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ertus 設計公司辦公空間內容摘要:瑞士曾經是平面設計的中心之一,其書籍設計根植於深厚的藝術土壤,並因影響世界的國際主義風格和不斷的創新進取頗受設計界的關注。瑞士著名設計師、國際平面設計師聯盟(AGI)成員約納斯·弗格利作為當今瑞士書籍設計師的傑出代表,作品曾多次在德國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中獲獎,並頻繁摘得「瑞士最美的書」桂冠。他的書籍設計理念和對閱讀的思考,即體現出強烈的個人色彩,也不可避免地承襲了瑞士本土的文化傳統與設計風格。希望通過本刊對他的專訪,能夠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這位瑞士書籍設計師對書籍之美、閱讀之樂趣、設計之傳播力的見解與思考。

關鍵詞:書籍設計、瑞士風格、平面設計、世界最美的書

約納斯·弗格利(Jonas Voegeli)1979年生於瑞士,1996-2001年就讀於蘇黎世造型與藝術學院視覺傳達專業。2001-2002年他在巴塞爾Muller+Hess工作室任職,2002-2005年曾作與Ludovic Balland合夥創辦The Remingtons設計工作室,並於2003年起在瑞士洛桑藝術大學擔任編輯設計專業的教授。經過多年的積澱,弗格利於2006年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設計工作室,並於2009年與友人合作創立了Hubertus設計公司(Hubertus Design GmbH),目前擔任公司負責人。

約納斯·弗格利曾經主持和參與諸多設計項目,客戶包括華納音樂、《瑞士每日導報》、佳能瑞士、伯爾尼藝術博物館、蘇黎世設計博物館等。他的書籍作品曾榮獲2003和2009年瑞士聯邦設計大獎;於2005年、2006年及2010年的「世界最美的書」評選之中分別榮獲金、銀與銅獎;同時曾獲2004、2006年、2007、2009、2010、2011、2015 年「瑞士最美的書」和2009年「奧地利最美的書」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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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瑞士最美的書」展覽,攝影:貝蒂·富萊克(Betty Fleck),Studio Publikation ?ZH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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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設計的先驅者們認為「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來自所設計之物本身的內容。」?內容(content)二字恰恰是約納斯·弗格利談及書籍設計時頻繁提到的詞語,在他看來,這永遠是書籍設計要考慮的核心問題。「內容永遠是首要的,其次纔是設計。設計作為內容的輔助,將內容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如果有好的內容,而設計很差,內容質量也會被拉低。在我的理解中,好的設計總是與內容相關的。」

設計師對待內容的態度直接影響到書籍設計的質量。約納斯·弗格利的設計準則是,認真、誠懇地對待設計工作。2006年,他拿到朋友的一本著作。這位社會學學者剛剛完成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他在書中追溯了20世紀70年代蘇黎世城市政治運動的發端,闡述了這些政治運動在生活、政治與文化方面的訴求,市民階層的崛起及其對住宅政策的歷史影響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內容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麼『好』。文字專業性很強,不容易理解。而我們進行書籍設計的方式也不太尋常,而是非常的『野蠻』(brutal)。」該書260頁的文字都使用了粗寬體,這在書籍設計中是非常罕見的。「我們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是因為我們認為粗寬體與這本書的文字能夠完美地匹配。書的內容圍繞著1968年之後蘇黎世的政治運動,而我們選擇的字體也比較粗、比較狂野、比較黑,以便在精神上與內容契合。文字的編排則較為簡潔。」在這本書的封面和裝幀方面,也體現了弗格利口中的野蠻風格。純白的封面上,黑色的無襯線字體異常醒目;字型大小縱向由上至下漸次變小,同時形成主標題、副標題與著者的三個層級,明晰、有力;書口刷黑的處理方式則從三維的角度再次形成了強烈的黑白對比與衝突。

這本書榮獲了2006年德國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銀獎以及當年的「瑞士最美的書」。弗格利坦言,當時能拿到這兩個榮譽對他來講是個驚喜。這本書的設計方式是非傳統的,它在理念與具體的設計手法上破守成規,似乎與「美」這個形容相去較遠。「評委們認可這本書的設計,對我來說是一個信號,說明他們能夠認可某種意義上突破傳統的做法。」而在「世界最美的書」的評選標準中,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一向是評委頗為看重的一點。

