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編譯：黃佩映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日本農村選民往往被稱爲自民黨（保守派）的票倉。然而，無論是農地改革使得佃農獲得土地，還是改組戰時的農業會，抑或是建立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推進有機農業運動，都與已經解散重組的社會黨，以及依然堅持左翼路線的日本共產黨等政治力量息息相關。若把日本農村地區左翼政治走向衰落歸咎於農民固有的保守傾向，那就遮蔽了黨派鬥爭的複雜性。而日本農業在打破昔日土地所有權的禁錮後，生產、流通和銷售環節的變革議題亦走進了公衆視野。此時，有一批在動盪的六十年代走過來的中青年，擱置了傳統左翼的論述和新左派的激進取向，試圖建立一個在地的草根合作網絡，立足農業，與廣闊且多元的社會議題對話，用他們的語言去重新定義日本政治，社會和文化價值。

　　本次外刊掃描將帶來兩篇關於二戰後日本農業運動的文章，通過展現具體的政治舉措和組織行動，看日本的左翼政黨如何推進農地改革，以及不再拘泥於黨派認同的基層民衆如何打造出被視爲範本的農業產銷網絡，並進而一窺日本戰後各種意識形態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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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必然保守嗎？

　　整理自：James Babb, Making Farmers Conservative: Japanese Farmers, Land Reform and Socialism

　　來源：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8, No. 2 (Oct., 2005), pp. 175-195

　　有學者提出土地改革因解決了弱勢的農民的不滿，反而會侵蝕左翼在農村社會中發揮的力量。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書中便指出日本是這一假說的例證。日本戰後的農地改革，因其帶來政局的穩定，常被人們視爲最全面和成功的土地改革案例之一，並且爲其他國家所學習和沿用。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改革不僅得到盟軍總部（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時期爲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編者注）的支持，而且大部分內容是在社會黨執政期間落實的（社會黨首任委員長片山哲作爲第46任首相在1947年5月24日至1948年3月10日組閣—編者注）。可以說，只談農地改革所致的穩定性呈現了保守的本質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日本社會黨代表佃農和貧農的利益，是農地改革最熱衷的支持者和參與者。而且左翼和右翼陣營之間的激烈競爭貫穿了日本農地改革的開展，而左翼陣營在參與過程中，在諸多方面都有所得益。

　　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與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安部磯雄

　　佔領的早期，盟軍總部的首要目標是去軍事化和民主化。所謂的民主化，意味着所有的政治團體，包括日本共產黨，但是“超國家主義者”除外（ultra-nationalism，是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政治理念—編者注），都允許自由組織和爭取民衆支持。其時，盟軍總部亦期望培育新一批誕生於民主組織和制度的日本領導層。1946年4月，日本舉行了戰後第一次選舉。當時，由於維護戰時體制的日本進步黨的力量已被大幅削弱，保守派組建了自由黨參政。雖然1946年選舉後，自由黨成了最大的政黨，但也僅能維繫一個少數黨政府。其時，社會黨已成爲日本第三大的政黨。

　　隨着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在日本推進政治參與的自由，大量的佃農和工人得以在政治領域發聲。盟軍總部最高司令麥克阿瑟重點推進的另一項民主化措施是農地改革。以前日本廣大的農村住民受制於地主，容易被極端分子鼓動，尋求激進的社會變革。戰前，主要是改良派和社會主義運動分子組織起來的佃農倡導農地改革。與之相對，哪怕盟軍總部於1946年末提出農地改革立法，保守的自由黨亦堅持反對這一項改革。

　　在1945年末到1947年初，日本社會黨已然受益於盟軍總部的制度改革。戰前，社會黨的成員已經通過組織諸如農民和工人工會積累了不少經驗，而戰後，國家重組，試圖迴應農民和工人階層的需求，讓社會黨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因此，不難理解爲什麼當麥克阿瑟將軍在1947年初提出要選舉的時候，社會黨躍升爲最大的政黨。數據表明，社會黨在1937年的選舉中（日本戰前最後一次基於政黨的選舉）只獲得7.9%的選票，而到了1947年，得票率已經增至30.7%。

