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的行為？
通過卧底來獲取第一手資料，以披露那些隱蔽的新聞信息，在中國社會殊為不易，先為新京報記者點一個贊。
說起來，卧底也好，暗訪也好，都是記者深入調查獲悉事件真相的方式之一二，正常的採訪調查並不能獲悉那些帶有隱蔽性，或者非法狀態下的事件真相。對力圖探求事件真相來說的記者，利用一切可行的，不違背職業操守，儘可能合法的方式來獲得真相信息，是他們正常職業行為的部分，並在世界範圍內的新聞機構中得到普遍採用。
例如，去年美國第100屆新聞普利策獎的「公共服務獎」頒發給一組揭開泰國海洋水產品捕撈行業使用奴工的報道。這就是由美聯社記者Martha Mendoza，Robin McDoweII，Esther Htusan, Margie Mason通過卧底調查方式所取得相關真相數據撰寫的報道。不採用卧底調查，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泰國海洋捕撈使用奴工的真相。
但是，記者採用卧底暗訪方式取得的資訊來報道卻很容易帶來爭議。這就是為什麼在上述會把「不違背職業操守」要放在「儘可能合法」的前面。記者的職業操守要求卧底暗訪者只能記錄真實狀態下的所見所聞，不能誘使、要求或慫恿調查或觀察對象從事不道德或違法的事情；不能偽造、誇張、揀選素材以達到記錄和報道真相以外的其他目的；對於所了解的一些違法事實，是否報警需要十分謹慎，畢竟記者不是執法角色。
至於為什麼是「儘可能合法」，就在於一些黑幕是掩蓋在法律保護的幌子下面的，要刺破層層合法外殼下面的非法勾當，完全合法的手段將鎩羽而歸。此其一。
還有些時候，法律本身就缺乏正當性，遵循不道德的法律本身就不正當。作為以報道真相為己任的記者，「依法」同時也意味著無所作為。此其二。
既然如此，這也就意味著記者卧底暗訪是高風險的職業行為。風險不僅來自於泄露身份後可能遭到的威脅，還包括違法被查甚至被抓捕的風險。再全世界範圍內，記者因為卧底暗訪而被謀殺，被入獄的事例年年都有，這也使得深度調查記者在許多社會成為一項具有榮耀的職業，甚至被譽為「無冕之王」。
以上。
李文星之死讓傳銷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如今在一些地區，傳銷已經不僅僅是洗腦了，還涉及了綁架、人身禁錮、故意傷害、甚至致死。新京報卧底傳銷組織，有這樣三個原因：
1. 傳銷組織是非法組織，不可能光明正大接受記者的採訪和曝光，所以記者別無選擇，想要了解內情，只有卧底這一條路可選。
2. 記者冒著風險揭露曝光傳銷組織的內部運作，值得尊敬，同時，也由衷地希望記者能夠保護好自身安全，隱藏身份不被發現。
3. 記者和警方合作是否會更有保障？一旦有什麼差錯，警方也好及時抓捕傳銷組織頭目，解救記者和其他被禁錮的人員。
據網易新聞報道，從2010至2017年，7年之間就有33人死於傳銷組織。從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平原，一直到兩廣，每年都有年輕人踏入傳銷身亡，幾乎每個東部省份都會攤上幾樁命案，其中江蘇6起，浙江、福建和湖南各4起。
其中，天津靜海區臭名昭著的「蝶蓓蕾」傳銷組織。青年伍剛被以招聘為名騙進傳銷組織，遭到沒收錢財、全天洗腦和體罰，最終在逃生的過程中溺水身亡。無獨有偶，河南孫姓青年被傳銷人員用熱水澆臉、拿毛巾捂嘴、扒嘴灌水，最終折磨致死。
查閱一宗宗傳銷案件，罰站、禁食、高強度運動是常事，人格侮辱、人身禁錮、故意傷害也是頻繁發生——我們需要思考這三個問題：
1. 不能以「傳銷」輕描淡寫赤裸裸的暴力犯罪：在33個案例中，16個人被毆打致死。2013年被騙到傳銷組織的胡某，法醫鑒定結果顯示他「胸部檢見廣泛性皮下出血，肺臟破裂、肝臟破裂，胸腹腔出血達1200ml；胸廓塌陷，肋骨多發性骨折，胸腔積血，肺萎縮，血氣胸形成」。
2. 警方應該加大對傳銷的打擊力度：不少地方政府在治理傳銷方面力度不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傳銷組織日益猖獗。應該重視每一個報警，及時立案及時出境，必要時也可以和有關部門以及媒體聯動配合端掉傳銷窩點。
