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多數人,終生都在費力尋找生命的“意義”。然而,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很早就不再糾結於尋找意義,而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就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位超級樂天行動派 —— 保羅·法默。他的人生看似疲憊,卻因爲目標清晰、內心充盈,而滿是幸福。“越過山丘”,他沒有像我們在這首歌裏一般感嘆青春易逝、中年危機或是朋友遠離,而是在挽救那些被我們忽視的“非正式病人”生命的路上,永遠向着下一個山丘進發。

  救助被忽視的“非正式病人”

  保羅·法默,1959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童年時,父母帶着他經常搬家,艱難地撫育着包括法默在內的6個孩子,本來買來度假的一輛車,在五年的時間裏就是他們唯一的“住所”,法默在這個“房車”裏,初嚐到了“貧窮”的味道。然而,很多在童年時受過貧窮之苦的人,成年後都在極力擺脫貧困,法默,卻選擇了一生與貧困和疾病“爲伍”。

  保羅·法默)

  19歲,法默拿到了杜克大學醫學院的全額獎學金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時,他第一次到訪了海地 —— 這個世界上最貧困,最被人忽視的國家之一,他在海地,才真正見到了“赤貧”的模樣,也同時看到了這個世界面對貧困人羣時,總是傾向於“視而不見”的冷漠。

  從那以後,他就明白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將現代醫學帶給最需要的人。1983年,法默在海地的Cange建立了一個以社區爲基礎的衛生項目。四年後,他與哈佛的同學共同創辦了“健康夥伴”(PIH ,Partners in Health) 組織,專爲貧困國家的診所、學校和醫療衛生工作者的培訓項目提供支持。1990年,他在哈佛大學獲得醫學和人類學雙料博士學位 —— 除了讀書,他在哈佛一半的時間都花在了海地最貧困的地區行醫。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畢業後,他一年中的4個月會在波士頓教書、看病,居住在波士頓貧民窟的一所教堂裏。餘下的時間,他奔走於世界各地:在海地赤貧地區建起了現代診所和醫院,爲赤貧中生活或病入膏肓的人們提供醫療服務;在祕魯照顧結核和瘧疾病人;在古巴促進公共衛生建設;在盧旺達照顧艾滋、結核、瘧疾、傷寒、霍亂、營養不良和貧血的無數患者……

  如果你去俄羅斯旅行,一定會去朝拜克里姆林宮,看看聖彼得堡的浪漫,還會去貝加爾湖畔看一看清澈的湖水。而法默去俄羅斯,首先去的是俄羅斯的中央監獄,瞭解很多犯人遭受的結核病之苦,然後他又去了西伯利亞一個情況更糟糕的軍事基地。俄羅斯之行後,法默說服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資金,阻止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的大爆發……

  圖片來自independent.com)

  法默:我說我們做的那些項目都是‘小小的努力‘,但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些努力一點也不小。“PIH正奔走在海地、盧旺達、祕魯、俄羅斯、墨西哥和美國的鄉村地區;我們在哈佛醫學院和布萊根婦女醫院都開設了培訓項目。在上述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很多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也因此飽受疾病之苦。更爲嚴重的是,貧窮不僅提高了他們身染疾病的風險,同時又減少了他們生病時接受現代醫學治療的途徑。雖然醫學人類學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接受的培訓中,包含了分辨不同情境下醫學的不同狀況,上述問題仍然普遍存在。

  無論是富國還是窮國,窮人都是無處不在的。他們需要醫生來爲之爭取享受醫療衛生服務的權利。這一點令人安心,也令人生畏。安心是因爲,只要一個人接受了作爲醫生(或者護士)的訓練,那麼,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那裏說什麼語言,這個人都能發揮極大的作用。人人都是血肉之軀,人人都會生病,而我們可以提供幫助。但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時也令人生畏:據估計,全球有超過十億的人完全無法享受到現代醫學的任何成果。那些本來能夠預防或者治療的流行病每年都會奪走數千萬條生命,其中三種疾病(艾滋病、肺結核和瘧疾)僅在 2005 年一年,就奪走了約六百萬人的性命。這就意味着,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永遠無法成爲“正式的”病人,因爲他們完全無法得到正規的醫療服務。”

  “窮人”的人類學

  —— 永遠從最貧窮的人的角度看世界

  以法默的學歷和背景,他能夠進入美國任何一家醫院做研究或者行醫,享受高薪的待遇和優渥的生活。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一選擇納入考慮,也從來沒有對很多人“視而不見”的貧困掉過頭去。

  除了醫生之外,法默還是一個人類學家,而“法默人類學”的核心,就是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人的角度看世界。與許多醫生(以及人類學家)不同的是,法默真正與他貧困中的病人生活了幾十年:先是在海地,後來在盧旺達,以及波士頓的貧困社區。

  圖片來自Harvard Magazine)

  法默: “我並不反對醫學新發現的商業化,無論是對於診斷法還是治療的辦法。但對於正在影響千百萬條生命的那些疾病而言,窮人才應該是我們所獲得的醫學進步的第一批受益人。”

