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发声的背后,是严谨的调查和对真相的洁癖
我作摄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改变
摄影,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但也需要影像本身的力量
还有无限接近事实本身
所呈现出来的价值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极光视觉创始人之一
代表作《腾格里沙漠污染》、《天津大爆炸》、《悬崖上的村庄》等,曾获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获得2016年荷赛奖一般新闻类三等奖、5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次获得金镜头年度杰出记者、2015年中国最佳环境记者、2016年当选CCTV中国十大法治人物、2017年腾讯传媒奖年度记者等。
2017年,陈杰获奖无数、好片频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而2018年,陈杰突然“沉默”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2019年视觉中国&500px年会盛典现场,沉寂已久的陈杰再次现身,以主题演讲《影像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了2018这一年里他的所见所闻与内心的蜕变历程。
2014年,我选择回归一线
我做了20多年的摄影师,实际上却是在2014年才真正回归摄影,之前我在报社做记者,都是碎片化的去拍照。那我为什么选择回归一线?
对自己强烈不满。我觉得摄影师首先要否定自己和批判自己,尤其是在如今,所面临的复杂性,恰恰是给予了影像表达更多的可能性;
作品为立身之本。我过去拍了很多照片,也获得很多奖,可是我自认为自己是没有作品的;
知识结构从碎片化到系统化;
作品即能量场。我经常会用能量场来解释自己,其实摄影的能量是指摄影的认知水平、影像的表达水平和行动的力量,而能量场则由这些因素构成,最后才是传播。
自由的拍摄。我目前的拍摄都是跨度几年的项目,从过去的碎片化到系统化,从过去表层的理解到深入的理解,包括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解,能更为深入的去探知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自我解构重新建构的过程;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更踏实的养活自己。因此目前我拍的照片都是我自由选题,根据社会热点、历史的脉络去呈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么?
《腾格里沙漠现巨型排污池》
《天津大爆炸》
《悬崖村》
在2014年之后,我做了几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报道,《腾格里沙漠》、《天津大爆炸》、《悬崖村》等。大家都在问,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么?实际上,2017年,我走了将近100多个乡村,包括甘肃、新疆、青海、四川和贵州,做了大量的调研。我在17年、18年这两个年里都在思考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我决定筹建工作室。
2018年,建立“杰出工作室”
在建立工作室以前,我一直是单兵作战。我有了一些作品以后,常自以为是。实际上,当我和刘旻一起做一些调查领域的报告后,更加意识到“严谨是最大的安全”。比如我做环境方面的报道,出一点纰漏可能会葬送我整个职业生涯,是在刀尖上如履薄冰。在过去那几年,环境是个热点问题,但我的很多相关报道还需要更严谨。
直至2017年,我与刘旻合作之后,发现刘旻知识丰富、对学术态度十分严谨,这两点对我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互补作用。因此我们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的给对方最好的支持,最大程度消除“自以为是”,使得我们展开更宽阔视野的思考和素材积累。
贫困和环保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选题和领域。我们不追热点,我们力求让我们所关注的事件或故事成为热点。有时候我觉得,我接触的题材单纯用图片和文字来表达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会用摄影、摄像的形式呈现。
不能说我目前是在拍纪录片,只能说我是在拍记录片的素材,如果它需要构成一个纪录片,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需要跨度一年到两年。因此我目前所有的拍摄项目,都是按照两到三年,甚至五年的时间去开展。我觉得摄影师最擅长的就是学习,而我目前也是处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
环境类报道
2014年,我个人做了10篇以上影响较大的环境类的报道,如《沙漠之殇》、《被工业废渣侵蚀的保护区》。2017年以后,我开始和刘旻合作,做了一些环境系列的报道,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每一篇文章都要求掷地有声,甚至能够推动改变。
《长江源》
过去长江源面临着被开发的可能性,
但是在之前的30年时间里,
长江源冰川退化了1600多米,
实际上应该要遏制人类的活动,
包括当地牧区人民的迁移。
但这个地方却是媒体所不能触碰的禁区,
因为涉及了青海和西藏两地之争。
但是我和刘旻顶着压力,去到海拔5600米的地方,
忍受着艰苦的环境,调查了十几天,
最终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
长江源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报道,
被保护下来,到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被永久地封存,
且西藏自治区也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三江源》
《三江源》也是环境系列报道之一。
虽然国家对三江源公园进行了立项,
但是很多人对其生态环境并不知晓,
当我们在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
发现一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报道。
因此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
在三江源排查出44个矿点,
目前这些矿点已经全部封闭,进行生态恢复。
其实以上的环境问题都是隐藏在海拔十分偏僻的地方。
《兰州有毒危废》
我们对于每一个环境事件的典型性都十分关注。
这是去年关于甘肃兰州的报道,在所有的报道中,
最艰苦的除了影像的拍摄之外,还有文字的调查。
我们不仅对企业、受害者、监管者进行调查,
也对监管部门渎职进行了追问。
《内蒙古苏尼特碱业公司》
这是关于内蒙古的环境调查,
这种问题在内蒙古和青海都是十分普遍的,
也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中寨村的“兔子洞”》
这是我们最近做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结构非常严谨,
编辑在编辑稿件时,
对刘旻撰写的调查稿几乎不删除任何专业性的阐述。
因为在面对一些污染十分隐藏的企业,
