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故事還會繼續”——專訪耶魯管理學院院長斯奈德
《財經》記者 江瑋 | 文 郝洲 | 編輯
在擔任耶魯管理學院院長長達八年之後，愛德華·斯奈德（Edward Snyder）即將在今年6月卸任。耶魯管理學院在他任內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加強了與國際商學院的合作，賦予學生更具全球化的視角。
愛德華·斯奈德。
斯奈德倡議成立的高端管理全球網絡（GNAM）由32所商學院組成，成員來自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其中包括中國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人民大學商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在全球化備受質疑的今天，斯奈德相信，全球化的故事仍將繼續，未來的領導人將擁抱全球化。
耶魯管理學院致力於培養社會和商界的領導人。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接受過商學院教育，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特朗普將他在商界的經驗帶到白宮，試圖以經營企業的方式管理國家。
但在斯奈德看來，商學院教育對特朗普政治生涯的影響遠遠不及他在房地產和娛樂行業的經歷。“他是一個非常規意義上的領導人……我也不認爲他是一個傳統的商業領袖，那些具有全球化公司背景的人與他完全不同。特朗普決定用人或者裁人都很快，大部分商業人士並不會這麼做。”
對於中國與美國發生的貿易摩擦，斯奈德相信，中美是天然的貿易伙伴，在中美的貿易爭端中更重要的因素是技術。
特朗普是非常規領導人
《財經》：你擔任了八年耶魯管理學院院長，將在今年6月卸任。回顧過去八年，耶魯管理學院和更廣泛意義上的商學院教育發生了哪些變化？
斯奈德：最大的變化在於耶魯管理學院變得更加開放，與世界其他地方和耶魯大學其他學院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在全球層面的聯繫，我們在北京設立了耶魯北京中心，成立了由30個商學院組成的聯盟。耶魯內部聯繫方面，我們向其他耶魯學生開放我們的教室。如果你是耶魯管理學院的學生，你可能會認識學習公共健康、醫藥、環境或者法學院的學生。
更廣義的商學院教育方面，圍繞學習的團隊和進程本質發生了變化。每個課堂都有一個知識組件和一個進程組件，後者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一個學習環境中，不僅是老師提供知識，還涉及整個學習體系是如何運行的。我們的學生有着不同背景，掌握不同的語言，有更多的團隊工作。進程組件在學習中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
《財經》：耶魯管理學院的使命是向商界和社會領袖提供教育。你認爲作爲一個領導者應該具備哪些重要的特性？
斯奈德：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我的觀點是領導者需要更多地跨界，政府、非營利或者企業；不僅關注你的公司，你所在的行業，領導者需要懂得更多，與外界聯繫更緊密。意識和目的也是領導人應該具有的重要特性。領導者需要將商業問題和目標整合在一起。在考慮如何開展業務、如何盈利這些問題時，融入諸如環境目標、減少收入不平等的目標。最重要的是目的明確，其次對企業和社會需要如何發展有清醒的認識。
《財經》：你如何評價特朗普作爲領導人的角色？他也是一名商學院的畢業生，認爲治理國家和經營企業有諸多相似之處。
斯奈德：他是一個非常規意義上的領導人。我不認爲沃頓商學院的教育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在房地產和娛樂行業的經歷對他的影響更大。我也不認爲他是一個傳統的商業領袖，那些具有全球公司背景的人與他完全不同。特朗普決定用人或者裁人都很快，大部分商業人士並不會這麼做。
《財經》：領導力是你們教授的一門重要課程。美國曾被認爲是這個世界的領導者，但如今特朗普總統更關注國內議題，似乎放棄了美國原來的角色。你認爲現在的世界需要什麼樣的領導力？
斯奈德：特朗普偏離了多邊主義，表現出更對抗性的一面。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美國在環境議題上的領導力減弱，留下了真空，中美應該在環境議題上表現出領導力，世界將會歡迎中美在這一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
《財經》：你認爲技術如何改變了美國的商業圖景？
斯奈德：創業變得更加容易，我們得以發展更有力的創業計劃。學生成立他們自己的公司，使用技術進行創業。技術對拓展團隊非常重要。如果有三四個校友開始創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他們易於組建團隊，可以是在韓國、日本、越南或者印尼。
但技術也變得更具顛覆性。在我年輕的時候，一些商人會說我已經創立了自己的公司，進入了平穩階段，我只需要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就行。但現在一切事物都在經歷調整和變化。技術也是一種挑戰，因爲你需要留意商業模式的顛覆。
人工智能和人類基因是兩項最重要的技術改變。它們會改變一切。人們是否能找到工作或者找到什麼樣的工作都將取決於人工智能的發展。
另一個與中美更相關的變化是這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摩擦。很多人的注意力放在了貿易摩擦上，這雖然重要，但對中美而言，我認爲更重要的是技術。中國有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美國有蘋果、亞馬遜等等。但我們會使用共同的技術平臺嗎？在通信技術上，我們在發展兩種不同的5G。這纔是更重要的議題。我們是否允許在世界範圍建立共同的技術平臺？世界將會展開爭奪，看誰的技術平臺被某個國家採納。