3. 作為普羅大眾，我們可以做什麼？首先，不要輕信一夜暴富的投資項目，不要被傳銷組織天花亂墜的吹牛蒙蔽了眼睛，最後傾家蕩產甚至失去自由和生命；其次，不要把房屋租給傳銷組織，從源頭上遏制傳銷組織的生存土壤；再者，如果看到傳銷組織及時報警，遇到被傳銷組織綁架禁錮的人求救也及時報警，給對方一個求生的希望。
首先是點贊，其次也是。
這件告訴我們，新聞的真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以接近真相為目標的持續過程。
也看了下《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的過程：2016年11月26日到12月1日，在燕郊傳銷窩點卧底的6天。
而在決定到燕郊傳銷窩點卧底之前，該記者便從舉報人處獲知，這裡傳銷由來已久，當地公安部門曾多次進行打擊，但總是驅之又來，打擊不盡。
調查記者，是媒體行業最具挑戰的一個「兵種」。暗訪最獨特的魅力與最大的價值就在於，通過暗訪，能夠擯棄顯性採訪中受訪者表演的不可控因素，使事實真相直接呈現在受眾面前，從而引發受眾最大的共鳴，達到傳遞正能量的效果。
簡單的說，看待一個媒體調查暗訪行為值不值，在於它能否改變什麼，能否參與到社會進步。
傳銷是一個對社會危害巨大的非法行為，他讓諸多年輕人丟失了夢想、青春甚至生命。就在近日，至少有兩個大學畢業生，李文星與張超，因為被騙誤入傳銷而失去寶貴的、年輕的生命。更早之前，比如2014年，廣東韶光破獲一起傳銷致死案，該案件中，因為誤入傳銷組織，四條年輕的生命永別人間。
而更多誤入傳銷的年輕人，受傳銷組織洗腦之後，無心正業，給自己、給家庭、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傷害。經過傳銷組織的洗腦之後，諸多受害者往往會轉身變為施害者，這種危害更為巨大。這是一種經濟邪教，社會危害性及其巨大。
最令人痛心的是，傳銷屢禁難絕！
非法的傳銷組織，其作惡罄竹難書！而能夠再第一現場、用最真實的手法表達傳銷組織的危害，更能直入人心，從而引發受眾共鳴，有極強的警示意義。
從《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的結果上看，2016年12月13日到15日，燕郊警方和工商部門對這個傳銷組織進行打擊，抓獲傳銷頭目9人，涉嫌傳銷人員近300人。
告知真相，揭示騙局，警示未來，《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的意義正在於此，新聞的無限可能也包括於此。
新聞生命力的源泉都來自其真實性，而暗訪最獨特的魅力與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日常顯性採訪中受訪者表演的不可控因素、打破了採訪環境的局限性，使事實真相直接呈現。
常見的暗訪特徵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隱瞞身份：隱瞞身份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只是隱藏採訪者身份的記者身份，不假扮其他身份，第二種是假扮其他身份。
二是隱瞞目的：隱瞞目的一般是指在隱瞞採訪者記者身份的同時隱瞞採訪目的，還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是採訪者在採訪過程中表明其記者身份, 但假意表示不拍攝、不報道，但卻進行了暗中拍攝。
三是隱藏工具：隱藏工具往往是採訪者以隱瞞身份、隱瞞採訪目的為前提，隱藏其攜帶的影音器材，進行拍攝或錄製。但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採訪者無需隱藏影音器材：當記者以公共場合的群眾或其他身份出現時，可能並不需要隱藏影音工具，以「街拍」或其他性質的拍攝方式進行拍攝或錄製。
