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的凋亡
前言
在說「酷兒」之前，不得不說「酷兒」在現代是個專有名詞，原本在英文中為Queer（意為怪異），酷兒不過是其的音譯，現在被人們用來指代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羣體，和許多類似的貶義詞一樣，一開始成了擺脫不掉的標籤，後來卻成了人們據理力爭的武器。
如今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LGBT運動以及性別研究其實都已然褪去人文學術的外衣走向了政治舞臺，印象深刻的是伊格爾頓老人家在在劍橋講座最後重申的一句話，21世紀最重要的議題是資本而不是性概念或者其他。
新時代的人們處在廣告的喧囂裏，彷彿一個單親家庭裏有數十個孩子，每個孩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尋求關注度，強調著自己有喝奶的權利。如此一來家長自然忙於應付，一不小心便落下個壓迫孩子的名頭，政治人格的訴求或許在伊格爾頓的眼中就是一種資本訴求。
福柯·成為酷兒
說到酷兒，其實人們不得不提福柯，一個發亮的光頭，一副眼鏡，偶而一件高領毛衣，儼然一副智識模樣，當然從一開始的怪異到了真正的酷，福柯靠得不僅僅是自己的學院派時尚，最重要的還是他的作品中獨立的反思和桀驁的叛逆色彩，而這些不只是出現在福柯的一部作品中。
曾有一段時期，讀福柯蔚然成風，他的許多作品甚至成為了法國人附庸風雅的必備書目，只要一聽別人說正在讀福柯，法國人便會肅然起敬。這就好比上高中的時候，文藝青年的准入門檻便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而在福柯流行的法國，閱讀《詞與物》（英譯為The Order of Things，這個標題感覺更準確一點）便成了當時一種知識界的時尚。
The Order of things
說實話，這本書其實也暴露了福柯對於秩序的癡迷，就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提到，現代的監獄其實是曾經的懲罰性展示中演變而來，曾經將罪犯五馬分屍，切成人棍的方式已經被自詡文明的現代社會拋棄，法官脫離了劊子手行列，只需要審判，而處刑的人員往往是從軍隊裏調用，處刑方式也盡量減少痛苦，逐漸被簡化成簡單的剝奪生命，由此監獄最終也演變成一個虛擬的教化場所。正如訓練小白鼠一樣，權力體制在罪犯身上構建知識秩序，灌輸正確價值觀，最終達到「矯正」罪犯「拯救」惡棍的目的。
Discipline and Punish
權力體系構建出自己的秩序，由此將異己投入監獄實施教化。正如《1984》表現的那樣，真正的恐怖是不刑罰本身，而是刑罰下的教化。監獄最終將監獄裡的人體制化，從而達成了規訓的目的。
1984
當然福柯為什麼「酷」，或許還有一個原因。福柯並非待在學院的學者，他算是一個知行合一能夠走向街頭的人物。現實中他積極地參與到政治活動之中，不僅直接參與突尼西亞的學生運動，同時還大膽地向政府呼籲改善監獄裡的罪犯條件，並且在當時社會風氣還十分保守的歐洲為BDSM 羣體發聲，甚至反對社會對於「戀童癖」的構建。
可以說福柯之所以「酷」不僅僅因為他對於權威展現出來的桀驁不馴的姿態，更是因為在傳統道德的壓力和大眾情緒的浪潮下，他依舊能夠理性地思考。記得在《性概念史》的第一部，福柯就以戀童事件做了闡述，人們善於對人貼標籤並加以審判，由此因為某種細微的行為，人便變成了同性戀、蕩婦、戀童癖等等，福柯通過歷史的論證來說明這些名詞本身攜帶的惡意和佔據權威的知識秩序對人的規訓。由此有人說福柯是敗壞道德的煽動犯罪者，而有人則說福柯是解放人的思想家。但不得不說這種爭議使得福柯再次沾染了一絲神祕色彩，其人其說更為大眾所知。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 The Will to Know
不妨回顧一下，從瑪麗蘇、綠茶到巨嬰、槓精，可以說在這種經驗主義社會下，規訓和審判無處不在，福柯的出現無疑代表了對規訓的反抗和對絕對自由的推崇，其實福柯可以說是反精英的精英主義者，《福柯思想詞典》的譯者潘培慶就在序言中說：「福柯懷疑所謂的歷史進步，這裡確有某種反人道主義的傾向。但這個『反』字值得仔細考慮。實際上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反，不同層次的反，不同角度的反，不同立場的反。就以中國古代道家而言，它就有一種明顯的反智主義。」由此福柯為自己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名號，最直接的一個就是智識恐怖分子（Intellectual Terrorist）。
