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劉紹棠的“紅帽子樓”

　　讓文藝成爲一種生活

　　走進劉紹棠的“紅帽子樓”

　　文 | 祖丁遠

　　劉紹棠

　　算起來，今年距劉紹棠開始創作生涯已經整整70年了。

　　1949年劉紹棠13歲，是北京男二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反映學生生活的短小說《邵林寶變了》。接着先後寫出了《一頂轎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裏高粱紅》《田野落霞》及《紅花》和《青枝綠葉》等20多篇小說。

　　1951年10月，劉紹棠寫的短篇小說《紅花》，可說是他的成名作。那是1952年元旦《中國青年報》第四版套紅並加編者按整版發表的《紅花》。以後發表的短篇小說《青枝綠葉》被老作家、教育家葉聖陶先生選入高中二年級語文課本，那時劉紹棠卻在上高中一年級。中學生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教科書，很是罕見。如此種種，他被社會和讀者稱爲“神童作家”。

　　我與劉紹棠，不僅有緣相識而且相熟，是在1957年，我倆同時都被打入“另冊”的時候。1992年，我應邀專門到劉紹棠先生喬遷的新居——北京“紅帽子樓”作客、造訪、暢談。至今，他的音容笑貌還是歷歷在目，就像昨天發生的事那樣清晰。

　　那是1992年7月12日，我到北京後，住進天橋的京輕飯店，那天上午我先電話聯繫紹棠，他知道我已到北京了，非常高興地邀我去他家見面暢敘。因爲他新近喬遷的新居（原住和平門）在宣武門西大街，離我住的旅館飯店很近。

　　天氣異常炎熱，我下午2時出發，來到紹棠住址“紅帽子樓”，上得三樓，見府門上掛着一塊木牌，上書：

　　敬啓：重病致殘，今非昔比。醫生嚴囑，必須靜養。每天上午，絕不會客，下午接待，四時半後。電話預約，以免枉駕。迫不得已，尚希諒解，人道主義，請君奉行！

　　劉紹棠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

　　劉紹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長年伏案積勞成疾而突發腦血栓被送進醫院搶救，九死一生。幸虧除了左半身不聽使喚之外，他的大腦和語言功能，以及用來握筆的右手，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這是老天爺有眼，同情他命舛多難，賦予他繼續寫作的功能。

　　從此，經過較長時間的調養治療，出院後的劉紹棠基本閉門謝客。他後來逐漸能持柺杖慢步行走，平時坐輪椅由夫人曾彩美推着走動。之前北京市作協給他分配了新樓房，因病遲遲未能搬遷，直到1992年初春，才遷入這幢“紅帽子樓”三樓新居。

　　當我站在紹棠家門口，雖然他約我下午造訪，但未說明具體時間，讀了這則《敬啓》，再也不忍心敲門打擾他的休息。從窗口向內看去，室內靜悄悄的，屏風板上掛着一個鏡框，裝着著名書法家劉炳森給紹棠此次病後題寫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八個隸書體大字。

　　雖然酷暑，外面有毒辣辣的太陽，可廊下較爲清爽，手中還有扇子扇動驅趕熱浪，身上的汗水漸漸沒有了。時間也很快地過去，臨近四點半的時候，我並未敲門，劉夫人曾彩美走來開門了，見到我抱歉地笑笑，並說快進屋裏坐。當我進門走近劉炳森的題字前細品，曾彩美已扶着紹棠從睡房走來，我上前和他握手，一起走進書房。這書房雖不大，但與他們原先住在和平門那蟈籠式的狹小天地，不能同日而語了。

　　書房也是會客室，我環顧四周，右牆壁是一排同式樣深黃色書櫃，裏面裝滿了日用書籍和他的部分著作。紹棠對我說：“許多書都在另一間屋內，打包搬來後還未來得及整理；還有很多書籍捐贈給家鄉的‘劉紹棠文庫’也未運走。近來還在堅持創作新的長篇小說……”