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一些國家的政府針對隱性採訪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暗訪的使用，控制了暗訪的適用範圍，與此同時，一些新聞機構及媒體也自發組織，經過研究和商討，制定出一些行業內部的行為規範。如美國的新聞公評人制度，英國、印度的新聞評議會等。通過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明確規定和新聞行業業內的自我約束，暗訪逐漸被規範使用。
從國內情況看, 從業者內心也充滿困惑。從20世紀末開始，我國的新聞界採用暗訪的方式的頻率也日漸頻繁。1992年央視記者對河北省無極縣假藥市場進行了卧底暗訪，這是我國採用暗訪進行輿論監督較早的一個成功案例。在此之後，更多的新聞媒體應用了這種採訪方式，對各類負面現象進行揭發，對違法行為進行批判。其中以新聞頻道的《每周質檢報告》為代表，形成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現象。
和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在隱性採訪以及隱私權等方面的立法並不完善，卧底暗訪的道德成本也值得深思，無論如何，如果暗訪為報道真相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那麼必將難以擺脫其「以暴制暴」的本質。
先後兩名大學生被媒體曝出誤入傳銷組織致死，悲痛，相信還存在一些類似的事件，只是沒有被公眾知曉，願悲觀不再發生，願有關部門對傳銷組織的打擊能夠更徹底，更堅決，更有力度，更有前瞻性。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運用的普及，互聯網從技術傳播上提供了便利，傳銷發展變得範圍更廣、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勢頭更猛，但是，帶來的傷害則更大，不治理不行，在這種背景下，媒體記者能夠不顧自身安危去暗訪這個事情，此出發點、公眾責任和情節是值得大力肯定的。
記者以卧底的身份進入傳銷組織內部，從行為目的上看，這是行駛輿論監督之職責，但從行為過程上看，這對記者和所在媒體的風險是極大的，萬一被真實身份被暴露，個人安危非常危險，媒體單位也容易遭遇一些涉眾報道風險，因此，這種行為必須受到合法保護。
傳銷組織涉及到的是公眾利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媒體記者以卧底的方式去調查暗訪，然後通過輿論報道的方式來警醒人們的注意，督促相關部門能夠引起重視，讓內幕公之於眾，讓黑暗遇到光明，讓無助者變有助。
實際上，是否需要採用危險的暗訪，這則由媒體和記者來決定，我們不鼓勵這種暗訪行為，但是，我們也側面反映出一個問題，媒體記者願意充當「打假先鋒」，說明一些公眾的認知是不夠的，相關部門的重視度是不夠的，當然，僅僅依靠媒體的報道來推動對傳銷組織的打擊也是遠遠不夠的。
人人都是自媒體，每個機構和名人都可以自己發布新聞，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撰寫通稿消息的記者，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更為嚴重的是，機器人已經可以撰寫格式化的財經、體育等領域消息了，而且比記者寫得更快、更精準。
傳統記者的價值在哪裡？大部分的記者將發現，如何不能生產深度、個性化和調查性的報道，他們終要面對失去飯碗的一天。
調查報道首先彰顯的是調查的價值，而非寫作能力。機器人寫作擅長的只是後者。
卧底，是調查報道采寫過程中難度較大的一種方式。它通常意味著，公開的採訪無法獲得真相，只能以隱瞞記者身份的方式打入地下，來獲取第一手的信息。它通常和危險聯繫在一起。也因此，它更能彰顯記者的夢想與榮光。
傳銷的泛濫，在很大意義上是公權力失責的一個案例體現。傳銷頭目對參加者無休止的洗腦和人身的強制禁錮，讓它帶有了某種黑幫的色彩。
它是一種黑色的存在。記者無法通過正當的採訪獲得信息，卧底因此成為一種有效方式。但它確乎帶有危險性。
