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剛剛結婚的王小波與李銀河在宿舍樓下

　　王小波身上所負載的常識，在今天已經過時了嗎？

　　文 | 謝海濤 編輯 | 吳金

　　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2週年。22年間，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以生前的反神話寫作構造了一個新的神話：一個孤獨而自由的個人的神話。生前何等寂寞，身後又何等盛名。

　　王小波選擇辭職，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爲。他並不是“拒絕成爲某類專家、學院知識分子”，而是認爲自己更適合寫小說。他當初這樣做時還遠未成名，不可能有什麼炒作的動機，所以絕非擺了個pose。

　　要了解王小波“獨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還是要讀他的作品和言論。辭職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說明他對自由的嚮往，但撰什麼樣的稿卻不是無關緊要的。

　　王小波說過：“我認爲中國知識分子只在一個方面有欠缺：他們的工作缺少成績，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作爲作家，他留下了幾部一流的小說，這些小說恐怕更不容易“過時”。從這一點上說，他也會贏得長久的紀念。

　　*本文原載於《南都週刊》2007年三月刊，採訪對象朱正琳，學者，湖北大學哲學所副研究員，曾任《東方》雜誌副總編、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策劃人。

　　>王小波的自由姿態

　　南都週刊：王小波逝世時，他的身份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世間十年風雨，王小波已不再是王小波了，在媒介與公衆間，他已成爲“自由知識分子”的代名詞。從一個自由職業者，到一個具有獨立、自由品格的“知識分子”，這中間經歷了大衆與媒介怎樣的解讀及“文化想象”？所謂的“自由”究竟是在一個怎樣的邏輯下被論述出來的？

　　朱正琳：王小波是一位“自由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判斷，而不是一種“文化想像”。判斷的根據是他的言與行。王小波是不是一位“自由知識分子”？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按照一種約定俗成的見解，凡以自己的言與行爭取和維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個人權利的知識分子，就可以被視爲“自由知識分子”。依此標準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自由知識分子”已經開始陸續出現，王小波只是其中的一位。公衆就是這樣判斷的，因爲他們已經用“自由知識分子”來稱呼這樣一些人。我認爲公衆的這個判斷能夠成立。也就是說，在我看來這是個事實，而並不是被“論述出來”的。如果有誰想“追尋90年代的文化圖景”，這個事實當然不容忽視。

　　我把我整個靈魂都給你，連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氣，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種壞毛病。它真討厭，只有一點好，愛你。

　　——《愛你就像愛生命》

　　南都週刊：學者朱學勤說：王小波作爲一個自由主義作家被人們懷念，最值得言說的還不是他的寫作，也不是他的風格，而是他的生存方式。辭職而寫作，對王小波作爲自由知識分子的意義是什麼？

　　朱正琳：王小波選擇辭職，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爲。他並不是“拒絕成爲某類專家、學院知識分子”，而是認爲自己更適合寫小說。他當初這樣做時還遠未成名，不可能有什麼炒作的動機，所以絕非擺了個pose。不過，後來人們把他的這一行爲解讀爲一種“自由主義”的姿態，而並非單純的職業選擇也有一定根據。他的選擇的確出自很鮮明的自由主義價值取向。其意義則在於，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普遍存在的人格分裂。

　　南都週刊：自由在王小波的身上，當然不僅僅是指他遊離於社會文化體制之外的身份，更應指稱他作爲一個自由的思想者。可不可以這樣認爲，只有在這個層面上，王小波那個具有獨立、自由品格的知識分子形象才得以體現出來？

　　朱正琳：這是當然的。要了解王小波“獨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還是要讀他的作品和言論。辭職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說明他對自由的嚮往，但撰什麼樣的稿卻不是無關緊要的。寫一些人云亦云的東西賺錢喫飯，那就不過是“下海”而已。這些年這樣跳出體制“下海”謀生的自由職業者多了！王小波寫小說，就堅持了一種“獨立、自由的品格”。他自己說：“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點。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作如此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的立志寫作說成是一個反熵過程(不肯“順着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而後又補充說：“再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一個反熵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寫小說要堅持獨立、自由的品格是十分自覺的。至於說到他的雜文，不僅充分表現了獨立、自由的品格，更表現了他作爲一個知識分子的關懷。他說得很清楚，他打破沉默寫雜文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

　　>王小波與中國語境

　　南都週刊：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先後出現顧準、陳寅恪、王小波熱。人們把這三個人放置在同一論述語境中，請問這是否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有人說，人們在他們身上寄予了一種“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渴望與想象，他們的集體出演是爲了完成一幕自由、獨立的精神劇。請問如何理解這些現象？

　　朱正琳：從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點來說，這三個人確實可以被“放置在同一論述語境中”。所謂語境，也就是相互關聯的上下文。這一相互關聯的上下文是一篇長文。陳寅恪先生1929年爲王國維紀念碑寫的銘文中提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實際上是概括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顧準先生是在踐行這一理想，80年代、90年代的王小波也是在踐行這一理想。而可以被放置在這篇長文中來論述的其實又何止他們三個人？雖說是爲數也並不多，但也稱得上是前僕後繼。至於說到他們三個人在90年代先後“熱”起來的原因，有偶然也有必然。比如說，王小波的早逝就是一個偶然，而《陳寅恪的最後20年》、《顧準文集》的出版也都有偶然的一面。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人格理想對中國知識分子經久不衰的感召力，則是事情必然的一面。