　　而學界往往低估社會黨在1947年急劇增長的支持度，認爲這只是“短暫”的現象。其中不乏有人認爲農地改革是個悖論，“創造了一個小地主階層支持那些一開始反對改革的保守黨派”（夏勒, 1988）。 日本學者亦多贊同農地改革清除了戰前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中一些“不理智”的因素，推進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助力美國和日本的資本利益（霍斯頓, 1986）。大島清（1961）就曾指出，“農地改革乃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其目的是通過摧毀寄生的地主階層，讓農民變成壟斷資本主義的擁護者，”這樣一來，“既可以平息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又能創造保守的改良主義的農民。”此外，大島清認爲正是農業運動的“失敗”導致日本農民褪去其激進性。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吸取戰時盛行的的社團主義的教訓，戰後轉而認同個體成員可以自由選擇政黨隸屬的原則。因此，農民組合在理論上並從屬於任何黨派。而對日本共產黨而言，這些階級組織本來就有大量社會黨支持者，自身只是作爲少數派，因而他們執意貫徹此項原則，並且相當迅速地指控社會黨違背這一信條。這樣一來，依賴於諸如農民組合這些輔助機構的社會黨發現不能再和它們建立直接的聯繫，自身發展便受到了限制。此外，戰後的農地改革經常覆蓋一個地方村落的所有成員——包括佃農，兼職佃農/兼職地主，有時甚至包括地主自身。地方的社會黨組織充其量也只是建立在鬆散的隸屬關係之上，而且它們往往與地方的階級組織，諸如工會，佃農組合，生產者合作社等聯合起來。

　　更大的問題是社會黨內分裂日趨嚴重。不少農民運動中的左翼領袖自身也是社會黨的領袖，比如野溝勝和黑田壽男。但問題是，農民運動中偏右翼的領袖例如平野力三（曾任片山內閣的農林大臣—編者注）亦是社會黨的領袖之一。事實上，在二戰前，社會黨的成員相當分散。而戰後，意識到組織脆弱和公衆輿論方向不確定，以及擔憂失去權力，才讓不同政治取向的社會黨人能夠走在一起，共同奮鬥。這種非共產黨的左翼組織的團結，被認爲是防止保守派霸權復興、奪取運動成果的必要條件。但是保守派還不是社會黨的主要對手。日本共產黨在戰前被嚴重打壓，但是在戰後，它很快便嘗試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與社會黨競爭共同的潛在支持者，譬如佃農和工人。社會黨內的左翼傾向於與日本共產黨合作，常常聯合起來反對社會黨內的右翼。哪怕他們與共產黨在很多重要議題上有分歧，但是一旦社會黨嘗試撇掉共產黨，直接控制大衆組織，黨內左翼都會與其他成員產生分裂。戰後第一次全國農民組合統一年會上，“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左翼聯合起來譴責社會黨的右翼，而平野力三首當其衝。結果，平野力三和他的支持者被驅逐，他們亦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組織——“全日本農民組合”。

　　從地方政治的角度來看農地改革，其重要特徵就是它由一個民主選舉的農地委員會所執行。該委員會成員原則上包括兩位地主，四位佃農，兩位獨立自耕農的代表。從1946年末進行的農地改革委員會的選舉數據可以看出，佃農代表的候選人的黨派背景基本是社會黨。但是在部分地區，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爲爭席位引發激烈競爭。不過，整體而言，得益於這一選舉的成功，社會黨爲盟軍總部發起的1947年初的大選做好了準備——這次大選表面理由是新憲法的批准，實際更可能是因爲在麥克阿瑟制止了一場醞釀在1947年2月1日進行的大罷工。而流產的罷工計劃令掌權者不信任日本共產黨和其他極左的激進工會的運動分子，相對地，社會黨則顯得更溫和以及有能力應對勞工騷亂。新的選舉其實是盟軍總部亮起的信號，它對時任自由黨首相吉田茂處理勞工問題的表現以及故意拖拉農地改革並不滿意。

