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改委本週發佈新一年度的

　　城鎮化建設任務

　　，繼續將 1 億人非戶籍人口落戶城鎮作爲首要目標，並要求常住人口（在一地居住超過 6 個月）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按年至少提高 1 個百分點。

　　按照中國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城鎮常住人口（超過 6 個月）佔總人口的比例從 1978 年的 17.92%，上升到 2018 年年末的 59.58%。

　　這些變化中的百分比就是“城鎮化率”。若參照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城鎮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人均收入高的地區幾乎無一例外都擁有高城鎮化率。實際上中國省級數據也支撐這一判斷，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 85%，接近英美等超一線發達經濟體的水平。

　　這是因爲經濟增長推動社會分工進一步分化，工業化水平提高也推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收入增長。當非農行業收入超過農業，就會吸引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轉移，城鎮化率提高是這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結果。

　　然而以戶籍人口爲統計基數，中國 2018 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 43.37%。一座座城市相繼解除落戶限制，除了有在人口紅利消退期提高勞動力供給的考量外，也有完成先期提出落戶考覈的因素。

　　國務院 2016 年提出的《推動 1 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到 2020 年這一指標達到 45%，同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值，較 2013 年少 2 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按年增長 1% 左右、兩種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值五年減少了 1.5 個百分點，到 2020 年實現政府提出的目標壓力不大。而且從 2017 年 2 月開始，已經有西安、南京、武漢、長沙、東莞等 30 多個二三線城市陸續出臺 60 餘次人才新政，通過現金補貼、放寬落戶門檻等方式“搶人”。

　　即便如此，今年發改委仍然進一步放寬了城市落戶限制：

　　將全面開放落戶限制城市的標準從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鎮，升級到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300 萬的Ⅱ型大城市。

　　對於更高級別的城區常住人口300-500 萬的Ⅰ型大城市，去年要求是積分落戶制要提高社保和居住年限權重，今年則是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羣體落戶限制。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省會、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等），發改委要求今年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

　　華創證券估計至少 75 座城市處在新落戶政策覆蓋範圍內。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所以相差 16.21 個百分點，存在早期城市難落戶以及之後農民不願意落戶的情況，這也是新落戶政策試圖解決的事情。

　　戶籍制度的一些規定使這些居住在城鎮的農村人口難以落戶城鎮，享受城鎮戶籍下的就業准入、醫療、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與此同時，農村戶籍轉成城鎮戶籍往往以放棄農村土地、宅基地等作爲前置條件，而隨着土地升值和中小城鎮的戶口含金量降低，農村居民也逐漸不願意落戶城鎮。

　　但經濟學家相信，新城鎮化改革可以改善中國經濟結構。“新”、“舊”是相對的概念，通常認爲新城鎮化改革伴隨着戶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業現代化而來。

　　在中國出口疲軟、政府固投對經濟拉動力越來越小的情況下，消費增長對於維持一定規模的經濟增長顯得尤爲重要。2018 年中國統計局公佈的消費數據表明，中國鄉村家庭消費支出已經開始從衣食住等基本民生費，往教育、醫療、文娛等方面轉移，他們是潛在的消費增量。但如果要更進一步釋放消費需求，就需要縮小人們常說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中的城鄉公共服務差距，降低城市戶口含金量，讓農村人口在給城市貢獻財政收入的同時，也能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

　　至於城鎮化率提高提振地產市場並刺激新一輪地產擴張的觀點，目前可能難以實現。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家庭儲蓄率下降，約 250% 的宏觀負債率也有降低或者放慢漲幅的需求，這使得總體投資規模難以像過去一樣快速增長，低端製造業和房地產領域的一部分投資可能讓位於市政和民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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