，他們需要大量刻苦的理性訓練，才有可能具有明白真理的能力。而事實上，你和小布爾喬亞講道理，舉例子，說事實，講邏輯，最後他們還是會逞強狡辯，用自己那套話術各種詭辯。哪怕嘴皮說破，他們自知理虧，最後也會憂傷地哀嘆自己是「人文關懷」，而反過來指責你太過理性，沒人性。人文主義往往成為了這群反動文人最後庇護所，標準的話術就是什麼「小民尊嚴」，「環保蒼穹」這類的。
============ 原答案 ============
從他那篇訪談來看，這個「一生所學，只為此刻」，有些想弄個莫名其妙的大新聞的意思。那篇文章，也實在充滿了反智的意味。本來，強調個人價值是好詞，或者至少是無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那篇訪談從比例來看，確實相當部分是有點鍵盤俠、甚至為了黑而黑的意思了。
我不去舉太多那篇文章的例子來說觀點，我就先告訴大家怎麼讀那篇文章，怎麼去判斷它說的正不正確：
很簡單，去反證它，看它經不經得起反證，經不經得起證偽。僅此一個方法，可以讓它大部分問題現行，這也是我謂之反智的原因。
有些答案表示讚揚他的人文關懷，然而問題是他說的很多問題的論點並站不住腳，甚至多處不惜以滑坡謬誤的方式來論證，這就使得他的說服力大打折扣了。這就像造一艘船一樣，即便它充滿了「看上去」華麗的裝飾，但是這船一下水就沉了，那你很難說這真的是一艘好船。
另外作為閱讀背景，我提醒一下諸位可以去看一下羅教授受教育的時間。從他所說的「西方所有的戰爭、災難性革命或體制崩潰，其後果是一波新的歷史上升期」和「東方不一定這樣，災難後面是更大的災難」這兩段來看，確實有充足的理由懷疑他是當年受某河shang荼毒頗深的一代。指出這一點絕不是為了攻擊某個個人，而是大家明白這一點，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發表這樣觀點的立場和原因。
然後我下面就隨便舉一些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一下，真的是挨著看，然後隨便舉一點例子：
關於封城：
羅新：（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是全世界第一例，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例。過去古代發生某種瘟疫，都是在一些很小的聚落，當然都是殘酷對待的。我沒有具體地學習過歐洲這方面的處理方式，但是近幾百年來我們留下的歷史記錄說，對於在中國發生的（瘟疫），都是把一個村莊圍起來焚燒，但裡面很多人沒有得病，逃出來也都是當即被燒死。 你可以狠著心說，這個方式是為了讓瘟疫不流傳到更多的地方去。但是對1000萬人口的城市實行封城，這太不可思議了。1000萬人，相當於三國時代全國的人口，更何況後來事實上形成了封（湖北）省，各個省甚至各個小區也在封。大概全世界能做到（封城）的國家也不多，因為在西方，在民主國家，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任何一個行政長官能夠決定的。 我們現在聽很多人大談「戰時狀態」，但隨便一個行政官員就能夠宣布「戰時狀態」嗎？這必須是要經過最高立法機構決定的。封城或者諸如此類的極端措施帶來的傷害，一定會比病毒本身還要大。
-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一下什麼「封城」這個概念什麼意思。「封城」聽起來很令人shock，但是現代的封城，至少中國這次採取的封城，只是阻斷人員流動，貨運依然是保持的，又不是古代那種條件下把人餓死。首先需要拎清這個概念，你才能夠進一步理性地去談這一點。（利益相關：我就是湖北人，父母均在湖北的一個小地方，武漢那邊親戚也不少）
- 什麼叫「古代發生的瘟疫」只在一些很小的聚落」？霍亂、鼠疫、天花等曾經全球大範圍流行分別死了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甚至上億人的疾病這就被這麼忽略了？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無論學科再怎麼細分也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吧。文中說這一段，有故意避重就輕，把瘟疫說的很簡單，故意反襯「封城」有多麼嚴重、多麼不人道的用意。
- 這裡我特別提一下霍亂，諸位有興趣可以再自己去了解一下。霍亂的病亡率本身並不高，不到2%，比起非典、艾滋病、炭疽等一眾乙類傳染病提鞋都不配，而且現代治療簡單到只需要補液就可以。然而它卻和鼠疫同列為我國唯二的甲類傳染病，其原因就是因為它傳染性強，可以通過水源傳遞，然後會對公共衛生資源產生嚴重的擠兌。
- 而這次的疫情也是有著類似的特性，因此如果不快速封堵，它對於公共衛生資源擠兌的特性會使它對一個社會產生巨大的傷害和影響。試問諸位，從解決問題的務實角度而言，就算封城不完美，那麼比起這個，你們覺得有更好的解決方式么？還是說不封鎖，像日本等有些國家目前做的那樣 -- 低管控處理，算經濟賬（考慮致死率和人口數目，再權衡如果管控造成的經濟損失、社會成本等，說不定不管控短期來看在經濟上更划算）-- 更滿足羅教授後文所說的不侵犯個人自由以及人道？
- 然後緊接著，接下來羅教授話鋒一轉，字裡行間的意思都是「封城這件事情在西方社會做不出來，所以是錯的」。你們想想，這個邏輯是不是有點問題？
- 戰時狀態這一點，每個國家法律制度不一樣，我國是允許各級官員這樣說，我不一定說這多麼對，但至少也沒足夠的理由說這錯，何況事實來說只是為了防疫，也不存在以防疫為借口獲取別的權力的借口和能力（軍隊又不是他們來控制的）。與之比起來，燈塔國的特朗普同志為了在美墨邊境修牆可以不惜繞過國會簽署一個「國家緊急狀態」行政令，而且他這是事實獲得了可以為此隨意動用軍隊的合理性，這又怎麼說呢？
