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聲，楊炬夫婦與子女合影（後排中爲王魯光）

王樹聲（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區、縣農民協會組織部長。1927年參與領導黃麻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分隊長、大隊黨代表，鄂豫游擊區總預備隊總指揮，紅一軍第一師支隊長、團長，紅四軍第十一師副師長兼二十三團團長，第十一師師長，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師長、軍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紅三十一軍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紅九軍軍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員兼晉冀豫邊區遊擊縱隊司令員，太行軍區副司令員兼人民武裝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副司令員、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嵩嶽軍區副司令員，鄂西軍區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湖北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湖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第二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

王魯光：1946年出生于山東。1962年畢業於北京四中。197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1970年9月到部隊服役。現任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

第一次見到王魯光，就覺得他眉眼之中透出的英武之氣，與他的父親——王樹聲大將的溫和目光形成鮮明對比。儘管王魯光早已不穿軍裝，但他談吐中流露出的威嚴與幹練，總會使人將他與“軍人”這個名詞緊緊聯在一起。俗話說“將門出虎子”，養育出王魯光這樣英武之人的王樹聲大將，又是怎樣的軍人？望着相片中戎裝的父親，王魯光這樣給自己的父親下定義——

　父親是一個農民中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的農民

如果王樹聲不穿軍裝，你可能不會認爲他是軍人。正如那張1970年的照片上所記錄的，王樹聲揮鍬勞動時的形象，與鄉村裏的老大叔沒啥兩樣。在王樹聲生前一直居住的原總軍械部，現在的解放軍報社大院裏，老人們回憶起王樹聲時都說，當年王大將喜歡和機關食堂的大師傅一起散步，他倆特別聊得來。只是當他穿着便裝和那位大師傅走在一起時，不認識王樹聲的人，就分不清哪位是軍中大將，哪位是餐廳廚師了。看走眼的人，總有一些。

然而，王樹聲是個徹頭徹尾的軍人。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涌現出的著名軍事指揮員燦若羣星。1989年11月和1994年8月，中央軍委分兩次給我黨我軍現代史上的36位著名人物冠以“軍事家”的稱號，王樹聲名列其中。

父親沒有上過軍校，他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王樹聲與軍事的零距離接觸，應該始自1927年5月。那時，王樹聲在家鄉湖北麻城乘馬崗，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小地主家庭，於一年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以小學校長之職，領着鄉村兄弟們組織農民協會，發展黨組織，舉辦農民運動訓練班，鬥爭惡霸地主，其中包括自己的親舅爹丁枕魚。蔣介石叛變革命，反動地主武裝乘機反攻倒算，包圍了麻城，王樹聲帶領農會會員，以大刀、長矛、石頭、瓦片、石灰罐這樣簡單的“裝備”守城。鳥銃、步槍雖然有，但數量少得只能是“好鋼用在刀刃上”。敵強我弱如何勝？王樹聲沉着冷靜巧佈陣，運用計謀擒賊王，先一槍打中敵“師爺”，再十幾個石灰罐子砸死匪首“王九聾子”，令2000多人的反動武裝羣龍無首，作猢猻散。

這之後，麻城縣黨組織深感搞革命沒有武裝不行，於是成立起農民敢死隊，初始時只有人員200餘，步槍三條半。再後來，農民敢死隊發展成全脫產的“農民自衛軍”，王樹聲是自衛軍的指揮員之一。作爲指揮員，王樹聲開始研究起軍事鬥爭中“一馬當先”與“排兵佈陣”的關係，並很快認識到，武裝鬥爭與發動農民搞“羣衆運動”不一樣，“戰略戰術”是取得勝利的法寶之一。

直到1937年8月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王樹聲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10年間，無論是參加黃麻起義，成爲紅軍指揮員，還是在鄂豫皖開闢蘇區，紅了一片天，或是擔任西路軍副總指揮，浴血祁連山，他始終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王樹聲軍事文選》收錄了他紅軍時期的兩篇戰鬥總結——“寶興、蘆山戰鬥的經過與教訓”和“魚科戰鬥經過與經驗教訓”。文中，作者對軍事藝術的刻意追求清晰可見。