《福柯思想辭典》
少時福柯
米歇爾·福柯出生的時候其實以父親的名字命名的，由此他應該叫保羅·米歇爾·福柯，在學校裏的時候，他一直被叫做保羅，但是福柯他自己更喜歡用米歇爾這個稱呼。西方人在名字上與東方人有所不同，東方人通常避諱，為尊者諱，而西方人則喜歡將自己的名字複製在孩子或者寵物身上，可見福柯雖然作為家裡的第二個孩子，但一開始就是父親的寵兒。
出生在一個信奉羅馬天主教會的家庭，福柯及其家人卻沒有一個十分虔誠，父親作為外科醫生且在大學教授解剖學，母親更是醫學世家，福柯的父親正是繼承了他丈人的私人診所。福柯談起童年的次數為數不多，但是卻一直說自己父親是一個嚴苛且慣用懲罰手段的家長。小時候的福柯參加彌撒還曾當過牧師助手（也就是所謂的祭壇男孩），像極了當時的中產階級家庭，保羅當然希望自己的教育能讓孩子走上與自己類似的道路。於是就一直希望小福柯能夠繼承自己的事業，成為一個出色的外科醫生，但是基本上家長的期望越強烈，孩子的逆反心理也就越重。福柯越來越感覺自己處在一個困境之中，宛若雜技團的獅子，在不斷地接受著皮鞭的規訓和懲罰。
於是米歇爾··福柯在後來坦言自己就是一個「少年罪犯」，面對父親的欺壓和規訓他顯然以一種激進的姿態表示抗拒，這也是後來他對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產生興趣的原因，他似乎想要搞清楚這種關係下的邏輯，為什麼父親會如此對自己施壓。雖然羅蘭巴特說過作者已死，但是要了解福柯，讀者其實依舊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出蛛絲馬跡，福柯雖然希望作品能夠脫離自己存在，但是事實恰恰是他將自己的叛逆表現在了作品之中。
在《性概念史》的第一卷中，他闡述了社會分發的訓誡關係，家長與孩子、老師與學生、主人與僕人、精神分析師與病人， 在這幾種關係的訓導之下，社會對性概念的構建更加深入人心，最終組成一張巨網將所有人都網羅其中，不管是異端還是主流，其實每個人其實都信奉著同一個性概念。
可以說他誠然受益於自稱弗洛伊德主義者的拉康，但是很顯然他對於精神分析師沒有太多好感，畢竟比起外科醫生，心理醫生對他來說更是一個洗腦大師。小時候由於福柯經常有自殘傾向，於是他父親帶著他去看心理醫生，然而心理醫生則宛若一個先知般地指出，福柯的這種傾向其實來源於他本身的同性戀傾向。福柯受此影響一直很深，在自己的書中寫出了那句他或許很早就想對心理醫生說的話：在你們的構建下，同性戀最終變成了一類人。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類人」由此成為了心理醫生們的研究對象，其人格和行為被不斷地分析和評價，而這正是福柯終其一生所反抗的壓迫現狀。
可以說福柯是大義滅親式地寫了《臨牀醫學的誕生》一書，集中炮火攻擊了自已父親以此為生的職業，就他的理論而言，在18世紀的這種解剖學理論下人們認識到了健康的器官和不正常的器官，就彷彿一個歪脖子樹一定要被綁上木條長成直的一樣，千篇一律的教條主義以知識和科學的名義運用在了人體身上，臨牀醫學由此誕生了，醫生通過學習，從老師那裡獲取了正常器官或者人體部位的知識，再以權威的身份將這種知識傳遞給病人，由此病人得以獲知自己的病態，並誠然接受治療。
結合福柯自己年少的經歷，這不失為一種頗為強勢的「報復」，正如米勒寫福柯的時候說他誠然迷戀死亡，因為就他而言病態並非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狀態，反倒更是一種自然現象。這樣的話語是聽起來很酷但並非每個人都能承受這樣的後果。面對著深入人心的規訓，從道德到科學，社會裡的人接受的不再是直接的刑法和洗腦而是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接受了社會構建的洗禮從而塑造了結構形態相似的價值觀。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由此在《規訓與懲戒》中，他如此寫道，罪犯被公開送上斷頭臺的過程其實不過是一種對公眾的威懾，政權通過展示罪犯的屍體來讓公眾明白自身的存在。由此公開處其實並沒有重建正義，反倒是激活了權力。而福柯的「酷」就在於他的理論反抗的是他者對自我的審判，而這反抗的背後其實是對冠名堂皇的「教育」與「科學」的反思。