- 綜上，「封城或者諸如此類的極端措施帶來的傷害，一定會比病毒本身還要大。」么？我看不出有足夠說服力的依據。
剩餘價值：我們就從封城這個話題過渡到這次疫情中暴露出來的語言危機。「戰時狀態」「戰疫」等話語充斥，我們在一些媒體上也見到了「生產一線也是戰役前線」「早日打贏這場硬仗」「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這類說法。一個公共衛生危機事件被提到戰爭狀態，軍事化用語激增，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羅新：軍事術語侵入日常生活語言的情況，當然由來已久，這恐怕是20世紀的特點。另外也和中國在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當中，始終處在對內對外的戰爭狀態有關。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國民革命還是後來的共產主義革命，軍事所佔的比重都非常高，對軍事文化的崇拜也變得非常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軍事語言，而軍事語言的侵入對整個文化的傷害或者影響是很大的。 如果我們覺得應該改變我們的文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從自我做起，少說這種軍事性語言。我們有足夠的語言和足夠的辭彙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用不著使用這些斬釘截鐵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軍事語言。至於體制如何使用這些語言，它有自己的慣性，很難改變，但是作為普通人應該這種自覺意識。過去我們沒有這種自覺意識，我在好幾個場合說過這個話題，但沒有人有反應。可這次反應特彆強烈，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機會，讓人們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空洞和危害。 當你強調這是「戰時狀態」的時候，事實上不僅是給最高的公權力開放了極大的可能，也給那些地痞流氓開放了一種可能。我們這兩天看微博上微信上傳播的那些小視頻，有人把在家裡打麻將的人都趕出去遊街。起碼的法律都被破壞了，基本的人權都給毀滅了。為什麼？因為在「戰時狀態」。因為我們在「戰時狀態」，我們就什麼都可以做，所以使用這種語言的危害性是極大的。
- tg確實從很早就強調語言盡量親民易懂，當然受限於時代變遷，確實有時候會有顯得「泥腿子」的地方，比如「狠抓」、「搞好」等，這也不是沒有人詬病。不過除了公職單位，民間大家平時說話倒也很少這樣吧。當然我姑且認為羅教授說的「軍事語言」在這一點上有所體現，有一些道理吧。
- 不過說到這一次疫情，和汶川地震一樣，對於國家和社會投入的社會資源以及局部的社會治理而言，確實是相當於打一場仗。局部地區「啟動戰時機制」是實實在在的啟動了一套應急機制和預案，而不是僅僅的一個語言口號，因此此時把以此為背景的一些話語作為是「軍事語言入侵」，我覺得這還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事實就是一件事已經火燒眉毛，你又讓我如何用多麼溫婉的辭彙來動員大家注意呢？
- 戰時狀態的一些點我前面已經提過了不再贅述，羅教授說的「地痞流氓」（其實我覺得這樣說不妥，因為更多的情況是部分基層組織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粗暴行為，而不是普遍性的有人為非作歹以此為樂）的此類行為是否可以安在這一點上我比較存疑。公平的比較一下，北美以前出現大停電等類似的社會突發性狀況時，民間出現了大批量的騷亂、搶劫等嚴重失序犯罪，甚至因為強姦案高發導致第二年出現了嬰兒潮（注意啊，這和這次疫情大家不能出門只能在家活動可能會導致的嬰兒潮完全不一樣），糟糕到不知哪裡去了，他們當時有啟動戰時狀態么？這是所謂的戰時機制導致的問題么？
後面的我就懶得再多提了，基本上每一段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且很多問題比較嚴重、偏頗。他後文關於博愛的觀點從現實來說有我贊同的一些點，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還是很明顯地缺乏了一些客觀。一些被有些人追捧的所謂的「有深度的思考」，其實是站不住腳、無法立足於現實的。這樣的的點如果只是一處兩處那還好，處處如此就讓很難讓人信服了。關於個人的自由等問題，如果只是形而上學的討論無法落地，如果某些人鼓吹的所謂保障個人自由的方式實際推演下去卻被發現是以此為名義傷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那又該怎麼說呢？等等等等。
我並不說現實的處理方式已經是完美的（特別是前期），但要從務實的角度去看待和討論，那才能有更富於價值的見解。比如這次暴露出預警機制、地方政府存在瞞報（本質是一個權衡失當的問題，也有信息不充分的因素。這一點在各類官僚體系下都難以完全避免，例如現在日本政府就正在重蹈覆轍，很顯然這不是某些人藉機鼓吹一把「（政治）體制問題」就能解決的）、專業人士對於公共事件的話語權不足等問題，而這些點及其有效的解決方式，恰恰是真正務實的人才能看到的（例如鍾提出「提高cdc話語權，且使其能夠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對接中央」），而絕非有些人空喊幾個看起來「似乎」很漂亮的「主義」就能解決問題。