1961年，中央軍委動員中將以上幹部撰寫戰爭經驗總結，以便教育後人。王樹聲在《幾點作戰經驗》中，結合自己的戰爭經歷，就山地運動中的防禦、圍點打援、突圍戰鬥這三個問題談了自己的作戰體會，概括了他從大別山、大巴山、夾金山、祁連山，到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武當山的戰鬥足跡。講到運動防禦，他說，“實踐證明，在實施運動防禦的過程中，既想消滅敵人，又想保存地方，其結果不僅拖長防禦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而且敵人也不能消滅，地方亦無法保存”。講到突圍作戰，他結合自己親身經歷的兵敗河西走廊、中原突圍等經驗教訓，指出，第一，從被動中爭取主動，做好準備工作;第二，抓緊有利時機，正確選擇方向;第三，突圍首要關鍵，在於打開通路;第四，堅定沉着照顧全局，友愛團結互相支援。這既是鮮明的辯證思想的體現，也是戰爭中得來的肺腑之言。不足5000字的《幾點作戰經驗》，字字珠璣，濃縮昇華了王樹聲畢生的作戰經驗，集中反映了他的作戰理論和軍事建樹。

據說，中央軍委動員高級幹部寫戰爭經驗，衆多將領在自己的經驗體會中很少或幾乎沒有寫“突圍戰鬥”這一課題，王樹聲能夠把自己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和體會奉獻給後人，其意義委實深遠，精神亦難能可貴。

1959年10月，王樹聲（前排左二）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參觀空軍某部時，觀看飛行特技表演

　父親有強烈的自責精神，是寫“檢查”最多的將軍

以單純的觀點看軍事，軍事是藝術。以政治的觀點看軍事，軍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現。大的戰略方向正確了，小的戰役和戰鬥纔會有兵戈也是藝術的感覺。紅軍十年，王樹聲運兵沙場，出生入死，有“能攻善守、智勇兼備”的美譽，帶出了一支特別能打仗的部隊。1973年，毛澤東主持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其中有6位司令員是王樹聲紅軍時期的部下。

然而，就是這麼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在檢討自己：西路軍失敗，自己給黨和軍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對王樹聲來說，西路軍四個月的征戰中，即使有間或的勝仗，也無絲毫藝術可言。

1937年，王樹聲九死一生從祁連山輾轉回到延安，見到毛澤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對不起黨”。毛澤東安慰他，“西路軍失敗，不是你個人的責任，你回來就是勝利。”並當面表揚了他勇於承擔責任的自我批評精神。

這種強烈的自我批評精神伴隨了王樹聲一生。1973年底，王樹聲病重住院期間，徐向前探望他時說：你是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你是大別山的英雄戰士。王樹聲則說：我做得還很不夠。周恩來、李先念來看望時則稱讚王樹聲的好品質、好作風以及他爲黨和人民做出的重要貢獻，但他卻說：50多年來，黨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而我給黨做的工作太少。

究竟是自己不會打仗還是別的地方出了毛病，使自己打不了勝仗？王樹聲總在思索。半個世紀後，王樹聲的老領導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中對我軍歷史上悲壯的“兵敗河西走廊”，做了實事求是的總結與回顧：“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因素。”此時，曾身爲西路軍副總指揮的王樹聲九泉之下應可以心安了。若還有不安，那一定是沒能在戰場上與戰友們同生死的遺憾。

談勝利易，話失敗難。講成功總會慷慨陳詞，說落難則恥於出聲。這似乎是一個規律。其實，人生旅途，不以成敗論英雄，更應看重的該是精神是否高尚。

王樹聲戎裝在身近半個世紀，雖然沒有參加過我軍戰史上最輝煌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但二十餘年的戰爭歲月，卻長作“偏師”，狙擊、攻堅、遊擊、防禦、突圍，歷經大小戰事無數，遇到的盡是些難啃的骨頭，因此對“戰略戰術”有更深刻的體會。黃麻暴動、鄂豫皖蘇區突圍、創建川陝根據地、翻越雪山、鏖戰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圍、大別山剿匪，如此英雄經歷，其間成功戰例當可大書特書，然而，在王樹聲大將留給後人的文字中，卻是講功績的筆墨輕，作“檢查”的文字重。在《王樹聲軍事文選》中，建國前的文章有46篇，文章標題中帶有“經驗教訓”和“檢討與反省”的，就有6篇之多，表現了作者強烈的自我批評精神。這和總是講自己的戰功和得意之處的人，形成鮮明對照。

王樹聲認爲：即使是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在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自己的付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仍需要不斷地檢討自己，這樣才能夠使後人不致走自己走過的彎路。戰爭，沒有“如果”的說法。犧牲了，失敗了，就是損失。即使是上級指揮的不當，作爲具體的一線指揮員，也必須擔當起應負的責任。

