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大腦一直是神經科學家的研究對象。但是，科學家們用典型的“罐中之腦”實驗，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某個孤立的主題上，可能遺漏了使我們成爲人類的一個重要部分，那就是，我們人類都是社會人。

　　達特茅斯學院的社會神經科學家泰利亞·惠特利說：“有一種觀點認爲，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個體的思維，而不是其與其它大腦的相互作用來瞭解大腦是如何工作的，是錯誤的。”

　　3月26日，在認知神經科學學會年會上，惠特利提出科學家們應研究人腦的實際存在環境，大腦會沉浸在社會關係中，這種關係涉及到家庭、朋友和陌生人之間豐富的相互作用。她在舊金山的一個座談會上問聽衆，那天上午有多少人與另一個人交談過。在大約100人的會場中，幾乎每個人都舉起手來。

　　有人認爲，每天的社交活動似乎對大腦無關緊要。但最近對那些被隔離的人，如老年人和被單獨監禁的囚犯的研究表明，被剝奪社會交往能力的大腦會停止工作。

　　惠特利說：“這暗示我們不僅喜歡（大腦的）互動，而且那對保持我們的健康和理智很重要。”

　　研究獨居大腦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研究生活中豐富的社會互動的大腦變化的方法。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腦掃描儀一次只能爲一個人做，它們通常不能爲正在談話的人們做。

　　惠特利和她的同事通過使用適合頭部運動的特殊保護墊來解決這個問題。

　　惠特利說：“我們創造的東西不僅僅來自我，也不僅僅來自你。把我們的思想放在一起，把我們的頭腦放在一起，能創造出一些以前不可能存在的新事物，這是特別重要的點。”

　　惠特利懷疑，我們人類之間思想與思想之間的互動會產生一些比其各部分總和更大的東西，那就是超級大腦。她的實驗室一直在與數學家合作，研究如何測量這種潛在的附加效應。

　　這些類型的互動對於在一起度過幾十年的合作伙伴可能變得更加重要。當一方死亡時，另一方的健康狀況往往會迅速下降。惠特利想知道，這種快速下降是否可以解釋爲伴侶共同的超級思維的突然變化。惠特利說：“這就像你把另一個人的想法當作你自身的一部分。”她說，“當伴侶中的一位死後，那顆大腦就不見了，剩下的一顆可能會失去平衡。”

　　通過推動研究大腦的社會化，惠特利和其他人希望將神經科學領域推向一個更全面的人類認知觀階段。

　　科學家的意思難道是沒找到伴侶（夥伴）的人是缺至少一半大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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