　　麥克阿瑟

　　社會黨上臺後，因爲有了清晰的命令和開明的改良派政府，農地改革的開展也就順利多了。儘管如此，農地改革並沒有爲社會黨帶來更多的選票。實際上到了1949年大選之際，農地改革亦趨向尾聲，而社會黨的得票情況並不如意。不過，這並非就應驗了亨廷頓的觀點，畢竟社會黨的疲弱表現並不意味着保守派因此得勢。事實上，這一輪大選，左翼在衆多農村選區的得票有了顯著增長，只是其中很多選票轉投給了日本共產黨。

　　人們普遍認爲佃農一旦得到了土地就不會再對社會黨抱有什麼興趣。這一解釋可能過於簡單了，畢竟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其他因素，包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之間持續的競爭所帶來的影響，社會黨內部的分裂，制度改革的重心從農地轉移到農業合作社，新興的可替代社會黨位置的非左翼公職團體等。

　　事實上，日本共產黨早已在好些方面與社會黨主導的政府鬥爭，並且借大米徵收的議題分裂農地運動。1948年初，社會黨的左翼因日益不滿掌權的黨內右翼，很多人選擇離開，另建勞動者農民黨，其領導人是黑田壽男。與此相對，平野力三也帶領社會黨的右翼另立門戶，在一些縣的選區和社會黨競爭選票。可以說，社會黨選票的流失與土地產權轉移的關係可能並沒那麼大，甚至不及在農地改革完成之際這些政黨之間的競爭所帶來的影響。這一年，日本左翼政治最顯著的變化是日本共產黨的力量在增強而社會黨在分裂和衰落。農民組合成了他們的爭奪對象。但是實際上，這一潛在覈心支持者所佔的份額也在萎縮，黨派的競爭也就愈加激烈。儘管在一些非常保守的社區裏，升級的競選活動也許會多拉一些選票，但是就其他的案例和長遠來看，農民可能會因此不再對左翼政黨抱有幻想而轉投他者。

　　社會黨在改組戰時“農業會”（“農業協會”）爲“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過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農業合作的立法在吉田茂內閣時期一度停滯不前，但是社會黨一上臺就推動建立這一新的農業合作系統。農業合作的立法意在將戰時用於徵收和分派大米以及其他農產品的農業組織（“農業會”）民主化，使其成爲由農民組成且爲了農民自身的批發合作社。簡言之，前述的“農民組合”是戰後日本市民社會自發形成的，而“農業協會”則有一定的官僚色彩，乃是戰時狀態的遺產。

　　雖然社會黨積極參與到農業合作運動，但大部分的地方政客並不隸屬社會黨。1948年夏天，人們已經看到聯盟發出了正在崩塌的信號，越來越多的地方官員拒絕加入某個特定的政黨。農地改革過程中不斷涌現出農民組合，而通過衆多的地方政府團體選舉也產生了一個新的政治參與者羣體。不過，這些人的政黨隸屬是遊移的。當社會黨失去了勢力，這些參與者自然就離開了社會黨。於是，我們看到很多參與到農業合作社的個體或者地方官員都聲稱自己是無黨派。1949年大選到來之時，日本社會黨，右翼社會黨，左翼社會黨，和共產黨已經打成相對的平手。激烈的宗派鬥爭導致了農民組合領導的流失，大部分農民對於農民組合和左翼，整體上亦抱有矛盾的態度。

　　一方面，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在農業運動主導權上的紛爭損害了民衆對左翼的支持。另一方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保守派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保守派贏得了大部分農民的支持。新建的民主自由黨調整了部分關鍵的制度，同時改變自身政策以迎合新的選區，畢竟諸如農地改革這樣的倡議已經不可逆轉。整體而言，民主自由黨很好地利用了農業合作系統。1949年，儘管日本處於經濟緊縮時期，很多農業合作社走到了破產邊緣，這些自由黨派亦伸出援手，在它們重組時給予貸款和補貼，把它們牢牢地置於被控制和依賴保守派的位置。同時，民主自由黨也對農地改革委員會的相關法例做出調整，減少佃農代表的席位，增加獨立農民代表的席位。這顯然是試圖減少左翼發揮的影響。而農地改革委員會後來的作用亦不再是改革，而是監督，確保改革的成果不會被逆轉。1952年，委員會終被廢除。但同年，自由黨否決了昔日地主選民想要復原農地制度的請求。內閣頒佈了《農地法》，大體上接受了農地改革的成果。