　　劉紹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於北京通縣（現北京市通州區，過去屬河北省，1958年劃歸北京）儒林村，他比我小三歲。1957年他21歲我24歲，同遭厄運，他在北京，我在南京（任職《新華日報》），我們倆同時被打入“另冊”。在當年左的路線下，紹棠的罪狀有三：一是創作發表的短篇小說《田野落霞》，暴露運河灘上的陰暗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二是與《北京日報》記者、青年作家從維熙合寫文章支持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反黨行爲；三是自己寫的理論文章《燈下漫筆》中，說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策略部分”還有待“發展和研究”這句話。

　　青年劉紹棠

　　其實，這三條罪狀都不能成立，但那個年代，劉紹棠蒙冤了22年。一時間，全國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文章，對劉紹棠大加鞭撻。原先土改時，他家庭成分是上中農，但他被打入“另冊”後，硬把他的家庭成分改爲“漏網地主”，房屋、傢俱充公，其母親被掃地出門。到了1979年他的錯劃問題改正、平反了，縣委打算把他家的成分恢復爲上中農。紹棠考慮到“成分上平了反，經濟上就要補償，涉及到窮鄉親”，他說：“新時期徹底否定唯成分論，改不改無關重要，不改正反而更有紀念意義。”（見劉紹棠《如是我人》一文）

　　那天下午，劉紹棠夫人曾彩美給我倒了茶，我們先是從當年怎麼被稱爲“神童作家”談開的。劉紹棠從小在共產黨的培養下成長。他6歲時參加了兒童團，12歲加入黨的進步組織“民聯”，14歲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3年17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就在團中央機關工作，20歲就被吸收爲中國作協會員，成爲專業作家。

　　劉紹棠與夫人

　　1957年後，劉紹棠被髮配到家鄉農村，老家的房屋已沒有了，給他住吊死過人的“鬼宅”，天天下田勞動，過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內連張寫字桌都沒有。尤其是冬天，買不到煤，天寒地凍，室內冷得要命，他圍着被子在寒夜裏讀書和寫作。在這樣艱難困苦條件下，他趴在炕沿上寫出了《地火》《青草》《狼煙》三部長篇小說，歌頌黨領導下京東大運河一帶人民的革命鬥爭。

　　劉紹棠和我談起這些往事，站在旁邊的曾彩美正不斷地抹眼淚。因爲她剛剛拔掉鬆動的全口牙齒而不便說話。

　　曾彩美與劉紹棠同歲，她是1952年元月初離開在南洋的父母兄妹，來到祖國北京上學的。那天，曾彩美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下車後，看到元旦套紅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劉紹棠小說《紅花》，她即買了一張報紙細讀起來。這篇小說把她征服了，把她帶到一個無比美麗的世界。當她得知作者劉紹棠是通州城內潞河中學的學生時，她就立即去了通州。不久，她也成了潞河中學高中一年級乙班的學生，劉紹棠是高中一年級甲班的學生，而且她和劉紹棠很快成爲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兩年以後，曾彩美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劉紹棠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後來，這樣一對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由胡耀邦同志促成，結成了夫婦。

　　劉紹棠向我回憶這段有趣的姻緣時說：“1952年夏天，我16歲那年的暑假，唸完了高中一年級，要升入高中二年級，回到家鄉，在運河岸上的柳棵子地裏寫《青枝綠葉》小說。趴在綠蔭下的白沙灘上輾轉反側，也找不到合適的開頭。這時，沿岸河柳上，布穀聲聲，叫個不停，突然撥動了我這個剛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愛之弦，使我非常渴念我的一位女同學——一位不遠萬里而來的南洋少女。這位少女現在已經是兒孫滿堂的祖母了。”

　　紹棠指着站在身旁的夫人曾彩美說：“她，就是與我患難與共35年的妻子。當年我就是在這種激動不已的狀態下，把布穀鳥的傳說，作爲小說中一對農村青年男女相互愛慕的比興寫下來的。這就是創作《青枝綠葉》的意境。”