但這種卧底調查，恰恰是一般自媒體無法批量生產，也是機器寫作望塵莫及的領域。
傳統媒體，想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更多可能還是要靠商業模式的突破。而在尋求到有效的商業模式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先被空虛的內容生產打敗了。
無論如何，以調查報道重建傳統媒體的尊嚴，無法繞行。
我首先要點贊這位記者的敬業行為，比起那些靠道聽途說或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寫新聞的或乾脆編假新聞的真是高尚的多。這讓我想起了《智取威虎山》的揚子榮，《虎穴追蹤》中的曾泰，《潛伏》中的余則成。卧底，驚險而刺激，是智慧的較量，是意志的比拼。但實際中的卧底要比電影電視中的卧底估燥乏味的多，心理的承受能力，精神上的壓力，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傳銷組織屢禁不止，花樣越來越多，手段不斷翻新，臉譜不斷變幻，這就使善良的人們防不勝防。在傳銷活動不斷升級，有暴力化，極端化的情景下，及時掌握其動態，了解其騙術伎倆，找出它的活動規律，為打擊其核心成員，解救被拐騙的普通員工，是當務之急。《新京報》記者也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做出這種大智大勇的決定的。
以上是我對《新京報》記者的看法。而且我還想說以下三點：
一，要善於保護自己，安全第一。我們現在己經不是楊子榮，曾泰，余則成的年代和環境，我們現在不但代表著正義，還代表著強大，這是三位前輩無法企及的。安全第一，沒有安全，絕不冒險，因為政權在我們手中，可採取的辦法很多。
二，一定要取得領導的同意和認可。深入虎穴的不確定性註定了它不是一次無風險的個人行為，由單位出面組織認可較好，而且過往也有這個先例，其取證及採取的措施也將使合法性的機率增加，而且一但有不測事件，個人將會很快獲得支援。
三，心理上要順其自然，不要急功近利。成功是每個人的希望，但成功是各種因素的集合，並不是靠主觀願望就能實現。因此，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不要急功近利。因為急於成功往往容易暴露自己，反而會因此帶來危險，任何成功都比不上個人的安全更重要。因為時代不同了，環境不一樣了。我們還有更多的方法和措施完成這樣的工作，因以，生命安全更重要，可以說勝於一切。
李文星事件的發酵，使得傳銷問題再度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與此同時，一篇記述新京報記者獨自一人深入傳銷組織窩點，又驚險脫逃的文章也在網路上迅速走紅。在卧底之前，這位記者清空了手機里的所有信息，把幾個同事的備註改為「老爸」、「老媽」，把另一個手機藏在褲襠里錄音。在寫到出逃傳銷組織時，文章里說道：「上午10點30分，我藉機上廁所，從18樓樓梯迅速跑到1樓，我沒敢坐電梯，擔心遇到傳銷人員。從18樓到1樓，我用了3分鐘，整個樓道都是我的腳步聲。到了1樓，我滿頭大汗，沒再回頭看，迅速從小區門口打車離開。」
記者這段自述的背後非常驚心動魄。畢竟，在卧底期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通過卧底揭開行業黑幕，是新聞業內一項光榮的老傳統。不僅有卧底傳銷窩點的記者，老皮鞋明膠、劇毒一次性筷子、地溝油，這些行業「秘密」，都是記者深入虎穴所獲得的第一手新聞資料。需要知道的是，很早之前，當可拍照手機等輕巧的電子產品還沒出現時，攝像機的開關聲音就會成為一個大麻煩，每次「卡擦」都能把記者嚇得不輕，記者往往使出渾身的勁大聲咳嗽來掩蓋聲音。所以回過頭來再看這位記者的勇敢行為，無疑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然而在欽佩之餘，我們也要從法律和心理兩個層面去看記者的行為到底是否合宜。
