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先生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以下簡稱《圖錄》）問世近60年來，學界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在類似作品中學術價值最高，至今無人超越。對此評價我非常贊同；但我認爲對《圖錄》的研究和總結工作，尚不充分，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還有不少，並且《圖錄》也是一部未竟之作，需要接續完善。以下便就此談談自己幾點不成熟的意見，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有關《圖錄》成書的一段歷史

　　沈津《顧廷龍年譜》496頁：1952年“1月12日，趙萬里來，示版本圖錄樣張。”這是與《圖錄》有關的最早文獻記載，表明趙萬里先生“版本圖錄”的編纂方案基本成型。從鄭振鐸同年2月16日致徐森玉信函可以看出，趙先生甚至與上海出版公司就該書的出版事宜達成初步協議，準備印製500部：“斐雲的中國版本圖錄，弟意現在絕不會有銷路，能售出一百部已是吃力，但上海公司方面預計要印五百部，恐不易實現。向覺民之意，也以銷路困難爲慮，已勸斐雲暫時放棄這個計劃，他也已同意了（《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333頁，引柳向春整理《鄭振鐸致徐森玉函扎》）。”該信函透露出的另一個信息是，出於對銷路的顧慮，鄭振鐸希望暫時放棄圖錄的出版計劃。

　　其實，此前的1月31日，鄭振鐸致信上海出版公司總經理劉哲民時，便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他說：“……又，關於‘書版圖錄’事，經與趙君商洽，並徵求向達諸位的意見，覺得銷路大成問題，能銷二百部已是不易了。此爲專門的書，且注意、研究的人很少，不可能多銷也。此事只好打消計劃矣。若出版，必將大爲虧本，且壓積資金甚多，對於公司極爲不利，故不如回絕趙君爲是。兄同意否？趙君也已同意不編了（《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332頁，引《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

　　以上所引系趙萬里先生編纂《圖錄》一書的早期相關信息。與此同時，先生還有一個“版本史”（或稱“印刷史”）的編纂出版計劃。較早披露此事的也是1月31日鄭振鐸致劉哲民的信函：“趙斐雲尚未見到，他的‘版本史’不知如何編法？此事非他一人所能着手，必須聯合七八位專家來通力合作，方可大量推銷，引人注意。由此我想到，中國四大發明都應該有專史：（一）火藥史；（二）指南針史；（三）印刷史；（四）紙張史。……關於印刷史一部分，應由向達、趙萬里及我三人蔘加。”

　　很明顯，1952年趙萬里先生便制訂了編纂兩部書的計劃：書籍發展史和版刻圖錄（按：這裏使用了與鄭振鐸先生不同的書名，原因後面解釋）。然而，身爲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北京圖書館上級領導的鄭振鐸，傾向於先編纂前者，後者暫時擱置。身爲資深藏書家、版本學家和長期在出版第一線工作過的鄭振鐸先生，經驗豐富，做出的上述決定應該是有其道理的。在此精神指導下，書籍發展史的編纂工作有了初步進展。

　　截至1952年9月，周叔弢先生等藏書家捐贈古籍善本後，北圖善本館藏的數量和質量均有極大的提升，同年10月北圖特舉辦了中國印本書籍展覽。展品書籍由趙萬里先生規劃挑選，並據此編纂了《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目錄》引言由鄭振鐸撰寫；趙萬里撰寫“說明”，簡述了從寫本到近代印刷術興起的發展過程，其中最翔實的是古代印本古籍部分的內容：從“雕版的興起和唐五代刻本 ”到“宋金元雕版概況”，再到“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明清活字本”及“木刻畫和彩色套印術”，第一次對中國印本書籍的發展脈絡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表述。需要指出的是，鄭振鐸先生所稱之“版本史”或“印刷史”，與趙萬里先生的初衷並不相符。在古籍版本學範疇內，版本史涵蓋寫本，趙萬里先生論述的主體顯然不包括寫本；至於印刷史，雖然排除了寫本，也只侷限於印刷技術、工藝的範圍，與《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說明》和《圖錄》序言所闡述的內容，相距甚遠，故稱之爲印本書籍發展史或簡稱書籍發展史更加貼切。同理，版本圖錄也當稱作版刻圖錄。

　　北圖舉辦中國印本書籍展覽後的第四年，有兩次與書籍發展史相關的記載：1956年10月20日，鄭振鐸致信徐森玉：“趙斐雲已決心先做‘印刷史’的研究，暫不編纂志了”； 12月26日，夏鼐日記：“鄭所長偕趙斐雲先生來，談編寫中國雕版史工作事（《夏鼐日記》卷五）。”但實際編纂工作並沒有做起來。

　　原本暫停的版刻圖錄，於1958年迎來轉機，開始付諸行動，且不到兩年便殺青付梓。在此期間與圖錄相關的記載有兩條：1，上海圖書館《善本組週記》（引自《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392頁）的一段文字：1958年11月24日，“北京圖書館趙萬里來，爲全國書影事來館閱覽善本一百餘種，選定各種版本書六十六種（按：實際使用二十種），並代至中國照相館攝影，由其直接寄去。”2，邱小剛《張士達與〈蟠室老人文集〉》（載《國家圖書館學刊》2007年第4期）：“接着潘館長就給我講起《蟠室老人文集》送到北京圖書館的修復過程：‘1957年《中國版刻圖錄》在全國重點圖書館蒐集圖錄時，本館的鎮館之寶《蟠室老人文集》，被趙萬里先生選中，由於當時二冊蝴蝶裝的《蟠室老人文集》有部分破損，全部書葉散落已不成完整的書籍。趙萬里先生看後，當時就說帶回北京，由最好的師傅免費給修復。1959年當《蟠室老人文集》被還回館裏時，已被‘國手’張士達以整舊如‘舊’的形式，還還蝴蝶裝的原來面貌……’。”此段記錄不確。

