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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誤己誤國論早已有之。感謝邀請，以下簡言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若干看法，拾學界牙慧。

首先，明朝的崩潰，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單單把責任歸結到東林身上，則未免太過草率。明之敗亡，或與東林有關，然主要責任絕不在東林。

對於明朝滅亡的原因，不是這裡探討的重點。以簡概括之，總體格局上，是全球環境下的小冰河時期與全球經濟下的東方白銀資本的過度積累與整體性經濟危機。而具體言之，在環境、氣候、全球經濟等要素的影響下，從內部掀起了以李自成等為代表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從外部則是滿人對中原的長期覬覦。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明朝趨於腐朽的體制與瀕臨破產的財政，根本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且由於皇帝與大臣的諸多人事的原因，明朝在面對危機時不僅沒有設法解決問題，反倒是激化了多方面的矛盾，最終使明清易代成為不可逆的歷史事實。

明非亡於東林，但對東林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卻需要客觀的評價。首先，需對東林作一個較為準確的定位。在我看來，東林本身即是許多矛盾的體現。首先，東林早期與晚期的發展情況與內容大有不同，其所作所為不可一概而論；其次，東林內部亦呈現出理想化和現實的利益化的區別。

早有如楊漣、左光斗等士大夫的不屈抗爭，後也有如李自成入京後一大批卑躬屈膝的如陳演、魏藻德之流，如果都將其混為一談，未免太不可取。

東林黨一共作了哪些事情呢？又何以須對明朝的滅亡負責。其清議朝政，與閹党進行不屈的鬥爭，表現出了不畏權勢、正義凜然的精神。

東林自始至終都深陷黨爭，給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這的確是必須承認的事實，但這並不代表其熱衷於黨爭。事實上，東林黨對黨爭的危害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是對其深惡痛絕的。顧憲成即指出，「結黨」而「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於相補相救也。」他對黨爭起源與危害也有清醒認識，「大都起於意見之歧，而成於意氣之激耳。」「竊見長安議論喧囂，門戶角立，甲以乙為邪，乙以甲為邪，甲以乙為黨，儀亦以甲為黨，異矣；始以君子攻小人，繼以君子附小人，終以君子攻君子，異矣。長此不已，其釀毒有不可勝言者矣。」東林黨重要人物鄒元標在被複用以後，就立刻呼籲停止黨爭，指出當時急務在「朝臣和衷」，「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

東林何以拒斥黨爭而又深陷黨爭，便在於其壁壘森嚴，傳統儒家的君子小人觀念根深蒂固，將一切與其不同的政見皆斥為異端，乃至許多正直的中間人士都被逼如反對東林黨的派系，而東林黨人又往往自恃清高，使其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

清議對政治中不合理因素有一定的批判作用,而且對政治弊病有一定的補救作用,但清議對權力的抗衡和批判是軟弱的,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傳統政治。此外，東林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上往往不切實際，空談道德，妄圖用明學術、正人心的道德手段代替政治與經濟手段，對晚明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中的諸多積弊視而不見，同時東林中又不乏迂腐呆板不識時務者，使其在晚明的社會變幻中無能為力，最終以悲劇命運收場。

可以說,清議既是為了糾正傳統政治制度的弊病而出現,又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制度的制約,因而自身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制度方面的一些缺陷,這也是清議往往不能取得完全成功,而總是以悲劇收場的根本原因。明末的東林黨議同樣也不可能擺脫這一悲劇性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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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說閹黨忠貞不阿的，說東林黨全投降給韃子的，你們忘了你們的小馮翰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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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閹黨到不見得，但是明就是亡於東林，明末的問題主要在稅負、黨爭、軍隊戰鬥力底下、哪樣不跟東林有關，東林上位後都做了哪些那，國庫沒錢認可派百姓遼餉都不提加稅的事兒，爭權爭到整個遼寧都丟了，功過是非，無一是處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還算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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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所知有限。大概因為在很多人看來，天啟不管事，閹黨一家獨大的情況下明朝還沒亡。結果魏閹一死，上的還是「當為堯舜」的崇禎，明朝反而亡了，那隻能是東林黨誤國了。雖然在我看來崇禎的責任更大一些，上什麼黨反而是次要的。雖然清軍入關後大批東林黨人集體降清也很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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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慣鍵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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