首先從法律層面看待記者卧底的行為。在原題中，題主問到：「記者的這種卧底行為是合法受保護的么？應該被鼓勵么？」對於這個問題，《新京報》記者在卧底傳銷組織的行動中，6天里，他沒有實質的違法犯罪行為，沒有「拉人頭」進入傳銷組織，且在傳銷組織要求他上交49800元的那一天，他成功的脫逃了傳銷窩點。法不禁止即自由，每個公民的合法行為都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對於這位記者的行為，同樣如此。
但是，今天的新聞記者面對的暗訪問題，可能比進入傳銷窩點更加複雜。在2015年6月7日，南方都市報記者吳雪峰以卧底記者身份，進入江西南昌的高考考場，參加替考。為了能夠成功混入替考組織，記者此前做了8個月的準備工作。在高考前一天晚上，卧底記者要與替考組織者、搶手一起在賓館相處，每個環節都顯得如履薄冰。
卧底高考前一天，記者用手機錄音，並尋找機會發給後方
第二天，在考試結束前半小時，在考場外，南都後方記者根據吳雪峰卧底過程中提供的信息，成功刊發了《南都記者卧底替考組織 此刻正在南昌參加高考》的報道。第一門考試結束後，吳雪峰被帶往公安局，他向公安機關提供了2014年11月接觸替考團伙八個月來的全部線索，協助公安機關打擊了龐大的替考組織。這件事引起了社會普遍討論，南方都市報憑藉這篇報道推動了立法的進展——2015年11月，替考罪首次列入《刑法》，組織作弊入刑定罪，最高可判七年。
除了對替考組織的譴責之外，對卧底記者的質疑也隨著而來。
不管是針對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還是南都記者高考替考，有些人說，記者幹了警察的活。首先，我們先看一下記者的定義是什麼？記者的定義是新聞機構中從事採訪和報道工作的專業人員。也就是說，記者的職責是採訪與報道。記者報道的權利基礎其實是公民的知情權，即記者權利來源於公民權利。在這一點上，就如前文所說的「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以「法不禁止即可為」。但是，警察的權利來源於法定，「法無授權不可為」。記者卧底和警察卧底，其背後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基礎。加之，傳銷組織非法集資、高考作弊團伙屬於嚴重的公共利益事件，公民享有知情權。因此，談不上記者搶了警察的活。
不過，記者不能在卧底的過程中親自參與販毒、殺人等犯罪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與替考的結果上有不同的性質，應另當別論。但是，定義一個人有罪與否，是根據罪行法定原則。在《刑法》總則中，有關於免於處罰和過輕處罰的條款。《刑法》規定，犯罪分子揭發他人犯罪事實，而重大立功者，應該減輕處罰。罪犯尚且如此，更何況是記者卧底呢？
當然，以違法的手段揭示違法犯罪，不是社會所提倡的。隱性採訪、暗訪作為一種新聞採訪的方法，在新聞倫理也中一直備受討論。所以，在實際的暗訪調查過程中，「不違法、沒犯罪」僅是底線標準，新聞倫理也需遵守。
其次，卧底對記者的身心影響是巨大的。如果記者沒有新聞理想和社會責任，是很難堅持下去的。看過電影《無間道》的朋友，可以想像卧底的身份對於一個人身心的煎熬。更何況對於記者，他們並沒有經受過任何刑偵心理學方面的訓練。在卧底過程中，記者既不能參與犯罪行為，也要盡量避免違紀行為，同時也要完成新聞報道的任務。甚至，在報道完成之後，他們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辱罵和威脅。
2016年12月，《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窩點，成功完成報道之後，卻收到了該傳銷組織的辱罵簡訊。
2015年6月，南方都市報記者吳雪峰卧底高考替考組織之後，南都領導收到了匿名威脅信息，卧底記者吳雪峰剛出公安局，報社就派人來接，他要以最快速度撤離南昌。同時，他的車胎被人做了手腳，幸虧司機及時發現，否則上高速一旦爆胎，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事故。