《財經》：所以有人說中美貿易爭端更多的是關於創新和技術。
斯奈德：我同意。汽車、鋼鐵、能源、食品、服裝這些並沒有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技術。
《財經》：你認爲中美貿易戰會如何收場？
斯奈德：我認爲中國與美國是天然的貿易伙伴。這是一個關乎貿易得失多少的分歧，而非是否應該進行貿易的問題。我希望貿易戰不會持續太久，也不會造成巨大的代價。但與技術、金融服務、知識產權這些問題相比，貿易沒有它們重要。我比很多人對中美關係持更加積極的態度。
2019年2月21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一次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斯奈德說，“我希望貿易戰不會持續太久，也不會造成巨大的代價。但與技術、金融服務、知識產權這些問題相比，貿易沒有它們重要。我比很多人對中美關係持更加積極的態度。”圖/視覺中國
《財經》：你如何看待外界對中國企業的防範情緒？隨着更多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對中國企業投資的擔憂也越來越多。歐盟剛剛通過了針對中國的外資審查立法。
斯奈德：那是涉及高科技和重大利益的交鋒。如我們前面所言，這不是關於貨物貿易，而是關於技術。這些緊張局面意味着個人、團隊或者企業需要能夠傾聽、關聯和適應，耶魯管理學院就是要發展這些技巧。無論發生什麼，人們都可以傾聽彼此的意見，建設團隊，適應新的變化。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會是什麼結果，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全球化仍將繼續，企業必須作出調整。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人類不在世界範圍內流動，貨物也不再流通，只有人的觀念可以流通。你可以藉此想一下爲了發展你的企業，你需要哪些技巧？雖然我不認爲這種情況會發生，但在這種情況下我看到的價值是聚焦人力資本和知識，是人和認知。
全球化的重要性
《財經》：你們試圖向學生解釋世界如何在過去幾十年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領導力的影響。如何教會學生應對這些變化？
斯奈德：我們無法教授變化、複雜性這些大的議題，我們所做的是讓學生做好準備，這樣他們會對變化更加警覺，這也是全球團隊或者來自不同學科學生合作的意義所在。比如你在金融方面是專家，我可能來自神學院或者學的是公共健康，我們共同做一個項目。這在其他商學院並不常見，但是我們在做。每個學生都有一個全球學習賬戶，他們有個人預算，可以利用這些資金去印度做研究。我們努力讓他們更易具備全球視野。
《財經》：爲什麼全球化對你們如此重要？
斯奈德：全球化是整個人類的故事。雖然近年來遇到一些挫折，但全球化還會繼續。
關於全球化的摩擦是真實存在的，民粹主義的力量也很強大。但舉例來說，八年前，我們收到來自中國的申請數量很少，雖然中國學生的申請在過去兩年有所下降，但整體數量仍比數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認爲對美國而言，全球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會從中國、印度、歐洲、非洲、拉美招收很多學生。選擇來到耶魯的這些學生，他們是不同的，他們會理解關聯的必要性。這不僅僅是關於知識，更多的是關於聆聽、學習和發展關係的進程。
《財經》：所以下一代的領導人將會擁抱全球化？
斯奈德：是的，我認爲如此。成功最終意味着各種觀念的全球化。雖然你可以在美國或者中國取得成功，因爲有巨大的本地市場，但最成功的人通常都是着眼全球。
《財經》：你認爲當前這股反全球化情緒的根源在哪裏？
斯奈德：世界上存在很多分歧，但新的分歧是那些處在線上和線下的人。如果你處在這條線上，意味着你享受技術、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你接受了足夠的教育可以充分利用新的觀點和技術；但那些處在這條線以下的人，他們不喜歡全球化，也不喜歡移民和技術變化，他們不覺得這些對自己有好處。這是我們在墨西哥、美國、歐洲中部、英國脫歐中看到的變化，非常強烈的變化，反精英、民粹主義。特朗普總統吸引了很多處在那條線下的人，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也是。所以這不是關於左派與右派的分歧，而是線上和線下的分歧。
《財經》：領導人應該發揮什麼作用來幫助處在線下的人？還是這樣的差距無法避免？
斯奈德：我認爲美國需要解決移民問題。我支持合法移民，認爲美國應該接收更多合法移民。但非法移民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因爲他們會說我沒有從全球化和技術變化中受益，但卻看到很多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他們成爲焦點。我們需要解決這一問題。
《財經》：但對鏽帶地區人民而言，除了非法移民，他們還面臨技術發展和製造業工作崗位流向海外的問題。
斯奈德：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和人力資本。他們需要掌握不同的技術。因爲美國的能源價格下降，一些製造業正在迴歸美國，但整體製造業就業機會不會增長。
《財經》：在特朗普任期內，美國是否變得更加分裂？
斯奈德：是的，但這主要不是因爲他，而是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我不認爲是特朗普導致了分裂，他是分裂產生的效應。他的個人風格加劇了一些分裂，但他不是原因。
（本文首刊於2019年4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