　　在這一過程中，社會黨雖然意識到需要把活動重心轉移到合作社上，但是它已疲於應對黨內左右派系的鬥爭以及與共產黨的競爭。因此，社會黨錯過了擴張選區的機會以及利用農業合作系統打下基礎，爭取支持者。而保守派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在1955年合併爲自由民主黨（自民黨）。雖然6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都市化進程如火如荼，但是由於選舉制度不合理的選區分配，自民黨賣力地爭取事實上人口稀少的農村地區的支持。儘管地主依舊向自民黨施壓，並且在1965年得到了失去土地的額外補償，但這種補償更多隻是政治的行動，從未足以彌補地主的損失，亦沒有真正影響新的土地所有制度。

　　到了70年代，城市地區出現的反對力量讓保守派更依賴農村地區的選票以維持自己的勢力。於是，保守派加強對農業的補貼和在農村地區開展公共工作（儘管日本和美國的貿易摩擦以及高漲的本地食物價格讓部分工業地區的民衆開始質疑對政府農業的保護）。而政府給予農業和農村社區的補貼也讓日本農民變得徹底保守。但是，日本農地改革的成功和政治後果並非源於日本農民的固有保守主義或者簡單的改革影響。應該說，日本農民保守的政治取向是政治競爭和制度建設的結果。

　　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黨同樣急切希望保護農業，維繫對農業的補貼和保護主義的政策。這倒是成了兩者的共同利益。難怪在1994 -1996年間，自民黨和社會黨可以結盟。但是1996年社會黨徹底分裂之後，就剩下保守派自己去把握農業保護、貿易利益、工業和經濟改革之間的平衡。日本農村今天在尋求一位救世主以免遭受市場經濟的全面衝擊，但這位救世主已經不太可能，如二戰剛結束時那樣，來自社會主義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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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組織重構“左翼”價值

　　整理自：Darrell Gene Moen, Grassroots-based organic foods distributors, retailers, and consumer cooperatives in Japan: Broadening the organic farming movement.

　　來源：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32, No. 2 (December 2000), pp. 55-76

　　70年代初，日本有機農業運動的擴張達到了現象級。它的成功離不開基層民衆建立的有機食品分銷、零售，和消費者合作社網絡。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參與到購買和銷售有機食品的組織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共產黨和新左派團體的意識形態影響（藍平兒曾在《日本的綠色政治》中指出日本共產黨與消費者合作運動有長期的聯繫。如由共產黨員建立的神奈川合作社經常購買日本共產黨的《赤旗報》及其在神奈川縣的發行的通訊《新神奈川》的廣告版面，新年和勞動節亦會通過這些媒體向公衆致以節日問候。儘管大部分的神奈川合作社成員不是日本共產黨的支持者，但是很多合作社的職工是黨員、日共後援會成員或者共產主義的支持者。地方選舉的時候，日共候選人也會在合作社的商店外面做巡迴演說，爭取城市中的家庭主婦的支持。不過，合作社的共產主義色彩已經稀釋。而且，神奈川合作社也會與自民黨和社會黨建立聯繫以求保護自身的利益。而日本新左派是一個亟需謹慎區分的類別。始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日本新左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學生羣體，著名事件包括反美日安保條約，東京大學全共斗的安田講堂事件等，但是60年代後期70年代早期，新左派內部撕裂，鬥爭手段激進化，發生血腥暴力事件，造成社會創傷。—編者注）。而左翼的身影，使得日本有機農業運動在整體上被賦予了一種激進性和社會變革潛能，並且在全國範圍吸引了頗爲多元的參與者。

