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0日，那晚，我在重慶南路K書中心的頂樓，看著下面空無一人的街道，零星出現幾位警察在追捕稍早在警民暴力衝突中落單的民眾。

這一天，是因為抗議政府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台灣的數量與種類，雲林農權會在林國華、蕭裕珍帶領下北上抗議，爆發了嚴重的警民衝突，一貫地，政府再度指責農民預藏石塊、武器進行暴力活動，就如同宣稱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中武警人員遭到遊行民眾的施暴一樣，所有的政治宣傳機器一面倒地醜化、栽贓遊行抗議民眾。

美麗島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是極深遠的，儘管在當時由於資訊的封閉以及國家宣傳機器的不斷洗腦，以及人民長期以來養成的順從性，多數人也許只是把其當成一件「三合一（共匪、台獨份子、黨外人士）敵人」（沒錯，共匪、黨外人士）製造國家動亂的一起暴動事件，在大有為的英明政府領導之下，台灣又平安地度過了一次危機。但在看不見的層面上，美麗島事件成為後來台灣能夠民主化的搖籃曲。

同樣地，520事件雖然只是農民的抗議行動，但卻像點燃的鞭炮一樣，將台灣整個民主化運動串聯燃起。之後，校園、民間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民主活動，要求廢除國代、修改選罷法、廢除刑法第100條箝制言論自由的惡法等等改革，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在壓力之下也是採用了最赤裸裸的暴力鎮壓。今天許多出來充當民主代表的人士之中，許多當初就是主張以武力擊退台灣民眾的「主戰派」。

為什麼要回顧這段歷史？一方面是因為對許多1960年代後期的人來說，這段歷史不是早就被忽略遺忘，不然就是早已轉變成一種文件，一種無關痛癢的排版印刷與圖片。

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次馬來西亞428圍城遊行又成為一次反思民主化過程的範例，以及以大寫開頭的歷史的弔詭。

嚴格講起來，馬來西亞428活動的主要訴求，只不過是要求一次乾淨的選舉，要求國會選舉改革，但不論在哪個國家，這類選舉方面的改革要求，本質上就是對政權的產生與穩定的威脅，出動武裝力量進行鎮壓幾乎是處置這類活動的標準作業程序。暴力本質原就是國家安全之所繫，無論這是對國外勢力的威脅還是內部國民要求的對應措施。

這一遙遠的他人之事，就像在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一樣，台灣媒體幾乎總是完全缺席的，以致於台灣民眾永遠都缺乏一種反思、觀照的視野，而將所有心思集中在媒體餵養的名人醜聞、政治花絮以及滿足感官殘酷快感的社會不幸與變態事件之中。這一媒體的缺席，我們大可以用「後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的陳腔濫調來解釋，也可以用政治經濟學的政府、媒體、財團三位一體來解釋，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早已養成遺忘「他者」的存在的習慣，早以讓自己處於麻痺不仁的狀態以求重擔的減輕。

其次，回顧過去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我們觀照現在（千萬別以為回顧過去的目的是為了使我們避免重蹈覆轍，這幾乎從未發生過）。大寫開頭的歷史令人氣餒的弔詭之處之一，就是它的發展總是與當初的預期相差甚遠。

台灣在經歷了那麼多人犧牲自由、頭破血流、汙名栽贓之後所獲得的民主，如今卻變成了一種不折不扣的「民粹」：政治人物假借民主之名、網民假借民主暴力、媒體假借民主言論、知識分子假借民主清流，所有這一切讓身處此地的人以為「真正的」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真正的」民主就是「我的希望即是我的權利」、「真正的」民主就是可以跟著名嘴一起罵誰罵誰。我們總以為民主只有一種形式，但卻忽略了，民主只是一種概念，這個概念是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形式來達成的，而不論是採用哪種形式，都必然會有不足之處（這正是人本質上的侷限），這些不足之處都需要一個清明、警醒、反思的思想為基礎後盾，才能逐漸將這個民主形式引導到最適合人的處境、人的狀況的地步。

對於馬來西亞的民主化運動，我寄以深深的關注與支持，也期盼馬來西亞的民主早日到來，更希望馬來西亞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民主形式與方向，雖然，我對大寫開頭的歷史是那麼地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