　　紹棠講到這裏，聽得我笑了。他們夫妻倆也都嘻嘻笑了。

　　那天，紹棠還對我說，年初寫了一篇題爲《雙節開筆》的短文，他在文中說到：“我這輩子最出成果的時候，都是在困境之中。從1957年到1979年，我在淪爲賤民的困境中鬥出了三部長篇小說。新時期的10年，我一直受到‘新潮’諸‘雄’的排斥，處境也不好。憤怒出作品，鬥出了30本書。日子剛好過一點兒，不料中風偏癱。肉體和精神痛苦萬狀，自己卻成了‘半倒體’，猶存‘半壁江山’（右手和右腿）；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後。三年多有8本書出版，光是病殘以後寫出的，就有兩部長篇小說和200多篇隨筆短論。能寫是福，筆不可怠。”

　　當時我聽了他的話覺得苦澀、悲壯，後又覺得他的話實在，顯得幽默詼諧。這就是劉紹棠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那天，劉紹棠見到了同命運的我這個老朋友，談勁十足。他滔滔不絕地說，“我從11歲開始寫小說（13歲發表小說），到現在（1992年7月）已經有43年的工齡了；雖然多少有點自己的技法和經驗，卻不能成龍配套。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不相信，好像我對自己的訣竅祕而不宣似的。其實，不要說我這個人，即便是魯迅先生也無法把文術傳給兒子，否則，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應該是大文學家了。然而海嬰是學物理的，做的是另一種技術工作。我的三個兒女，大兒子36歲，學工，在航天部工作，一個女兒也學工，在美國留學，還有一個女兒學醫，在中醫學院附院工作。他們考大學時，只有一個人的語文成績及格。我寫小說，我的妻子教文學，而我的兒女們語文水平很低。現在，我有了孫子，我非常疼愛他們，不少人對我說，你教你的孫兒們寫小說吧，不然你的手藝就失傳了，怪可惜的。這些好心腸的同志，說這些話並未深思。我本無所傳，何來所失？我寫小說，就不是我的祖父所傳，也不是我的父親所授，便是有力的佐證。”

　　劉紹棠繼續對我笑着說：那麼，我學會寫小說難道得之於九天玄女？或有亞當之摘下自己的肋骨而製造夏娃的萬物皆備於我？不！我有師父。我的“教授”是民間文學。我的“副教授”是中國古典文學。我的“助教”是外國文學。

　　劉紹棠還說，他在《民間文學與我的創作》一文中寫道：民間文學是鄉土文學的一個來源、一條主根，從我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民間文學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我的鄉土小說，不僅從民間文學中汲取到豐富的營養，而且常把民間文學的故事和手法，融合和運用到我的小說中去。

　　他又說：“我積累傳統題材的民間故事，也拾取現實題材的民間故事。在我進行小說創作時，這些民間故事便在不知不覺中給我以影響，使我的小說自然成趣，返樸歸真。”

　　是的，遠在30年前，劉紹棠寫的短篇小說《青枝綠葉》和《擺渡口》，就曾藉助於民間傳說，加強小說的魅力。30多年後，他寫的短篇小說《峨眉》，整個就像把現實生活中的民間故事小說化了。正是這幾個短篇小說，最爲讀者喜愛，被人們稱爲劉紹棠的短篇小說代表作。中篇小說《蒲柳人家》中對於望日蓮七夕乞巧，與何滿子葡萄架下聽哭的數千字的描寫，是紹棠將優美動人的民間傳說的藝術再創造。《漁火》《花街》《草莽》《瓜棚柳巷》《荇水荷風》等一系列中篇小說，都富有民間文學的色彩和情趣。描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現實生活的中篇小說《魚菱風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煙村四五家》《吃青杏的時節》，使用了許多當前農民口頭創作的民間故事。

　　長篇小說《地火》中關於煙村村史的敘述，對於農村比武打擂臺的描寫，都採用了民間文學的表現方法和藝術手段。長篇小說《青草》中有兩三章，就是民間傳說的改寫。長篇小說《狼煙》，處處閃現出從民間文學得來的傳奇性和誇張性。1984年完成的長篇小說《京門臉子》，在描寫風土人情和記敘人情世態上，更多地引用當地的民間故事、傳說、奇聞、俚曲；甚至抒情狀物，往往也以閒筆方式，雜以民間文學之妙趣。