　　忽然之間心底湧起強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愛，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當作一百世一樣。這裏的道理很明白：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裝作不存在。無論如何，我要爲自己負起責任。

　　——《三十而立》

　　南都週刊：王小波曾說，“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王小波以自由主義作家的身份出現，第一次以文學作品呈現了自由主義的韌性風格，對於1990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着怎樣的作用？

　　朱正琳：問題大了點。我不認爲我有能力、有資格評估王小波的文學作品對於“1990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着怎樣的作用”。給王小波的小說貼上“自由主義作品”的標籤，我認爲不太合適，因爲小說首先是藝術作品，而不是某種主義的載體，儘管作家本人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但王小波的雜文在傳播自由主義理念方面卻是功不可沒的。雖然他從沒有系統地談論過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而只是在談論一些自由主義的常識，但由於他犀利準確的觀點和幽默風趣的談論方式，使得他的雜文可讀性很強，這無疑加大了傳播的力度。

　　>王小波還不會過時

　　南都週刊：關於王小波的奇蹟或神話，流傳已久。坊間對此也有不同看法，比如“王小波的雜文在常識層面上談得很好，在更深的問題層面上就沒有討論”；“他表達的很多思想內容其實是已成套路的，並無創意”，有人說，王小波身上所負載的常識，在今天已經過時了，需要對王小波這個流行符號進行除蔽、除魅，您認爲如何？

　　朱正琳：王小波的雜文是在談常識，不過我們當然也不能指望雜文能做出學術上的建樹。而且，當一些至關重要的常識被淹沒在種種謬見之中時，讓這些常識得到澄清就是很必要的工作了。我要說，王小波的澄清工作做得很漂亮！

　　“在更深的問題層面上進行討論”當然也是必要的，但那好像是學者們的事，至少不是王小波一個人的事，你們就討論起來呀！王小波是個作家，他的主業是寫小說。寫雜文發表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只是在履行一個公民、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學者們往往有一種偏見，認爲不經過深入研究形成有創意的思想就不值得一說，其實那至多隻適用於純學術領域。在公共事務領域則不然，大部分判斷都得依靠清明的常識。有人指鹿爲馬，我未必要研究完偶蹄目動物的種種習性並且有了新發現之後才能發言。還有，王小波的雜文經常在把他“從沉默中學到的東西”告訴他人。這樣學到的東西當然不是學術研究成果，但那種領會很深、敘說很生動的生命體驗完全可以起到與學術真理相互印證的作用。

　　“王小波身上負載的常識，今天已經過時了”的說法，我當然不會同意。舉例說，哪些常識過時了？“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弱勢羣體就是有些話說不出來的羣體”？“思想應該帶來樂趣而非恐慌”？“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利，他就已經不戰而勝了”？……我看不出有哪條已經過時！至於有人要對“王小波這個流行符號進行除蔽、除魅”，那也請自便。既然你發現王小波被弄成了個流行符號，附加了許多的蔽與魅，那麼，除蔽、除魅就是正當的，不過說他所申說的那些常識已經過時卻不是個正當理由。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喫，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後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黃金時代》

　　南都週刊：與王小波被神化和崇高化相比，是他被書商和粉絲大張旗鼓地推向了大衆流行的前臺，成爲一個消費符號。而王小波本人是一位遊離於大衆文化之外，反對權威反對造神的流浪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反諷。有人說，如果王小波被大衆文化接受，那麼王小波的“特立獨行”的魅力也就盡失了，市場化將王小波詮釋得支離破碎。請問您怎麼理解這個現象？

　　朱正琳：所謂符號，我想總是要標誌着什麼或象徵着什麼。而所謂“流行符號”、“消費符號”，意思是標誌着某種流行傾向、消費傾向？我不是太明白。不過，我們先不糾纏這些概念，我還是籠統地說一說我的一些看法吧。第一，王小波被符號化了，不是王小波本人及其作品的錯。第二，公衆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被符號化在所難免，這不是王小波一個人的命運。第三，完全被符號化乃至於只剩下一個符號也是不可能的，因爲他的作品還在那兒，難道只有“書商和粉絲”才認識字？公衆不可能只按照“書商與粉絲”製造的“消費符號”去讀解他的作品。不要低估了公衆的判斷力！所以你至多隻能說“書商和粉絲”製造了“另一個王小波”，而不能說原本那個王小波在公衆心目中因此就蒸發掉了。沸沸揚揚的炒作也許會將王小波“詮釋得支離破碎”，但這並不意味着認真的讀者就再也讀不到一個完整的王小波。王小波畢竟不是靠所謂“事蹟”或“軼聞趣事”行銷於市的。

　　我不太明白爲什麼一被大衆文化接受，他的“特立獨行的魅力就盡失了”，難道大衆就不喜歡特立獨行的人？或者是說，只要大衆文化接受的，就不再是特立獨行的？好像沒這個道理嘛！

　　來源｜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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