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薇

抑鬱症對人類的困擾貫穿整個文明史，從亞裏士多德、拿破崙到丘吉爾、林肯、張國榮等都曾遭受抑鬱症的折磨。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約有3.4億抑鬱症患者，發病率爲11%。世衛組織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將從社會第三大疾病負擔上升爲第二位，僅次於冠心病，讓人一時頗有"抑鬱猛於虎"之嘆。

深受抑鬱症困擾的名人

過去的一千年間，人們對抑鬱症的認知，曾在荒謬與崇高、罪惡與時尚之間劇烈搖擺。絕望痛苦古今皆然，而人類認識自身的過程遠非一蹴而就，一部抑鬱症鬥爭史，莫不是社會、思想、科學、文化變遷的一道側影。

抑鬱是人類最沉重的負擔之一

抑鬱症，又叫憂鬱症，這一現代名詞誕生於西方。中醫中也有與之接近的表述，是比較籠統模糊的"鬱"、"鬱症"，既指憂思抑悒引起的情志致病，也指氣血鬱滯等生理反應。古書裏不乏"鬱鬱而終"的"多愁多病身"，屈原、趙匡胤、李賀等人也曾被劃歸古代著名抑鬱症病人之列，但追溯抑鬱症的正統起源還得從西方說起。

憂鬱的英文單詞melancholy，詞源出自希臘文的melainachol，意即黑膽汁。古希臘人認爲人格受到四種體液的影響：黏液、黃膽汁、黑膽汁與血液，而憂鬱就是黑膽汁過多造成的。黑膽汁當然是不存在的，不過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確都不約而同用黑色來代表憂鬱，詩人荷馬就將抑鬱的心情稱爲"苦惱的烏雲"。

公元前5世紀末，被尊爲"醫學之父"的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認識到憂鬱是由內因外因混合而致。他對當時流行的祈天"神療"不屑一顧，認爲那都是騙術，提出服用曼陀羅花等通便或催吐的草藥，達到重新平衡體液的效果。他還建議國王帕迪卡斯二世與所愛女子結婚，通過圓滿愛情帶來的積極心理作用來治療憂鬱症。

希波克拉底

不過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反對這種體液論，認爲嚴重的精神障礙屬於哲學範疇，跟人類的精神狀態有更大的關聯。柏拉圖還提出了成長模型：一個人的童年生活會決定成人後的性格。他的學說深深影響了現代精神病學。有人因此提出，希波克拉底是"百憂解"（一種抗抑鬱藥）的祖師，而柏拉圖則可看作精神動力治療的先驅。

惡毒—時尚—異類—美感

中世紀時，基督教思想統治整個社會，憂鬱症被看作是一種惡毒的病症。著名神學家託馬斯·阿奎那就認爲靈魂不會臣服於身體疾病，靈魂不在上帝的管轄之內便是受到魔鬼的誘惑。抑鬱症患者連同當時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被認爲是因靈魂犯罪而遭到天譴，因爲不虔信上帝而無法爭得救贖。最極端的時候，憂鬱症患者會被當成巫師、巫女、異教徒，受到誣衊和殘酷的迫害。現今把憂鬱症視爲恥辱的觀念就是滋生於這一傳統。

中世紀把憂鬱症道德化，文藝復興時代則將其浪漫化。歐洲北方沿襲傳統多把巫術、魔鬼與憂鬱症相連，而藝術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的南方則秉持亞裏士多德的觀點，"在哲學、詩歌、藝術和政治上出類拔萃的人"，都有憂鬱的特質。這一時期誕生的偉大人物似乎也印證了他的話，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牛頓等無一不是憂鬱的天才。南北兩種觀點競爭激烈，最後後者佔了上風。

"憂鬱"代表着深刻、複雜甚至天賦的觀念席捲歐洲。氣質陰鬱開始被視爲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則被看成爲深邃心靈付出的代價。上流社會流行這樣的姿態——滿臉愁容、沉默寡言、一頭亂髮，躺在沙發上，凝視地面或死盯着月亮，幾小時一動不動……憂鬱變成了一種時尚，是風靡一時的"貴族病"。有人記載，16世紀時一位理髮師看完《哈姆雷特》後抱怨這本書讓他感到憂鬱，結果遭到衆人的譴責。

《哈姆雷特》

17世紀是歐洲的理性時代，生理學與解剖學領域不斷湧現出重大成果，爲人們對精神疾病的理解提供了唯物的依據。1621年羅伯特·伯頓的《憂鬱的剖析》，就是對以往抑鬱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隨着蒸汽機器的發展，社會開始流行把人看作是一部機器，代表人物爲哲學家笛卡爾。受其影響，對抑鬱症也產生了很多科學解釋：比如認爲憂鬱症是纖維失去彈性所引起的，或是歸因於大腦特定部位的血液供應量減少等等。