　　60年代反美日安保條約

　　日本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以下簡稱“生協”）是日本最大的消費者合作社。1951年成立之時，生協得到日本共產黨，其時的日本社會黨和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會的強烈支持。隨後涌現的新式消費者合作社，以及受到新左翼浪潮影響的有機零售商和分銷商，基本上都強調以草根階層爲本，由草根階層發起行動。同時，這些組織也試圖迴應70年代初在日本爆發的各種文化、環保、女性議題。儘管這些人在選舉策略方面並沒有達成共識，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亦有所分歧，但是他們共同支持有機農業運動，而且與其他的社會運動的一道構連出共同的平臺，允許他們參與到建設性對話中，通過交流思想而獲益。

　　日本的消費者合作社，參照了19世紀末英國人羅虛戴爾（Rochdale）沿襲歐文理念所創的合作運動的模式，主張開放會員制度，民主管理，公平的經濟剩餘分配，公衆推廣和教育，合作社之間的協作。它們是非盈利組織，會大批購買消費品，其會員既是顧客又是資方。而且日本有着世界範圍內發展最好之一的、積極參與政治的消費者合作運動。1990年，674個初級生協（JCCU）食物合作社覆蓋了全國約1414萬戶會員。日本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是其中規模最大的大衆會員組織。這一生活協同組合僱傭着47000名全職的工會工人，運營着2400個零售店。相關數據顯示，它在1990年的營業額就高達2.78萬億日元。除了零售店，它還建立了每週一次的小組訂購系統。這個系統的核心被稱爲“班”。生協有超過一百萬個“班”，涵蓋了五百萬的會員。“班”的重要功能是保證每位成員可以在例行的“班”會上發表意見，在合作社內都有平等的發言權，例如，他們可以討論合作社內應該賣或者不應該賣什麼產品，或者合作社是否應該參與某個政治議題，而且這些意見都會傳達到上一級的組織。

　　自60年代起，日本的消費者日益關注殺蟲劑的使用、食物安全、洗滌劑所含的磷酸鹽對環境和身體健康的影響、過度消費、環境惡化、農村和漁村的消亡等問題。這也促使生協更加註意爲成員提供直接從農場購買的有機種植作物以及沒有人工添加物的食品，自己製造一些可生物降解的皁類產品，與農民、漁民的建立直接的買賣關係等。更重要的是，生協在和平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有機農業運動等議題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協甚至派了代表團參加1982年和1988年的裁軍談判會議，而且每年都協辦在廣島和長崎舉行的國際性的反核武會議。

　　不過，很多在60年代參與到新左派運動或者受這一浪潮影響的日本人並不信任生協，認爲它是一個官僚主義的商業機構，過於在乎擴張組織，增加收益，而且過於同情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不反思自身消費文化，只側重銷售廉價貨物。這些前激進學生成立了被武藤一羊（亞洲和平聯盟創始人之一，活躍的評論家——編者注）稱之爲“另類生活合作社”的組織。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令生協在過去這些年裏爲顧客提供更多安全而不只是便宜的食物，天然的皁類產品而不是人造的洗滌劑，並且展示了一種可行的另類消費文化。這些另類組織的迅速成長也促使日本共產黨支持有機農業，視其爲日本農民的生存策略。此外，這些組織更是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城市裏很多對共建新社會感興趣，但是又不信任現存的左翼政黨以及他們論述的家庭主婦得以投入其中。

　　生協的店鋪

　　另類生活合作社中最爲活躍且多方面參與社會改革的組織團體是東京的生活俱樂部（生活クラブ）和九州的綠色合作社（グリーンコープ）。兩者都投身政治，地方選舉中有自己的候選人，並參與其他的社會政治議題，包括與第三世界住民組織共同抗爭等，而且兩者的成員和領袖大多是三四十歲的女性。跟其他的生協組織不同的是，生活俱樂部沒有零售店，全體成員都依靠“班”的制度去獲取她們共同購買的物品。俱樂部亦鼓勵成員在班組的會議上表達自己對個人問題或者社會議題的想法和意見。可以說，這一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賦予了女性自信和參與政治的力量。到了1993年，約3000名生活俱樂部的成員已經創立了逾150個工人合作社。俱樂部還出版自己的刊物《社會運動》，提供不同的理論、觀點、信息和意見。它甚至資助了一個社會運動研究機構出版這一刊物。這一機構實行開放會籍制度，吸引了逾12000位興趣各異的會員加入。衆多運動分子，左翼知識分子和學者爲這個刊物帶來了各種新的思想，題材包括美國非裔和亞洲的女性運動，對日本霸權的新葛蘭西學說的分析，新社會運動理論，關於核電站事故或者熱帶雨林破壞的經驗研究等等。1979年，生活俱樂部的政治候選人成功選上東京練馬區的代表。1987年，生活俱樂部在東京地區的選舉取得了31個席位。而到了1993年，包括在東京在內的神奈川地區的鎮、市、縣級選舉，共有75個生活俱樂部的代表且全部是女性。儘管她們各自迴應自身代表的地方住民所關心的議題和利益，但是她們都支持和平運動，倡導環境保護，都聲稱要建設和平、公正的新社會，並且否認自己隸屬任何黨派。