　　可以這樣說，劉紹棠一生追求鄉土文學，他總口口聲聲說自己是鄉土作家。他那天與我的談話也是這樣說的：“我50年代的小說，如《青枝綠葉》《擺渡口》《大青騾子》《運河的漿聲》《夏天》等，人物對話使用農民口語，敘述行文也使用書面白話。30年後，我決心致力於鄉土文學，小說的敘述行文也使用藝術加工過的生動、活潑、優美、風趣的農民口語了。這是因爲我這個人和我的文學，都返樸歸土。對內力求爲人民大衆喜聞樂見，對外則貫徹我的‘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的主張。我的鄉土中篇小說集，已經出版英文、德文和法文三種譯本。可見外國人對中國的土產，是頗爲歡迎的。幾個外國漢學家都對我講過，把我的作品譯成外文很困難，翻譯出來也跑了味兒。但他們卻極有興趣，因爲他們懂得：‘這纔是真正的中國貨。’鄉土文學以風土人情爲素材，又給風土人情揚名。英文版《劉紹棠中篇小說選》的譯者和編者，都到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走了一趟，讚歎不已。經過他們的口頭宣傳，幾位外國漢學家情願放棄遊覽泰山、華山、黃山、西湖、太湖等名勝風景地，而願到運河灘與我的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雖然生活條件和衛生設備很差，但也在所不計。是的，我就在運河灘豆棚瓜架下，接待這些浪漫蒂克的外國友好人士，我便請他們身臨其境地理解我的長篇小說《豆棚瓜架雨如絲》。”

　　劉紹棠主張要進口外國文學作品，但也不要忘了出口我們的中國文學作品，他說：“我的文學創作生涯43年，我一直寫我的家鄉，寫我的家鄉的新人新事，寫我的家鄉的風土人情，寫我的家鄉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寫我的家鄉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的多情重義，致力於鄉土文學創作。在這43年裏，我有四分之三的時間生活在家鄉的人民羣衆中間。43年來家鄉的變化很大，而每一點變化都是我親身經歷或親眼所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已經出版了20多本書，不但沒有把我的家鄉寫盡，而且越寫越感到自己開採不廣，開掘不深。新生活給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作素材，我還剛剛開始，家鄉還有許許多多東西可寫。我每天的生活內容，除了吃飯睡覺，便是寫作、看書和談話。”

　　那天，我們還談到了紹棠青少年時代寫作小說和發表小說的情況，當年他還得到許多文學前輩的關心、指導和培養。他說：“我13歲那年發表的三篇短小說，是在北京市男二中的晚自習教室裏寫的。兩篇寫我的同學，一篇寫的是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的縫鞋匠，只不過是對真人真事的加工。14歲發表的12個短篇小說和三篇散文，其中《鄉下婦女》《一頂轎子》《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三岔口》《蔡桂枝》，是在家鄉寫的，都是農村生活題材。《新式犁杖》獲得《河北文藝》小說評獎第三名。這些作品收入北京羣衆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青少年時代（13歲至20歲）小說選集裏。事隔40多年後，重讀這些稚嫩的少年習作，我仍然被小說中所描寫的解放初期的農村新生活所激動。”

　　紹棠又對我說：“15歲上半年，我曾到河北省文聯工作，發表了9個短篇小說和一篇散文，其中的《紅飄帶》的情節，30年後被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成《一個美國飛行員》的影片。這篇小說的一半是確有其事。那是一架美國重型轟炸機，轟炸京津公路上的日本軍車，因迷失方向而降落，被八路軍游擊隊和解放區民兵搶救的。《七月裏高粱紅》在《光明日報》文藝副刊上連載。這個時期的小說，我主要是配合政治宣傳的。15歲下半年，我的文學創作發生了重大的轉折，確定了最適合我發展的創作道路。”

　　在上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中，劉紹棠的年齡最小，缺乏生活經驗和社會閱歷。爲了與其他同輩人並肩前進，他必須揚長避短，即充分認識自己的劣勢，找到自己的優勢。老作家孫犁和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給了他很大的啓示，他決定寫自己的家鄉和家鄉的人民。這個決定，應該算是紹棠致力鄉土文學的開端。找對了方向，選準了目標，他在半年裏創作發表了8篇小說。《完秋》和《暑伏》是他在當年的土地廟後的沙崗上寫出來的。那天紹棠同我說，《紅花》可算是他的成名之作。已故著名作家柳青，當時只有30歲，擔任《中國青年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他很稱讚這篇小說，總編輯陳緒宗和文藝部副主任吳一鏗更是興高采烈。他們還請著名作家周立波審閱一遍，周立波也非常肯定這篇小說。於是，決定將這篇小說在1952年元旦發表，佔用整個第四版，並加了編者按。從此，共青團中央對他進行直接培養。