　　如果1957年趙萬里先生攜書返京修復的日子沒記錯的話，應當與《圖錄》無關；或者是將1958年錯記爲1957年了。落款於1960年2月1日的《中國版刻圖錄》序言，也將《圖錄》的啓動定在了1958，大躍進開始的那一年：“三年前，我們曾計劃編輯一部版刻圖錄，來系統地反映我國各時期版刻的發展過程，直到前年全國大躍進中，才把這一計劃確定下來。由於各級黨組織的關懷和大力支持，這部書的計劃和編輯工作，才能順利完成。”這段記載的時間與上海圖書館《善本組週記》所記相符。1999年我爲重印《圖錄》而採訪冀淑英先生時，冀先生還提到，《圖錄》在當時被文化部定爲“十年大慶”的獻禮作品。

　　那麼，爲什麼計劃中的“書籍發展史”遲遲未能實施，被擱置了的“版刻圖錄”反而得以出版了呢？主要原因是圖錄的體例靈活，編纂起來相對容易，能夠用較短的時間完成任務，這一點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十分重要。另外，此《圖錄》非彼圖錄，趙萬里先生將早先計劃中的兩部書，即印本書籍發展史和版刻圖錄，巧妙的合二爲一了。

　　二《圖錄》具有書籍發展史與版本鑑定的雙重屬性

　　前面曾經提到，早在1952年，趙萬里先生書籍發展史的編纂工作就有了初步進展，在《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說明中，他對中國印本書籍的發展脈絡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表述，展覽目錄中所列古籍便是論述的例證。我們將《圖錄》的序言與《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說明古籍部分對比後發現，二者的結構與宗旨基本相同，僅有少量的文字差異。再有，《圖錄》序言次年（1961）5月4日在《人民日報》署名（趙萬里）發表時，標題爲“中國版刻的發展過程”，副標題是“談談印本書籍發展簡史”， 進一步印證了《圖錄》側重於講史的特徵，只不過用古籍書影替代了“展覽目錄”的書目。

　　既然如此，《圖錄》爲何不將書名定爲“中國版刻史圖錄”呢？恐怕是趙萬里先生認爲“版刻史圖錄”不足以涵蓋《圖錄》的志趣。因爲《圖錄》書影的文字說明，考證版本的內容居多；“中國版刻史圖錄”的著錄文字，則只需註明每一種古籍的版本，無需詳加考證爲什麼是那種版本。顯然，趙萬里先生將版本鑑定的功能，附加到“印本書籍發展簡史”中去了。在《圖錄》的550種古籍的文字說明中，對版本的鑑定，或有各書確切的文字記載，如序跋、牌記、刊刻牒文木記等；或據各朝之避諱及各時期、地區的刻工爲證；也有根據多年的豐富經驗，依據版式字體刀法而判定者。

　　還有以上述依據反駁前人錯斷者，如圖版四《漢書注》：“清代學者錢大昕、王念孫所謂北宋景祐監本《漢書》，即指此書。但原書是否景祐間刻，卻是問題。此書嘉道間藏黃丕烈家，《百宋一廛賦》著錄。黃氏別藏一本，內多補版。補版刻工程保、王文、孫生等人，紹興十九年又刻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則此書原版刻於北宋後期，即據北宋監本覆刻，而非景祐監本，當是事實。”又，圖版一七《三國志注》：“刻工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諲、朱宥、楊謹、李詢、牛智、李忠等，皆南宋初年浙中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北宋之際浙刻本。別本《吳書》卷末有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鏤版，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行款與此本同，前人遂定此本爲衢州本，恐不確。”又，圖版二四《經典釋文》：“卷中刻工約分三期。孫勉、徐茂、徐昇、陳明仲、徐政、張清、徐杲、餘集、駱寶、毛諒、陳彥、陳錫、駱昇、顧淵、包正、葛珍、張謹等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爲第一期。石昌、金祖、丁鬆年、方至、朱春、童遇、曹鼎、凌宗、金榮、金嵩、陳壽、龐知柔、徐珙等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補版工人爲第二期。元時補版工人張富、何建、餘友山、滕慶、沈貴等爲第三期。

　　因知此書確是宋元兩朝遞修本。前人因卷七後有乾德三年開寶二年校勘官銜名，定爲北宋監本，絕非事實”。再有，圖版二六 七《說文解字》：“……宋元之際和元時補版工人李德瑛、鄭埜、胡勝、史伯恭、範堅、徐泳、李寶等爲第三期。因推知此書刻於南宋初年，迭經宋元兩朝補版。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說文解字一目，蓋即此本。清代學者以此書宋諱多不缺筆，定爲北宋槧本，以訛傳訛，絕非事實。上述諸本，都是元時印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