但在理性至上的時代，失去理性的抑鬱患者受到歧視，被看作是放縱自我的異類。當時治療抑鬱症的方法也充滿機械般的殘忍，其中有一派就主張用身體痛苦來分散對內心痛苦的注意，常見的是讓病人溺水，或是放到旋轉的奇怪機器裏讓人昏厥嘔吐來"重置大腦系統"、治療精神問題。

同期，精神病院開始運營。當時社會所帶來的病恥感讓人們寧願把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藏起來、扔在大街上、甚至關到遙遠的地方。當時的精神病院條件非常差、病人遭到非人性的對待，甚至被上流貴族當作消遣時間的動物園裏的動物般觀賞、笑話。

當純粹理性太過乏味，浪漫主義就開始擡頭。18世紀末到維多利亞時期，憂鬱被時人視爲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狀態。康德就認爲"憂鬱可遠離俗世塵囂"，"以規範爲準的美德有個特點，它似乎是要與心靈的憂鬱結合才能達到最高和諧。"疾病成爲精神的高地，也不乏同例，如19世紀前期肺結核就被認爲帶有特殊的美感，並與創造力緊密相連。

遺傳還是環境所致？這是個問題！

雖然憂鬱再度經歷復興，不過卻是短暫的。十九世紀末期，心理學和生物學的發展逐漸爲現代對抑鬱症的認知觀念奠定了基礎。此時，一種新的思考精神疾病的方式出現了，這種"新科學"的崛起以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出現爲標誌。

克雷佩林

1890年，克雷佩林帶了一批研究人員在海德堡大學診所工作，他和他的住院醫師們通常要爲每一位患者填寫一張卡片，並將它們放入"診斷盒"中。在對患者定期會診時，他們會再次取出卡片，登記上這位患者的名字和修正的診斷。當患者出院時，最終的結果會記錄在這個名單中。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不僅能發現哪個診斷是錯誤的，還能發現把他們引入這種錯誤推論的原因。每逢假日，克雷佩林就會帶走這些名單和卡片，再做整理。正是這些卡片，爲精神病學研究提供了臨牀觀察的基礎。

克雷佩林通過長期的臨牀觀察發現，憂鬱和躁狂，常常不是單個症狀，而是作爲"循環性精神失常"在人的一生中交替發作。他認爲精神病是一個客觀規律的生物學過程，可以分爲數類，每一類都有自己的病因和特徵。

1893年，克雷佩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精神病學》教科書，書中將精神病分爲13大類，首次提出了"早發性癡呆"（後來被稱爲"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的臨牀概念，並把這兩大非器質性精神病作爲主要研究的對象。

不久，克雷佩林的光芒便被弗洛伊德奪走。在20世紀中葉一段短暫的時期內，醫師和患者曾一度十分推崇精神分析法，他們更願意相信：抑鬱源於人體對精神創傷的應激反應，抑鬱的根源應該和患者的童年經歷聯繫起來。

弗洛伊德

這種精神分析方法讓醫師們的工作場所從收容院轉向私人診室，這也符合中產階級文化中探求自我的律典。弗洛伊德的催眠療法和精神分析法被臨牀治療接受，長期影響了精神醫學的心理治療。但在歷史長河中，那種患者躺在躺椅上，精神分析師坐在一旁跟他談話的場景，在精神病治療的檯面上只佔據了一小會兒。

隨着精神疾病生物性證據的積累，精神分析法逐漸失去了科學基礎，因爲近代科學證實了腦的確是心的基礎。到20世紀90年代，一多半精神病醫師都認爲，精神分析在科學上破產了。

進入二十世紀後，以往用放血、火烤、水浸等原始的摧殘性治療方法逐漸被廢棄，同時胰島素休克治療、電休克治療、額葉切除術等相對科學的治療實驗在不斷進步。更重要的是，20世紀中後期，一種家喻戶曉的精神病藥物"百憂解"出現了。

百憂解

百憂解的成名之路開始於1953年7月，英國精神藥理學創始人之一加德姆（John Gaddum）向人們講了他的推測：很可能是大腦中的5-羥色胺在讓人們保持心智健全方面起到了根本性作用。這個推測成爲新一代年輕精神藥理學的啓示錄，學界開始猜想：如果5-羥色胺讓人們保持心智健全，那麼增加大腦中的可用5-羥色胺，或許能阻止精神病。

1963年，生物化學精神病學家科彭（Alec Coppen）做了一項決定性實驗，證實了5-羥色胺能夠緩解抑鬱症。這一結論開拓了日後數十億英鎊的藥品市場，許多製藥公司投入研發抗抑鬱藥物。其中，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專門組建了一個5-羥色胺-抑鬱症研究組，到1974年，氟西汀被髮明出來，商品名百憂解（prozac）。

此後，隨着左洛復、賽樂特、喜普妙等類似藥物相繼問世，抗抑鬱藥物成爲臨牀抑鬱治療中的常用方法，這些藥物通過改善腦神經遞質功能來治療病理性抑鬱情緒。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抑鬱症相當常見，其診療仍未滿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