最後，我給上我個人的一點觀點：
人類之所以創造出文明，就是靠的人們之間的分工以及協作，組成更大的社會集體而促成的，整個集體，也是由一個個人所組成的，兩者的利益，特別是長期利益，不是對立的。
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個體的權利和存在理應獲得更高的重視，這是對的，這沒問題，每個社會中的人都希望如此，特別對很多人來說，是「對自己而言」如此（人的高尚、尊嚴以及自私普遍同時存在，這無疑是個客觀事實，當然這本身也無可指摘，你也可以認為自私也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過，你無疑有必要認識到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從歷史認識的角度來說，看清個體在中間的喜怒哀樂，把個體看作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個分子和分母，無疑，這是很有價值的，特別是幫助我們多一個微觀視角去發現歷史的話。
但是，如果看待實際問題時，只片面看到個人視角，特別是過分地把個體的自由與方便優先順序拔高，比如「封城讓我的生活不方便了，所以它侵犯了我的自由，它是錯誤的。就應該不封城，反正封也是無效的（真的無效么？），不如隨便讓它傳開好了。」（羅老師後文的類似觀點），且不說這是不是拎不清問題的輕重，難道封城只是對全國其他人民的保護，而不是對武漢、對湖北人民的保護么？即便不封城，對於這樣一個新出現的病毒，跑到別的地方就可以給你們救治了么？如果讓病毒隨意傳開了，武漢人民、湖北人民，又能到哪裡去尋找庇護呢？（再次重申利益相關，我就是湖北人，雖然我個人在上海，但我的父母在湖北，也有很多親戚在武漢。）
所以在我來看，個人和集體的利益不是單純的 a+b 式的線性或零和關係，而是 (a+b)2 這樣的，只有當兩種的利益同樣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整體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利益。如果只是片面的只看重某一方，那麼會帶來這樣的後果：只看重集體會帶來人的異化，而只看重個人甚至否定集體和社會的意義，則是在挖文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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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9的增補：
介於有人提到功利主義，那我再增補幾句：
- 有人把這次的問題處理方式單純說成是一個功利主義（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電車難題），但這實際上是一種謬誤。封了城難道只是讓武漢、湖北人民自身自滅以換取其他人的安寧么？不是呀，對武漢、湖北還是努力救治的呀。其次，面對這麼一個新的疾病（我再次強調這一點），部分武漢人民因為醫療資源擠兌得不到檢查、治療，如果他們跑到別的地方就能找到醫治的方法么？並不是呀。功利主義是犧牲 A 換取 B，然而這這次疫情的處理不是用 A 換 B 的問題，而是要避免 A 和 B 都被團滅的問題。對 B 要治，對 A 也要治；如果 B 沒了，A 也要完蛋。
- 一個人可以藉此事去反思和批判做的不對的地方，可如果他變著法地批評了當下的操作，但他給出的新方法比現在還要糟，糟得多，這就很難說他提出的這一切真的是妥當的。況且嘴炮永遠都容易，真做事就會發現現實處處都是 trade off，沒那麼容易完美，非為不願實為不能（不是你願意做的不完美，而是你找不到方法做得完美），但現實的問題，最終還是需要靠這些真做事的人去解決的。
我對羅新的領域不熟悉。對這種不知所云的說法十分反感。
注意，我並不是想要他必須要說什麼，必須要做什麼。
我甚至覺得，他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說，才是最好的。
比如陳平原以身作則提供了一個相當典型的反面案例，我倒覺得挺好。他在文章裏說的每一句話，都清楚地告訴讀者，作為一個研究文學的，「我已經失敗」。
幾個問題：
學什麼，跟「此刻」有什麼相關？
學什麼，是不是非要跟「此刻」相關才可學？
學什麼，是不是只為「此刻」？
比起莫名奇妙的所謂「人文關懷」，各種不表示介入就招人反感，我更希望搞清楚一件事：如果任何時候，都是事實最有說服力的話，那麼當事實早已經不讓碰的大前提下，
這些辛苦耕耘的教授們一天到晚又是在研究什麼？
為了什麼研究？
這些抒情面向的對象又是誰？
最後還有兩句話想說的。
對這些文科教授：想想你究竟是在跟什麼樣的人對話。不講真話完全可以，但起碼不要做假，更不要誇大。有時沈默的力量反而更大。
對這些一般讀者：既然早就知道文科沒有什麼用，為什麼還要期待從教文科的人嘴裡聽到救世靈方？一面要「無用之人」給出大用之策，一面又嘲諷「無用之人」的無用。可見這群「無用之人」真的比太監還要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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