《Wo-Wo-Wonige》,155 毫米×240 毫米,2006 年「瑞士最美的書」,2006 年「世界最美的書」銀獎

在面對設計的時候,書籍內容的決定性地位有時也會遭遇「挑戰」。

在弗格利的設計團隊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有一位作者看到為其著作量身打造的設計之後,驚嘆於設計的簡潔和創意。他先是表現出極高的認可和喜愛,但隨即表示「你們的設計太出色了,但我的內容不夠好」。隨後發生的「劇情」既有趣又感人:這位作者暫停了設計和出版流程,轉回頭修改起了文本。在本刊對弗格利進行採訪時,他和他的同事們正在等待這位追求完美的作者新的書籍內容。

正如弗格利所說,書籍設計從來都不是設計師單獨完成的工作,它永遠是一種合作,是設計師與書籍作者或與出版社合作完成的作品。弗格利將這種關係比喻為乒乓球。設計師與客戶雙方揮拍觸球,才能保證乒乓球形成一個個回合,而進攻、防守、技巧、戰術也同比賽一樣會出現在設計師與客戶之間,上演精彩的博弈。

另一個有趣的故事是,一個原本相反十分保守的客戶,在與設計師多次的接觸和溝通之後,竟然引導他們走向了最終頗為前衛的設計。這本關於歷史建築的五百餘頁的著作,屬於一位老婦人。她喜歡傳統的設計方式,不希望書過於花俏。弗格利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使這本書設計得更好,老婦人在這個過程中對他逐漸建立了信任,想法逐漸開趨向開放。有趣的是,雙方在內文和封面材質方面進行多次討論後,老婦人對弗格利說,「我很喜歡蛇皮」。弗格利隨即提出嘗試用蛇皮作為書籍封面,「沒想到老婦人當即同意了」。後來,設計師詢問她還喜歡什麼樣的皮質,又從中挑選了另外一種作為封底。非常傳統的設計因為封面材質的改變突然成為了極為前衛的設計,而且正是原本頗為保守的書籍作者本人的建議。當然,這樣的設計也充分考慮了與書籍內容的匹配。這本書的文本是關於歷史建築的,裡面涉及到很多古典風格的室內設計,論及牆紙、圖案等,封面與封底不同顏色和材質的皮質選擇,也正是為了以直觀的方式匹配這樣的書籍內容。

當然,日常的設計工作中,更經常出現的狀況與第一個故事恰恰相反——設計師總會因為看到完整的書籍內容後不得不改變先前的想法和設計創意,但是弗格利還是表示,他非常享受這種互動過程中所經歷的驚喜,和遇到的人與事。他認為自己的設計也正是通過多樣的客戶、多樣的書籍和多樣的經歷得到逐漸提升。「與設計一樣,生活也是這樣充滿驚喜,因為你總在更新自己的想法。」

《Earth Exteme》,216 毫米×318 毫米,2010 年「瑞士最美的書」

視覺傳達 承襲傳統

瑞士曾經是平面設計的中心之一,其書籍設計根植於深厚的藝術土壤,並因影響世界的國際主義風格和不斷的創新進取頗受設計界的關注。

書籍設計

而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平面設計大師簡·奇措德(Jan Tschichold)是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體系的奠基人之一。「他認為新時代的平面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準確的視覺傳達,而不是陳舊的裝飾和美化;他認為越簡單的版面會達到越準確和有效的視覺傳達目的,因此,主張印刷界和平面設計界採用嶄新的平面設計風格,特別是荷蘭『風格派』、俄國構成主義和包豪斯的設計風格。」?國際主義風格沿襲了密斯·凡·德·羅「少即是多」的設計思想,形成高度功能化和理性化的平面設計方式。具體到視覺表現形式上,則以簡潔明快的排版、不對稱的佈局、網格和無飾線體字體的應用、對攝像圖像的偏好等為顯著的特點。

作為曾經的國際主義風格的聖地,瑞士在平面設計方面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活躍度,而在其當今的設計作品中,仍然能看到承襲國際主義傳統的痕跡。弗格利談到,瑞士的書籍設計整體上仍然以簡潔和理性為主,他們仍然注重書籍內文的設計編排,頗為重視字體的設計和使用。同時,網格作為一種高效的設計手段和組織架構,在梳理版式與文字邏輯、簡化和活躍編排形式方面仍在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作為非常靈活的構圖工具,網格可以輔助設計創作出靜止、對稱的構圖,或動態、非對稱的構圖。網格的結構可以是矩形、三角形、不規則圖形或圓形。在視覺構圖中,網格即可以是無形的,也可以是有形的視覺元素。」④弗格利來中國進行版式設計與文字之美的講座時,也強調了網格的應用對其設計的影響。他的很多書籍設計作品都應用了網格,他認為在面對紛雜的文字與圖像信息時,這種工具既可以滿足邏輯梳理、層級區分的目的,又為設計創意提供了足夠的靈活性。而視覺上的處理,對於書籍的易讀性、信息的辨識度辨識度起著頗為關鍵的作用。