解放戰爭時期，“中原突圍”後，儘管鄂西北軍區部隊在國民黨軍的瘋狂圍攻下在外線頑強堅持了10個月，在戰略上起到了其應有的作用，但王樹聲還是主動承擔了沒能堅持下來的“責任”。後來，他在《自傳》中談到“中原突圍”時寫道：“7月間，我縱隊突圍到鄂西北，在前堵後追的情況下，奉命在鄂西北創立根據地，我任區黨委書記。當時因對堅持敵後鬥爭的戰略意義認識不足，對部隊思想動員不夠，在武裝鬥爭方針和農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錯誤，工作中雖然有些成績，但造成損失很大。因病經組織批准，離開鄂西北，經漢口、上海，轉山東解放區，最後到達山西晉城，回到原五師部隊。當時因我離開鄂西北，使領導上失去了中心，對當時的鬥爭形勢產生了某些不利影響。”

關於“中原突圍”，軍史早有定論。它的意義在於揭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牽制了國民黨大量兵力，從戰略上有力地策應了其他解放區部隊的作戰，以局部的失利，換取了全局的主動與勝利。陳毅同志曾說過：“中原解放軍的同志們，爲了完成毛主席交給的戰略任務，爲了革命的全局，艱苦奮鬥，英勇犧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勝利突圍了，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幹部，還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極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區的作戰，爲奪取全國勝利將起重大作用，中原突圍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作爲親歷者，王樹聲大將完全有理由爲自己的歷史書寫輝煌的紀錄。但作爲一個有強烈歷史責任感的人，在重大歷史事件面前，他從未把個人得失放在首位。正是王樹聲的坦蕩胸懷和嚴於律己的做人準則，決定了他會更多地思索在中原突圍中，作爲一個領導者，對受到的損失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一本《王樹聲軍事文選》，即使不懂軍事的人讀了，也會從中感受到作者的高尚情操。成功時，把勝利的取得歸於黨的領導，歸於中央的正確決策；失敗了，把責任擔到自己身上，把經驗教訓留給後人，這種精神哪裏可尋？王樹聲爲後人樹立了榜樣。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正是因爲有許多像王樹聲這樣的我黨我軍高級幹部懷着這種對黨和革命事業極端負責的自我批評精神，我黨才從幼年走向成熟；我軍才能跨過失敗，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1970年5月，王樹聲（左）同羣衆一起勞動

父親特別注重部隊的紀律和作風建設。戰鬥總結中，關於部隊作風問題，幾乎每文必談

中國革命的勝利與成功，最終靠的是黨的整體團結，靠的是積極進取，肯於學習。“兩個務必”是毛澤東的主張，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王樹聲對此心領神會。促團結、求進步、講奉獻、愛學習，可謂《王樹聲軍事文選》中王樹聲本人思想作風的精華體現。

1950年3月，王樹聲擔任湖北軍區司令員。針對大的戰役結束後部隊中出現的紀律鬆散等突出問題，他在《關於部隊整訓問題》中說到：“未來的任務是偉大的，但工作也極其繁重。我們的軍隊能否擔當起上述任務，在和平時期能否保持住我們已有悠久歷史的傳統作風而不使之喪失掉，我們各級領導機關會不會沉醉於既得勝利而鬆弛懈怠起來，以至腐化下去，如果作爲一種危險，那是完全可能的，客觀情況給我們帶來了這種傾向發生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警惕起來，加以預防。這裏，要求各級領導者能夠經常地具有冷靜的頭腦和採取十分謙虛的態度，以便勇於傾聽人民和同志們的意見，勇於正視錯誤，尤其勇於執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防腐的武器，使那些足以腐蝕我們內部、同黨的領導脫節、同人民羣衆和士兵羣衆脫節的不良傾向或壞習氣（例如軍閥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無組織無紀律等）在我們部隊內沒有立足發展的餘地，以保持黨和軍隊的純潔與統一。”

1950年6月，他在《軍區建設的幾個問題》中又這樣講到：“我們的幹部應該認識到，黨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有堅定的立場，對黨忠實，有優良的傳統作風，是有功之臣，是黨最寶貴的財富；但另一方面，必須克服驕傲自滿、悲觀自餒、捨不得放下功臣包袱等思想毛病，以達到自覺。”

這些話語，字真意切，今天讀來，也令人感覺到王樹聲大將的語重心長，感覺到他高遠的思想境界。

作爲軍事家，王樹聲的戰功是非自有專門的研究者評說，黨中央對我軍戰史中重大的挫折與失敗，也有公正的結論。但作爲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中國革命事業的革命者，王樹聲的那種自謙、自律的精神，是否可以讓我們後人得到更多的啓示？