　　在日本南部地區，綠色合作社亦經歷了類似的成長。綠色合作社源於兩個學生激進組織，關注的社會議題包括對性別、種族和殘疾羣體的歧視，環境污染、農民的未來，和平問題、日本外交政策以及國際團結。類似的組織還有1975年在東京成立的守護大地會（大地を守る會），創始人都參與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校園抗爭。他們會去派發蠟紙油印的宣傳單張，告訴人們殺蟲劑如何危害環境和各種生命體的健康；花時間和生活在低收入公共房屋或者私人屋苑中的家庭主婦交流；證明給農民和該區的家庭主婦們看，他們是確確實實在建立直接的生產者-消費者關係，從而贏得彼此尊重。一步步地，這些昔日的學生激進分子爭取到了他們的常客。隨後他們也組織婦女參與“班”羣，方便物品發放，同時讓這些彼此隔絕的家庭主婦得以見面和討論一些日常或政治的話題。

　　另一個例子是“波蘭廣場”（ポラン広場）。這一組織在不到20年時間裏幫忙建立了80個有機食品店。創建者狩野參與過學生抗爭運動。希望實踐反主流文化並且重新思考社會價值的他曾經和四位嬉皮士一道參觀了伯克利的彩虹食物合作社，隨後在1972年回到日本，在東京的市郊西荻窪成立了一個有機食物合作社。但是他的朋友並沒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想維持那種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而狩野更想搬到東京都國立市，因爲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在當地政府有較強的影響。一年後，狩野離開了西荻窪，從開始拉車兜售，到後來在國立市開了有機食物店。波蘭廣場也刊發每週通訊。除了關於組織自身的內容、農夫和店主成員的介紹，通訊亦報道社會上進行的各種抗爭，例如反對核電、修憲、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行動、高爾夫球場的興建等。

　　像生活俱樂部和綠色合作社這樣的組織，其主要成員是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而她們的活躍也讓很多職業女性直接參與到社會變革中。其中很多人其實在六七十年代也有政治參與的經歷，但由於對選舉政治感到失望而淡出，這些新的消費者合作社其實給了她們機會去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參與其中。而且她們不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派系界限，不需要表明自己是否（前）社會黨或者日本共產黨的身份來參與社會變革。這樣一來，她們的精力得以釋放，創造全新的草根組織結構，去改變舊有等級化和商業主導的體制。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另類生活組織的積極分子投入巨大的精力到日本社會的變革中：不斷地建立工人合作社；成爲候選人蔘與到地方政治；與第三世界的有機農夫和消費者運動建立聯繫；重構文化價值和設想，重新定義社會關係；與日本其他活動組織建立聯盟……而且他們認同多樣化的意識形態，拒絕爲特定的意識形態（新左派或舊左派）站臺，吸引了很多已經厭倦了左翼政治的陳詞濫調和咄咄逼人的論戰修辭的新成員。在這些新的合作社中，“班”的制度變成了互助的支援系統，同時也提供一個政治的平臺，成爲女性充權的機制。而隨着這些合作社增長，有機農夫也擴展了他們的銷售渠道，終於有了底氣拒絕傳統分銷系統不容商量的要價，而且與消費者之間有長期的直接聯繫，也讓他們可以建立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