《Umwege zum Konzert》,216 毫米×321 毫米,2015 年「瑞士最美的書」

在弗格利的設計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學術著作和專著。正文、引文、注釋、圖注、參考文獻、索引、附錄等等組合成書籍的文字內容,有時單一頁面上就會出現多達4-5種類型的文字。而對它們的處理直接影響到書籍的易讀性,如何用清晰、有效的方式呈現文字內容的層級,是對設計師的一大挑戰。網格的應用在整體的框架上為信息的組織提供了便宜,而字體的選擇,顏色、字型大小、字間距、段間距、頁邊距等方面的設置則在細節上提升閱讀體驗。瑞士設計師正是在版式設計與編輯設計上具有很好的把控力,並因此廣受讚譽。目前,有一些英國等歐洲其他國家的客戶為了設計與印刷品質,仍然不惜付出更高的成本到瑞士進行書籍設計與印刷。

在處理書中的圖像內容時,形式與邏輯同樣重要。正如國際主義風格時期瑞士設計師們所做的那樣,弗格利對圖像的排版也常常採用幾何化的方式,使圖文內容和諧統一、簡潔明瞭。同時,對於不同類別和質量的圖像,還需要多動一些腦筋。「當你拿到一本書的內容時,裡面通常會包含不同種類的圖像,特別是像我們這種涉及各類書籍設計的設計師。有時候會遇到藝術作品的圖片和攝影,有時候只是字體素材、草圖;有時候圖像非常精細,有時候則解析度很低。當然,我們一直在尋找最適當的方式來呈現它們。在面對解析度很低的圖像時,我們會通過一些技巧來處理,比如在一些書中將它們重複、排列成一些形狀,或者進行裁切。」弗格利表示,他很喜歡圖像,尤其是攝影作品,但想要大面積地呈現它們,圖片質量一定要好。「圖像的好與不好不單單指解析度的高低,好的圖像是能講故事的,它們有考究的構圖,有時候還會有一定的深度。」為了達到更好的視覺效果並達到「講好故事」的目的,弗格利會在客戶同意的情況下對圖像進行調整,除了裁切還包括色彩、效果的調整,以便讓它們更能滿足敘事表達的目的。《林茨地圖》就充分體現了弗格利在書籍中處理複雜圖像的能力。這本書中包含多種紛雜的圖片、數據和圖表。經過弗格利的處理後,層級明確、清晰易讀。同時,地圖中各類信息的標識和區分簡潔明瞭,配合柔和的色彩,更是一種視覺的享受。目前,Hubertus設計公司涉及的書籍多為學術類、藝術類、建築類,攝影集弗格利本人只做過三本。「未來我個人希望做更多關於時尚、攝影的書籍,同時希望以更具新意的方式去呈現它們,對文字和圖像進行編排設計。還可以考慮像雜誌一般,介入到內容的編輯中,僱傭攝影師拍攝,去生產圖像。」

《Linz Atlas》,210 毫米×315 毫米,2009 年「奧地利最美的書」

藝術類圖書的設計在弗格利看來是很有趣的過程,不過,這排除了簡單的圖錄設計。「對我來說,圖錄並不是一本真正的書。現在你到博物館裡看到的圖錄,通常只是簡單的文本加上一頁一頁的藝術作品圖片。它們更多地在展示展覽的作品,而往往缺少圖像背後的語境。我個人認為可以重新編排並豐富圖錄的內容,讓它們更有趣。」弗格利提到20世紀60年代藝術家自己出版圖書的情形,他們會成立獨立的出版機構,並將出版的圖書同樣視為自己的藝術作品。Hubertus設計公司處理藝術類書籍設計的方式延續了這一理念,「我們一向是將書籍本身視為藝術家的一件藝術品。因此這項設計工作會與藝術家產生更多的聯結。」藝術家、蘇黎世藝術家大學教授(Peter Radelfinger)的著作《錯誤的道路》(Falsche Faehrten)就是這樣一件作品。