　　“16歲是我在創作上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我雖然只發表了三個短篇小說《擺渡口》《青枝綠葉》和《大青騾子》，卻使我得到文學界的承認。這幾篇至今仍是我的短篇小說代表作，被選入教材及各種選本，翻譯成幾國文字。《中國青年報》爲了發表《青枝綠葉》這篇小說，曾經聽取老作家沙汀、周立波、嚴文井和康濯的意見，請他們給我以指教。這篇小說發表後，被選入高中二年級語文教科書，產生了強烈而廣泛的影響。《擺渡口》和《青枝綠葉》都是在暑假期間寫於運河邊的柳棵子地裏。我背靠着河柳寫，寫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寫，趴着寫累了又打個滾兒坐起來，背靠着河柳繼續寫下去。《大青騾子》是我在國慶節回村休假，寫於我家的土炕上。《擺渡口》和《大青騾子》先在老作家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上發表，引起當時的《人民文學》主編邵荃麟的注意，接着在《人民文學》上予以轉載。”

　　紹棠記憶力特別強。他談自己的經歷非常有條理，如數家珍。他說：“我的文學生涯，致力於‘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地方特色、鄉土題材’創作。這43年裏出版了11部長篇小說《地火》《青草》《狼煙》《京門臉子》《豆棚瓜架雨如絲》《敬柳亭說書》《這個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邊人的哀樂故事》《孤村》；6部中篇小說集《運河的漿聲》《蒲柳人家》《豆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煙村四五家》《黃花閨女池塘》；兩部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蛾眉》；7部散文短論集《鄉土與創作》《我與鄉土文學》《一個農家子弟的創作道路》《我的創作生涯》《論文講書》《鄉土文學四十年》《蟈籠齋絮語》，以及三部選集。其中《京門臉子》獲得北京優秀長篇小說獎，《敬柳亭說書》獲得首屆中國大衆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蒲柳人家》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蛾眉》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短篇小說多種被譯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國、孟加拉、阿爾巴尼亞文。中篇小說選集《蒲柳人家》被譯成英、法、德三種文字出版單行本。” 據我所知，紹棠的小說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發行，受到許多國家讀者的喜愛。

　　劉紹棠1991年7月被國務院授予“爲發展我國文化藝術事業作出特殊貢獻專家”稱號，終身享受國家特殊津貼。1992年5月，北京通縣建立劉紹棠文庫，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鄉土”紀念牌，表彰他爲祖國文學事業作出特殊貢獻，並向後人展示。

　　劉紹棠在長達48年（1949年至1997年）的鄉土文學創作生涯中，一直在追求着信仰與文學、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一，而且他時常回想起曾經指導和扶持過自己的已故中央領導人胡耀邦。紹棠曾深情地對我說：“耀邦同志不僅多次找我談話，指導過我的文學創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質之師。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對我幫助指導最大的人，第一個就是胡耀邦！”

　　是的，劉紹棠與胡耀邦的友誼交往，要追溯到50年代初，當時他寫《青枝綠葉》時，胡耀邦正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一次，胡耀邦找紹棠談話，一下談了四個多小時，他希望紹棠寫青年題材，並且讓他到東北農村去採訪，體驗外地生活，充實自己。劉紹棠在東北住了兩個多月。耀邦的談話確實啓發了他的靈感，他把東北得到的創作素材放在自己的村子裏，換上了他所熟悉的人物，他的《青枝綠葉》就這樣誕生了。耀邦逝世後，劉紹棠寫了好幾篇文章回憶耀邦對他的很多教育、談話，以及與他的交往與友誼。劉紹棠那次又對我說：“耀邦活着的時候我不寫他，他去世了我寫他。在我心裏，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師、恩師，耀邦對知識分子尤其愛護。”