正是如此，福柯終於找到了當年父親對自己施壓的原因，認為這並非是一個個例，而是整個社會構建下的產物。人並非是因為有自己的本性而做出某種行為，相反，人無時無刻不處在知識秩序之中，受其的碾壓與控制，由此福柯的叛逆之火終於找到了靶子，那就是對於異己展開規訓的知識權威。
用曾經很流行的一句話來說便是「不怕人流氓，就怕流氓有了文化」，福柯的處境其實很尷尬，因為他企圖證明知識體系下的權力結構，並不是在提倡知識的全盤無序，而是在說，個體可以構建有別於權威的知識體系，但是人們總是把他誤認為反智主義的代表。
可以說他的方法論是一元的，但是他的世界觀是多元的，而這恰巧就懟上了以薩特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
而存在主義由薩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存在先於本質」。由此人本身就存在自己的本質，選擇或者不選擇都是一種本質的體現。正如哈姆雷特的本質不在於字面意義上的」生存還是死亡的」，而是涵蓋了他對問題的提出以及自身的選擇。福柯認為這簡直是瞎扯，就他而言，自身是白紙，知識構建纔是核心，而人不過是被社會構建控制的傀儡。所以因為的Queer theory其實更具有反諷意味，總是一副我就是怪胎的激進派風格，而其中譯「酷兒」則更帶有一種我行我素不畏規訓的意味。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昔日面對的權威反抗鬥爭的先鋒派各自都成了權威，我們也最終迎來了著福柯死後封神的酷兒時代。
後福柯時代的酷兒
從參與同性戀羣體活動到成為法國首例感染艾滋最終去世的公眾人物，福柯在許多人眼中已然成為了驍勇的鬥士，而他的早逝更使他成為了烈士一般的人物，一直被視為被現代人反覆挪用以證明自身羣體存在的合法性。而福柯也早就成了智識和激進主義的代名詞，不僅僅是他的造詞技術高超，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確實打到了學術權威體制的痛處，這種強烈的反叛意識其實說起來還真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有點像，比起「教育」和「科學」的「道」來說，福柯的「魔」似乎走得更遠一些，由此也更具吸引力。然而作為比較文學的先鋒人物，跨學科研究已經變成了一種趨勢，耕耘在一方土地越耕越細的學院學者顯然不喜歡自己種的植物園被別人瞎掰扯，由此這種文化研究與學術研究的對立便自然產生了。
可以說福柯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菜園子人人皆可以有，命名的權力也並非只有權威纔能夠擁有，因為命名本身就是一種構建。
可正是由於這種思維方式並非是線性的，福柯的大旗被豎起來並非能證明時代能夠思考的人多了起來，相反，這種社會對福柯理論的附庸風雅造成的是整個時代的虛無主義和激進派的瘋狂。或者說當福柯登上了神壇，酷兒就不再是酷兒了。
反對權威的聲音一旦大過了原有權威的聲音，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福柯理論便將矛頭掉轉了，福柯的理論是在抵抗權威體系對於其他個體的規訓和壓迫，其本身其實就具有極強的自反性的，這顯然是福柯理論的最高一層，殺身成仁，作為理論本身其不可能會有佔據權威的地位的一天，因為本身其就是一個揭露社會構建的宣言，其時效性就在於抨擊實體而不在於建立秩序，或者說旨在破除秩序。
酷兒的姿態永遠是叛逆的，但社會倘若依據酷兒理論來促使原有權威的垮臺和新權威的建立，其發展的極端便是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似乎福柯也預見了自己理論的危險性，於是在很多場合福柯都表示不可能全盤反對構建，畢竟人不能完全脫離經驗主義。可以說他承認社會的構建是必然的，只不過人們可以參與局部的反抗，由此獲取恰如其分的自由。
薩特與福柯
可是隨著福柯的死去，反思的聲音已然被時代政治正確的喧囂所掩蓋，在如今扮演著酷兒的人們已然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福柯的大旗之下許多吶喊聲都早已貌合神離。酷兒們似乎也漸漸失去了本來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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