弗格利在中國短暫旅行的過程中,會關注市面上的書籍設計情況。他認為瑞士的設計師並不擅長封面的設計創新,而中國的設計師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但是,他也坦言,曾經在中國的書店看到過非常精美的封面,「但當打開書之後,卻發現裡面的設計很無趣」。在瑞士,書籍設計順序一般都是先進行內文的設計,最後再做封面設計,內文往往是消耗設計師大量精力的部分。弗格利一直強調內容的重要性,「所謂的設計精美,不只是封面要好,內容、材質、印刷、裝訂也同樣重要。」在瑞士有據俗語,大意是:設計精美的書籍就像漂亮的包包。「這樣的東西是每個人都想擁有的」。

弗格利在各地進行講座時,會以配樂視頻的形式展示作品。各種頗具衝擊力的視覺元素十分吸引眼球,而恰如翻看書籍一般的動態圖像,讓觀者對作品的認識更加連貫和整體。這種方式是七年前開始的,Jonas非常喜歡這種形式,認為它可以傳輸圖像,更有影響力。「以前有很多視頻形式的展示,我不是第一個。我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可以滿足我們的目的。如果你只是用靜態的方式展示一幅幻燈片,也許它很好看,但不能表達任何東西。動畫或動態圖像可以輔助理解書的線索和意義,是一種溝通傳達的手段。」

《Falsche Faehrten》,210 毫米×297 毫米,2016 年

閱讀世界 感知世界

設計師對於視覺信息往往頗為敏感,弗格利同樣如此。正如讀者在選擇書籍的過程中所做的一樣,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設計師也在「閱讀」世界、「閱讀」視覺信息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選擇。「如今人們每天接觸的圖像都是過量的,重要的是如何去過濾這些視覺信息,如何對它們做出反應、進行思考。」在教學過程中,他也會這樣引導學生。「最重要的是教會他們反思,所以他們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同時能清楚地認知我們所生活的高度商業化的、複雜的世界。其次是如何去質疑,你所看到的事物並不都能單純地以好壞去判斷,我們需要做的是對他們做出反應,理解它們,並將其為我們所用。第三,我教導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思考』,這部分涉及設計的方法論,是以視覺的形式滿足既定的設計要求。這也是設計研究的過程,是以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

「現在設計師面臨的挑戰不是靈感太少,而是靈感太多了。」這個時候,藝術感知力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顯。弗格利平時會以筆記、速寫、拍照的方式記錄靈感,但是,最能激發靈感、讓他印象深刻的內容,他「永遠記在腦子裡」。而這些內容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視覺上的,它們往往與對世界的理解,與觀念相關。

「在瑞士,設計曾經與經濟的發展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在六七十年代以後,設計與經濟的關係有些分離,設計師的一部分工作被諮詢師和戰略師代替,在經濟中起關鍵作用的決策者與設計師之間的關係也不再如以往緊密,這就是為什麼過去二三十年中,公共空間和大型的設計公司在我看來變得不如從前了。我希望未來這一點能有所改觀。」正如20世紀歐洲的設計師們一樣,弗格利認為視覺是傳達社會理念的基本手段之一,設計師的工作體現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改革的意圖,並「促使設計在一個平等得多的工業化世界裡與現代生活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⑤在弗格利看來,設計師是溝通交流方面的專家。「所有的事物以視覺的形式顯現時,也是社交行為。設計師應該更加自豪於自己從事的工作,並且推動和激發設計再次成為一種社會運動。」

《Sound Development City 2014》,155 毫米×255 毫米,2014 年

結語

弗格利的書籍設計,承襲了瑞士的文化傳統與設計風格,同時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他對書籍設計的看法,顯示出對知識的尊重,同時也體現出一個設計師和創意人的自信。

在電子內容的時代,弗格利並不否認其對於紙質書的衝擊,他本人也是電影、攝影、多媒體的愛好者。同時,他也相信紙質書的能賦予文字和圖像一種特別的、充滿魅力的形式,同時,留存住人們難得的專註與深思。他的設計工作,也正因此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作為設計師,他將理性思考通過視覺的方式呈現出來,他「用眼睛思考」的理論,以及介入社會並表達自我,以致推動社會發展的想法為我們理解視覺傳達這四個字的深意提供了啟示。

注釋:

1.[美]理查德·B· 道布爾迪:《繪製瑞士平面設計的網格 》[J],汪芸譯,《裝飾》,2015年第8期,第62頁。

2.王受之《世界平面設計史》[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第212頁。

3.同2,第190頁。

4.[美]理查德·波林:《平面設計的語言: 學設計必須掌握的26條基本法則》,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第?頁。

5.[美]大衛·瑞茲曼:《現代設計史》,[澳]王栩寧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84頁。

註:本文已發表在《裝飾》201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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