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害？它是不是一種害蟲，或者某種對人類普遍有害的東西？但這樣的觀點實屬狂妄，也過於膚淺，因為我要說的公害不僅僅對人類而言，對世界而言也是一種災難。哪怕是蒼蠅，也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堆垃圾，它也有回收再利用的價值；哪怕是純粹的破壞，這也是世界循環再生的一部分。——即便是《哆啦A夢》裏「胖虎」的歌聲，那種魔性、刺耳的歌聲，也能夠生產出一種意義不是嗎？這裡說的公害，則是生產意義的反面，它生產缺失和意義的缺席，因而單純是種無意義的災難。它不可化約，就像零不能整除，但它又不是像真正的零那樣歸於虛無，只是一種徒然佔據空間的「零」。就像垃圾中的垃圾，無法燃燒，無法清除，無法投入到任何使用，也無法歸入任何無用——如果說浪費資源和糧食也是一種功用。我們說一種災難發生了，這是因為他們坐在那裡，任由一切荒廢。但是嬉皮不僅僅帶來荒廢，而且由於不斷地生產缺失和意義的缺席，它能夠吞噬一切生命，像滾雪球那樣讓整個社會染上疾病。

舉個例子吧，它就像拉屎——如果屎落地，那麼人就會感到舒暢，這時拉屎的意義就凸顯了出來；如果把屎憋住，人就會故意讓自己感到痛苦，那麼這同樣有了意義。嬉皮士成功地進入到一種拉與不拉之間，這樣意義就不會被生產出來，從而進入到一種無意義的境界，同時發出一種母音，他們聚集在一起發出這種聲音，據說是印度教神話中宇宙的第一個聲音，它有一種特殊的呼吸方式，以此「清除身軀中的雜質和消除因果循環」。通過這種非意義行為，它生產出一種意義的缺席，人們在這種無意義母音的中才能夠去賦予意義，去慾望一種缺失本身。有了缺失纔有慾望，換句話說，嬉皮士的理論直接來自結構主義與精神分析，嬉皮士不讀書，但卻十分聽信精神分析專家們的話，正如他們十分樂於表達自己的戀母情結，並企圖用性來解釋整個世界。在這種結構主義哲學中，與非意義對立的並不是意義，而是意義的缺席，這是因為它有一個潛在的命題：缺失帶來了意義，有了缺失我們才會去欲求並賦予一種意義。在拉與不拉之間，在冗長的母音產生的共振之間，一種缺失形成了，於是人們進一步論證，屎無法落向大地的缺失，印證著人類對大地-母親之愛。總結來說，嬉皮正是這樣一種便祕，並且在這種便祕中呼喚母親——這也是為什麼嬉皮士支持自由派女權運動。

與其說嬉皮士表達的是一種和諧，倒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分析自願的）病人的自我分析和呻吟。它沒有徵兆、毫無來由地就開始了。它之所以是一種公害，就在於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幸。沒有意義，一切都沒有意義，一種可怕的詛咒傳來——sex，drug，peace，mother……小女孩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地球的歌唱停止了，懷孕的母親哭泣了。不快樂，十分地不快樂。一種難以名狀、不可避免的飛來橫禍。它就在那裡，在拉與不拉之間！你踢不走，踢了也是白踢，你逃不掉，因為它永遠就在那裡！你所能做的只有尖叫，就像小野洋子那樣尖叫，現在你們理解她了嗎？這是何種的不幸啊！一個消不掉的腫瘤就這樣長在每一個人身上，人們不得不抱怨他們命運的悲慘，它來的毫無道理、毫無理由，它讓生命變得如此多餘，以至於人們不得不質疑究竟為什麼要背負一個仍也扔不掉的累贅。嬉皮士把目光投向母親，但他不明白為何母親愁雲慘淡地在哭泣。嬉皮士踏上旅途——「在路上」——卻不明白為何大地在悲鳴。他愛母親，但母親不愛他，然後他就要無休止地用噪音折磨所有人。如果有哪位大兄弟實在忍受不了此等折磨，而選擇提著一把AK47向他們掃射，我也毫不喫驚。

實際上當代自由主義運動很大一部分吸收了嬉皮士運動，除了新教倫理，結構主義哲學一直都在西方國家制度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批判理論家」們儘管拚命地攻擊和醜化當代革命運動，但對自由派運動卻總是特別能網開一面。現代自由主義運動中總是充斥著諸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毫無疑問就和結構主義哲學有關，像是「資本主義帝國殖民為何會接受甘地」這種問題的祕密就在於它的「無意義」與缺失-生產。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之上，發現了這種比國家更高的無意義，獨立國家作為一種加法，使資本主義公理減少了，它不在需要關心諸如福利、法律、治安等公共問題，而將一切縮減為「生產缺失」，作為生產意義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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