我们会提出十分专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敢有任何的糊弄。
因此我们所有有关环境等事件的舆论监督报道,
都能直击核心,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而且,报道内容的严谨,不惧任何的挑剔。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需要珍惜每一个向公众发出声音的机会,让每一次发声,掷地有声!这意味着,发声的背后要有严谨的调查和对真相的洁癖。只有严谨的报道,才能真正推动事情的发展。
贫困类报道
这一年我们主要调查的主题是“贫困”,我们认为“贫困”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那如今我国的贫困现状是怎样的?我们在新疆的南疆、甘肃的定西、四川的凉山、贵州的毕节,中国连片区域,包括前一段时间国家指出的三区三州,也就是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方,也是极贫之地做了大量调查。
如《悬崖村》,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时,我们最关注的不是贫困,而是孩子的安全。正如我、我们在报道里的最后一句话:“安全是最大的民生”,这才是我们关注“悬崖村”的初衷。“悬崖村”的报道随着报纸、网络的传播,引起了全社会和高层的关注,也推动了“悬崖村”的变化。
《悬崖村专题》
2016年5月14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
在3名家长的保护下,
15个孩子从山下的勒尔小学出发,
踏上放学回家的路。
他们要顺着垂直的悬崖攀爬17条藤梯,
才能抵达比山下学校垂直高度超过800多米的“悬崖村”,
即阿土列尔村勒尔组。
阿土列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
72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
所在位置就像三层台阶的中间那级,海拔1400多米,
与山下的学校及公路垂直落差约800米。
2016年5月14日,爬山开始前,
陈古吉用揹包绳绕过儿子陈木黑的胸口,
在背后打上结,以确保儿子的安全。
陈木黑6岁,是年龄最小的学生,读学前班。
2016年5月14日,
孩子们在攀爬一段几乎垂直的“天梯”回家。
15个孩子中多数是女孩,在3个家长的保护下,
揹着十几斤重的书包,用了2个多小时到达“悬崖村”。
2016年5月14日,
几个男孩在攀爬过程中,
坐在“天梯”上休息。
2016年5月14日,孩子们在攀爬过程中,
聚集在狭窄的崖壁上休息。
整个路程,大部分休息的地方处在悬崖边,
空间狭小。
2016年5月13日,阿土列尔村,
一位下山赶集的村民用绳子拴着两只鸡挂在肩上,
因道路不便,
村民种植的土特产和养殖的牲口很难运到山下。
2016年6月1日,陈古吉一家人一起吃饭,
他的孩子除了最小的,其余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承担家务。
2016年5月12日晚上,
村民坐在玉米秆上搜寻手机信号,
村里没有发射塔,
全靠山下发射到的微弱信号接收手机短信和打电话。
2017年10月5日,陈古吉的家里,
墙壁上挂满了背行李的绳索,
这样的情景在悬崖村家家户户都能看到。
过去,一般的情况,村里8岁以上的人,
都要揹负从山下购买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山上的特产,
往返上下危机四伏的藤梯。
2017年6月17日拍摄的,今年新增的一条最长钢梯,
抵达阿土列尔村勒尔组最后一个休息平台,
去年这段没有修钢梯,存在安全隐患。
2016年11月19日,
孩子们攀登最后两段垂直高度达100多米的铁梯,
过去的藤梯几乎和崖壁垂直,
现在的铁梯倾斜在60度左右,
行走方便很多,也安全多了。
2017年10月4日,陈古吉的家中,
妻子俄地有洗照看着锅里的煮羊肉,准备晚饭,
陈古吉的孩子和亲戚的孩子聚在灶台边玩耍。
曾经在勒尔小学支教的老师万朝辉说:
悬崖村的孩子和过去相比,
现在精神状态、学习成绩和个人生活习惯改变巨大。
他说,改变悬崖村,需要从知识开始,
这一代的孩子是悬崖村的希望。
2017年10月4日,悬崖村的清晨。
悬崖村钢梯竣工后不久,索道也建成使用;
3个助农取款金融服务点落地,
移动电信4G光缆已经牵到山顶的悬崖村;
农作物都新添了高经济价值的油橄榄和三七等;
一项投资达6亿元的旅游产业投资项目,
也开始进入前期建设阶段;
短短一年,悬崖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
其实我们在做类似的报道时,有时会特别害怕当媒体过多干预后,地方政府会把全省或者全区之力来支援这些地方,就容易造成其他区域的资源短缺。因此我们会在报道时提出一些方案,会更多地介入这个事件来推动它的改变,不是一味地去批判,要把事情的根源说清楚,让专家和学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系列关注“悬崖村”,因为这个地方是整个彝族文化集中的地方,无论是从人文、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在当今“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这个地方更具有可记录的价值,所以我们更愿意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它的变化。
我们在做关于“贫困”的报道时,也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重新梳理的过程。过去我们带着一种同情、悲悯的感情,纯粹的强力干预和改变现状的心态去做调研。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索取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会重新去看之前的报道,对一些问题重新认知,对农民、土地的认知,以及目前这种措施对村落或好或坏的改变,都需要重新观察。
当扶贫措施与缓慢发展的农村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矛盾,就是我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大量的视频去记录这些东西。即使有很多东西暂时无法公开,但是我们觉得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能把这个时代你所感受到的痛点、矛盾、焦虑的东西呈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贵州贫困山区》
最近在拍摄的一组贵州贫困山区的过程中,
我陪着当地的小孩一起走六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
对每一个拍摄对象都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和记录。
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在采访了,
而是在解惑一些我所未知的东西。
对于这个地方,需要摄影师谨慎地去记录、去改变,
如果你和采访对象有充分的交换,
你可以充分地挖掘影像的力量,通过传播,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很多时候,影像就在这个地方,
只不过是摄影师把它记录下来,
让它传播出去,带来更多的改变。
历史是小人物书写的,当透过镜头,凝视他们的时候,我获得了尊严,摁下快门那一刻,我心怀感激。因此我对我的镜头越来越慎重、谨慎,我的影像是有分量的,能把影像的力量、事实本身的力量挖掘出来,以此来推动、改变。改变虽然很难,其实也很简单,只是需要我们去行动、我们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