　　劉紹棠大病以後的這十幾年裏，只能坐在輪椅上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他21歲被無端打入“另冊”，43歲才平反覆出：整整埋沒了22年！所以當他重新握筆，勢如井噴，爲挽回22年失去的時間損失，他只知道猛衝猛打，不懂愛惜身體，除了日夜趕寫小說外，1979年，修改和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並寫短論試筆。從1980年起，他提倡鄉土文學，整整4年致力於中篇小說創作，共28部，100多萬字。這是他恢復創作權利5年的成就。第6年轉向長篇小說，可是身體不行了，腹痛和背痛接連發作。每一發作疼痛難忍，胸悶氣短，苦不堪言，可是陣發之後，他又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不肯求醫服藥，而且抽菸喝酒異常兇猛。

　　1984年春天，各地邀請他講學，他又抖擻精神上路，馬不停蹄去河北、河南、內蒙古各地奔走，宣傳他的鄉土文學主張。在呼和浩特三天就作了四場大報告；其間自己還加班創作長篇小說，直到國慶前夕寫完脫稿。接着他又陷入了新創作的激情之中，仍不想喘息調養，同時還爲籌辦大型文學叢刊《中國》忙碌。11月14日夜晚11時許，紹棠覺得就像突然遭了雷殛，猝不及防倒在牀上動彈不得，胸膛窒悶，心臟絞痛，難以呼吸，痛苦掙扎了數小時，才從陰陽界死裏逃生。這次經醫院確診爲糖尿病和冠心病合併症，如不注意保養，時刻都有生命危險。以後兩年半時間裏，紹棠乖乖地遵照醫囑，減少社會活動，躲進蟈籠齋裏，以抱病之身，潛心創作，又寫出了4部長篇小說《豆棚瓜架雨如絲》《敬柳亭說書》《這個年月》《十步香草》，還寫出了不少散文和短論。劉紹棠就是這樣抓緊時間孜孜以求地創作他的鄉土小說，一點也不捨得閒空。

　　劉紹棠能從1988年那次腦血栓的大病中又一次死裏逃生，要歸功於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曾彩美。從這次紹棠病倒，她就提前退休了，回家擔起了丈夫的隨從（推輪椅）、保姆（生活起居的服侍）和祕書（抄寫稿子、覆信）等重任。紹棠中風偏癱後，手寫的稿件字體只有她可辨認，因而全部由她抄謄殺青。所以那天我們每一講起曾彩美，紹棠總是充滿深情：“她跟我生死與共，她沒有個人利益。如果沒有她，也就沒有我劉紹棠活着的今天！”

　　的確如此，劉紹棠和曾彩美相伴着走過了風風雨雨40多年，默默地挑起了讓人難以想象的一家人生存的重擔。這一天，紹棠接待我這個老朋友，興奮異常。據曾彩美說，紹棠病後已有很長時間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談得這麼多、這麼細。不久前《北京日報》記者來採訪，他只談了半個小時。紹棠接着說：“因爲我們有共同的經歷，更有共同的語言，又是熟知的老友，難得見面，當然這次專門邀他來見面，一談話就多了，什麼都想說說嘛！”

　　我們整整談了四個多小時，還未談夠，中途休息時，拍攝照片，正好來了個青年朋友，於是我與紹棠照了好幾張，可是曾彩美不參加，她因爲剛把牙齒拔掉未裝上，像個癟嘴老太，形象“不好看”，所以她笑着，不願意走入鏡頭……

　　雖然時隔25年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次紹棠談話中，多次講到1999年是他創作生涯50年，“到那時候，”紹棠說，“我的鄉土文學創作和理論體系比現在應該更像樣子了，或可自稱‘小康’了。”他還充滿信心地說：“黨中央提出了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後，我是非常擁護的。只要我有個比較安寧的社會環境，到1999年我的文學生涯50週年之際，應該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來。中國人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化中也應該佔有相應的位置。”他還說：“我自信能夠完整地建成我的創作和理論體系。”

　　那天晚飯後臨分手時，紹棠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熱情地說：“到那時希望你再來看望我，我肯定有更多的話可說！”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4月10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