8月，一名從看守所出來的槍手給吳雪峰打電話，說當時在逃跑途中拍了記者的身份證，知道記者的家庭住址。吳雪峰連夜封存了一切社交平台，並向父母暗示，少出門，不理會陌生人和陌生電話。
南都吳雪峰是幾年調查性記者的一個縮影，但是說到調查性報道，不得不提到中國當代著名揭黑記者，被業界稱之為「中國的林肯·斯蒂芬斯」的王克勤。王克勤最有影響力的報道之一是《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此案成為2001年「全國經濟秩序整頓第一案」，僅2001年在他的筆下送進監獄的黑惡分子就達160多人。
但是，王克勤也因為這篇報道，黑社會直接揚言說要血洗王克勤的家庭，出價500萬買他的人頭，四個警察荷槍實彈在王克勤家裡熬過了一個又一個通宵，家裡老婆孩子全部打發走。同時也是這篇報道，王克勤把當時一位領導的財路斷了，被下崗，蘭州經濟日報也關了門，他連續8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可謂是四面楚歌，八面埋伏。十年之後，王克勤回憶這段經歷，他說：「我覺得那一年我已經豁出去了，有一陣子都想自殺，確實是很困頓的時候，在最窘迫的時候，在有關部門造謠的時候，在我很絕望的時候，我到蘭州的五泉山去，聽到寺廟裡念大悲咒，我整整在那裡坐了一個下午」
王克勤多年堅持揭黑報道，多次深入虎穴，全身而退，成為了今天新聞人教科書一般的案例。王克勤是調查記者的代表，調查記者是國家瞭望者和社會把關人的縮影。南方周末和東方衛視這樣致敬王克勤：王克勤，中國新聞界最具份量的核潛艇。當看不見他的時候，他在水下默默潛航；而一旦他浮出水面，一定就是對黑惡勢力致命的一擊。王克勤為中國新聞界豎起了標杆，昭示著中國新聞界可能達到的專業高度和精神高度。
醫學專業有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願盡余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並檢柬一切墮落和害人行為。在新聞業，也有普利策的一個著名比喻：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作為新聞記者，初級目標是傳播新聞信息；中級目標是報告事實真相；終極目的是守護個人權利。王克勤說過：「我總是無法面對那些權利受到侵犯、土地被強行佔有的人們求助的眼神，為了讓我內心得以安寧，我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調查真相，一次又一次的選擇繼續前行。」
不管是新京報記者卧底傳銷組織，南方都市報記者卧底高考替考組織，還是王克勤的「選擇調查真相，是為了內心安寧！」，這讓我想起了王陽明先生臨終之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同時，也致敬所有「鐵肩擔道義」，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的新聞記者們！
民間傳說市場上黃鱔喂葯的，問老闆，絕對是野生的。網上傳養殖雞用抗生素，問老闆，廢話，那是人用的。賣方永遠是正確的，除非你不吃。要想獲得第一手資料，卧底是最好的選擇。卧底又牽涉到行為人的安全問題，總要用事實鎖住證明鏈，攝像和錄音是必不可少的，儘管手機可以代替，稍有不慎露出珠絲馬腳，是會要人命的。《新京報》記者去傳銷組織作卧底，我認為是一種英雄行為，有驚無險還好，一旦真的三長兩短，國家不會追認烈士吧，我們社會就需要太多這樣正能量的記者。
兵無常態，水無常形，我個人覺得有時候面對非法份子就算採取非法措施也未嘗不可，只要能夠將其搗毀，又什麼不可以的？害人的玩意難道還要和他講理嗎？直接以有利於將其搗毀的各種方式都可以使用！
個人認為凡是一上來就給你說盈利，說利潤，而不是給你講市場，講產品的都是傳銷，尤其是不是很熟的人來給你說。他有那麼好心會將他自己的生財之道大肆宣傳嗎？還不是就想在你身上撈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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