父親是個堅強的人。他的堅強，不但在於他能夠忍辱負重，在逆境中開闢新局面，還在於他在任何時候都懷有必勝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生活中的王樹聲很幽默。戰鬥中，他會經常編些鼓動詞教戰士們唱。宿營時，他喜歡給戰友講些幽默風趣的笑話，逗大家開心，忘卻征戰的疲勞。建國後，在北京，住進機關大院，他的隨和平易使院裏的工友們成爲他最好的朋友。他經常對兒子王魯光說：革命爲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與幽默，還不是王樹聲性格的本質。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纔是王樹聲個性特徵的突出表現。

想當年，紅軍西路軍一路征戰，在寒風徹骨、飛沙走石的戈壁荒灘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難尋的祁連山中，與數倍於己的馬家軍苦戰，一幕幕浴血奮戰的場面驚天地、泣鬼神。部隊被打散了，西路軍官兵淪落四處，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以及衆多軍、師級高級幹部，扮爲乞丐，沿路乞討，歷經一次次驚險，最終回到延安，回到黨的懷抱。爲什麼王樹聲等紅軍官兵要這樣歷盡艱辛回延安？在王樹聲看來，苟且偷生最爲可恥，只要是和黨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只要和黨在一起，就會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

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這是一種特殊的品格。如果這種品格還能夠影響到身邊的人，這就是一種魅力了。王樹聲是具有這種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蔣介石調集30多萬軍隊，將以李先念爲司令員的中原軍區6萬部隊圍困在以宣化店爲中心、方圓不足100公里、人口僅40多萬的狹長地區。當時，王樹聲是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中原軍區部隊所在，是貧瘠的山區，在一般年份都要鬧糧荒。這時，在蔣軍的嚴密封鎖之下，部隊的生活更是艱難，一度由一日三餐減少到兩餐，最後變成每天只吃一頓稀飯和一頓野菜。蔣軍不斷挑起事端，有時王樹聲所率的部隊要面對比自己多出30倍的敵人的進攻。很顯然，敵人慾聚殲中原軍區部隊主力，重演“皖南事變”。其實，早在抗戰勝利初期國民黨軍隊未形成包圍圈之前，中原軍區6萬將士完全可以大搖大擺地轉移到其他解放區，但中央和毛澤東從全國戰局的大棋盤上看到，中原軍區的歷史使命是牽制和吸引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必須準備做出重大犧牲，哪怕是全軍覆沒，也要保障戰略全局的勝利。從全國的形勢出發，以6萬部隊牽制30多萬敵軍，這將對全局形勢向我方好轉產生重大影響。

身處敵軍重圍的王樹聲，可能並沒有過多地考慮軍事鬥爭中“棄子取勢”的戰法，但他對中國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形勢，始終持有樂觀的情緒。這種情緒就感染了當時在宣化店一帶進行戰地採訪的美聯社記者、美國人李敦白。中原突圍還沒有開始時，李敦白有事沒事總要到王樹聲的駐地聊聊天。時光荏苒，40年後，李敦白當年與王樹聲聊天的內容已不可追。但是，80年代中期，從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國殘聯捐贈一批電腦，黃鎮、鄧樸方宴請了李敦白，席間閒聊，問及李爲什麼解放戰爭後就沒有回美國，反而在中國當起了《毛澤東選集》的英譯指導。李敦白說，當年我在宣化店，認識了一個叫王樹聲的將軍，是他對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使我決定留在中國……巧得很，當時王樹聲的長子王魯光也在席間。小事一樁，卻足見王樹聲作爲革命者的人格魅力。

王魯光說：作爲一代開國元戎，父親的畢生經歷充滿傳奇與坎坷。父親全家前後有13位兄弟姐妹參加革命，只有他一人成爲倖存者……父親晚年，休閒時喜歡練習書法，他寫得最多的是毛澤東的一句詩—— “無限風光在險峯”。也許，這句詩可以表述出父親軍事生涯中豐厚的情感積澱吧。1974年，父親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說，父親一輩子離不開戰場，這食道癌，也是父親留給我們的最後一份戰場紀念：長年的征戰，風餐露宿，經常是剛端起飯碗，就要拔腳行軍，致使父親養成了吃飯特別快，吃的飯還特別燙的習慣……這就是父親，一個永遠壯懷激烈的人。

文章來源：《人物》雜誌

如果您有法律問題，請您通過私信平臺向我們提問，具體說明您所需要的法律問題的事實以及問題，小編將竭力爲您解答，但意見僅代表小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