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在日本東京，人們觀看擺放在商場櫥窗內、寫有新年號“令和”的書法作品。（新華社/美聯/圖）

　　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佈了新年號“令和”。日本政府再三強調本國的文化傳統，一定要從本國典籍中選取年號。“令和”據雲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萬葉集》，其實也還有待發之覆。《萬葉集》是雅集詠梅的和歌集，但“令和”二字並不見於《萬葉集》的三十二首和歌，而是出於該集用漢文撰寫的序：“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這當然屬於日本漢文學作品。

　　《文選》卷十五張衡《歸田賦》雲：“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李善注引《禮記》“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顯然，這纔是《萬葉集》之《梅花歌序》的出典之一。之二是《文選》卷二十八陸機《悲哉行》詩云：“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和風”“淑氣”爲名詞語，“氣淑風和”乃描寫語，這種轉換完全符合漢語的詞法和句法。

　　《文選》是我國現存編纂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收錄自周秦至六朝七八百年間一百三十位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餘篇，各種文體的代表作大致具備。編纂者是樑太子蕭統。蕭統去世後諡曰昭明，故《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文選”之“文”是“文學”，而不是“文章”。明朝張岱《琅嬛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後序》曾記載這樣的故事：

　　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注》，一士夫詰之曰：“既雲《文選》，何故有詩？”張曰：

　　“昭明太子所集，與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

　　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

　　誠然。《梁書·昭明太子傳》雲“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文選》的選擇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講究詞藻典雅、聲律和諧的文學作品入選較多，歷來受到文人墨客的重視，舊有“《文選》爛，秀才半”的古諺。

　　《文選》在唐代尤爲盛行，注家蜂起，蔚爲大觀。唐高宗時代的李善，遍徵典籍，集諸家之大成，所作《文選注》最稱賅博。《新唐書·文藝傳中》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古人號“書簏”。

　　顯慶中，累擢崇賢管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賞賚優渥。……

　　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淹貫古今，不能屬辭”，就是學問淵博，但不擅寫詩做文章。李善成不了李太白，也成不了李德裕。彷彿天造地設，讓他給《文選》作注。注做得太好，《文選注》因此與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酈道元的《水經注》、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齊名，並列“四大名注”。後世對《文選》的研究成了一項專門學問——“文選學”，或簡稱“選學”，應屬李善首創。

　　比如《文選》卷一班孟堅《兩都賦序》，李善注：“範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此爲節錄，固非《後漢書》原文。但班固附父班彪傳，範曄雲：“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未見“北地人也”。而《文選》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李善注：“舊都，北地郡也。”又曰：“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李善注：“《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縣有班氏之廟也。”班壹生孺，孺生長，長生回，回生況。班況爲班彪之祖。故李善注“班固，北地人也”，淵源所自，可謂清晰。

　　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工部侍郎呂延祚嫌李善注繁瑣，於是召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五人重新作注，這就是《五臣注》。《五臣注》不及李注精審，受到蘇東坡的批評，認爲“五臣真裏儒之荒陋者”（《書謝瞻詩》）。但疏通文意，間有可採。後人還把五臣注和李注合刻，稱爲《六臣註文選》（中華書局亦加影印）。自從《六臣註文選》流行，李注和五臣注單刻本日見稀少。我們今天看到的李注，一般認爲是從六臣注中輯出的，還難免有羼合的痕跡，所以單行李善注尤刻本《文選》的意義就更加凸顯。

　　我國古籍浩如煙海，流傳有序。但無論宋刊元槧，還是明版清雕，真本都“養在深閨”，難露崢嶸。近年來，通過影印，嘉惠士林，如國家財政部、文化部共同主持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影響深巨。在此基礎上，精選孤本、善本一百零二部，採用“善本延印”高仿真影印技術，盡最大可能地保存元典原貌，是爲“中華善本百部經典再造”系列，去年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學界譽爲“書中之蘭亭，出版之盛舉”，洵非溢美之辭。

　　《文選》在五代時即有刊本，可惜失傳了。現存最早而完整的刊本即是“百部經典再造”所選擇的本子，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陽郡齋刻本，明代汲古閣刊本等都是根據這個本子翻刻的，清代胡克家刻本也是根據這個本子校勘重刻的。胡刻本校勘精嚴，並附《考異》十卷，中華書局用胡刻本影印，對文選學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現在“百部經典再造”影印尤刻本，存源存異，與胡刻本並行，必將推動文選學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