  “我發現自己永遠無法成爲一個冷靜客觀的人,我無法成爲一個僅僅記錄苦難的人。我只是站在赤貧的病人的那一邊,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自己說成是客觀而中立的學者。” (法默,《權力病理學》(Pathologies of Power) 2003年出版)

  法默的《權力病理學》,圖片來自網絡)

  從目睹貧困及其帶來的疾病的經歷中,法默一直堅定地秉持着社會正義、健康公平,以及醫療保健是一項基本人權的理念。就像他的醫學一樣,“法默人類學”也是一門服務於窮人的人類學。而更爲重要的是,“法默人類學”並不是要對窮人進行特別的“研究”。“寫出他們的困境,其實並不是一種特別有效的,能夠幫助他們的方式。”法默感興趣的是研究和揭示出整個社會體系中那股導致了貧困、疾病和痛苦的“合謀的力量”,而不只是去描述人們的痛苦和困境。

  這種對貧困和疾病根本原因的探究是法默對於世界最大的精神與知識貢獻 ——被人稱爲對“結構性暴力” (structural violence) 的分析。貧窮、飢餓、疾病,這些問題的致命性,可以匹敵子彈和戰爭的破壞力。但成因往往更爲複雜:各種社會力量,政治和經濟機構,以及決策者的決策。

  比如,法默解釋了一個“結構性暴力”的範例。法默認爲,海地人感染HIV/AIDS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個人的不負責任,而主要是因爲一個國外資助的水壩工程使整個村的人流離失所,貧困因此加劇;還有海地數百年來一直被奴役的複雜歷史(海地的建國者就是一羣曾經的,來自西非被綁架到此的奴隸,除了頻繁的自然災害,當地人民至今仍在遭受戰亂和腐敗勢力的迫害。)。

  他定義了什麼是 “盡力而爲”

  在海地軍政府統治期間,法默曾被驅逐,後來他又偷偷溜了回去 —— “在支付了一筆微不足道的賄賂之後”。

  2010年,海地地震摧毀了PIH的很多醫療和救助設施,但法默和該組織仍在繼續努力,爲震後災民提供緊急救援和醫療服務。PIH協助在海地的米雷巴萊建立了大學醫院,提供 300個牀位,這也是該國到現在爲止最大的公立醫院,並能爲國家培訓醫生和護士。

  海地地震後現場的法默, 圖片來自Partners In Health)

  這個世界不夠好,在我們看見或者看不見的地方,多的是悲慘的故事。而爲了讓自己在看過的痛苦與悲劇面前,還能繼續好好活下去,人們要麼會選擇不去想,不去看;要麼就是在善心大發的時候捐個款,做幾天志願者。

  只有法默的選擇完全不同,他的觀念和人生都很難複製,也很難與人分享,他真正定義了什麼是 “盡力而爲” —— 在與貧困、疾病的抗爭中,三十年的時光轉瞬即逝。直到2016年10月,颶風“馬修”襲擊海地。之前的調查結果顯示,在2010年海地地震後,聯合國維和部隊尼泊爾籍士兵無意間攜帶霍亂菌進入了海地,一家地方承包商未能對維和部隊的基地廢棄物徹底消毒,致使一條河流受污染,暴發霍亂。其後的6年,海地累計有80多萬人感染霍亂,其中近1萬人死亡。

  因霍亂是一種靠水傳播的疾病,衛生組織曾經警告,颶風“馬修”造成的洪水肆虐可能導致海地的霍亂病例激增。於是,法默又匆匆趕往海地,照看那些受颶風影響的人。

  圖片來自the daily beast)

  法默:“當人們被飛濺的碎片擊中,如果沒有破傷風疫苗,沒有基本的醫療服務,會發生什麼?霍亂加劇又該怎麼辦?—— 霍亂的治療中心被大風吹走了,因爲它們確實建得太簡陋了。霍亂患者每天可失去多達10升或更多的液體。幾小時後人就完全乾枯了。如果沒能及時補水和電解質,後果不堪設想……

  在我離開海地的時候,內心滿是悲傷,而在照顧病人的過程中,你沒時間去“感到悲傷” —— 因爲如果所有的醫生都哭哭啼啼地走來走去,這對病人來說毫無幫助。”

  我很欽佩我的海地同事。我也欽佩遇見的一位當地女性,她在颶風中失去了莊稼,然而,她卻能樂觀地說:‘嗯,我得去買更多的花生和玉米來種了’。她似乎很有韌性,極爲堅強,但是,我最擔心的也是“韌性”這個詞,因爲,韌性,不代表她就能‘生存’下來。

  我們的目標無非是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沒有人捱餓、沒有人喝不潔淨的水、沒有人生活在對強權和暴力的恐懼之中、沒有人生病還無人看管地死去的世界。

  當然,這樣的世界是一個烏托邦。我們大多數人也都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界裏。但我們所有人心中都有這樣一種信念:離烏托邦的美好走得近一點,再近一點,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更有人性。我仍然相信這一點。”

  本文部分資料以及法默的引言,來自:

  1.《越過一山,又是一山》[美]特雷西 基德爾 著,錢基蓮 譯,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2. 法默接受採訪的英文報道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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