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原是楚國上蔡人，年輕時曾任過掌鄉文書的小吏。他雖居於統治階級的下層，但對高官厚祿卻懷有極為強烈的慾望。他認為，一個人若安於卑賤地位而不設法爬到統治別人的位置上，就同禽獸沒什麼兩樣。當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國已明顯地不是秦國的對手，其他五國也都無力抗秦的時候，便決定脫離“卑賤之位、困苦之地”，西去遊說秦王，尋求功名利祿。

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秦莊襄王已死，繼位的秦王政尚幼，相國呂不韋在秦國執政，李斯便投奔至呂不韋門下，充當舍人。當時呂不韋也正在廣攬人才，不久即任李斯為郎。李斯又借與秦王政接近之機，勸說秦王政趁勢滅六國、成帝業，取得秦王政信任，被任命為長史。呂不韋失勢後，秦王政依李斯計，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為秦王政所寵信，拜李斯為客卿。

秦王政十年，韓國“疲秦計”被識破後，秦王政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惶急之下，李斯急忙上呈《諫逐客書》，秦王政見到《諫逐客書》後，立即收回成命，並恢復李斯之官位，且對其更加倚重，不久升任廷尉。秦並天下後，李斯力主實行郡縣制，參與定法和制度、文化整合工作，曾被任命為丞相。

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第五次巡遊暴卒沙丘，李斯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被腰斬於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有人說，李斯提出持金玉遊說六國、離間各國君臣的計策和先滅韓的建議被秦國採納後，使得六國很快就被秦國征服；秦並天下後，李斯力主實行郡縣制，參與定法和制度、文化整合工作，功績十分突出，可以說大秦的帝業，有一半是他的功勞。還有人說，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果真如此嗎？歷史不忍細看，細看歷史，你會發現，李斯雖然為秦國做了一些事情，但後世以此誇大其功，而他對秦始皇的誤導、迎合秦始皇的價值偏好，以及懼禍重爵、苟合趙高等劣行，使得他成為秦朝走向滅亡的重要推手和中國文化遭到天大損失的禍首，卻鮮為人系統揭示。

李斯對秦並天下，既無運籌帷幄之業績，亦無攻城掠地之戰功，至於李斯的“離間計”和先滅韓的建議，也不是什麼獨創性的高見。秦惠文王九年，著名縱橫家張儀入秦，他長着一張能把稻草說成是金條的嘴巴，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以智詐反間瓦解了“五國相王”和“五國伐秦”，最後制服韓、趙、魏，拆散齊、楚聯盟，使各國紛紛由合縱抗秦轉變為連橫親秦，是東方六國的災星。張儀後為秦武王所棄死於魏國。

最早為秦國提出“遠交而近攻”策略的是範睢，“遠交而近攻”是秦國連橫戰略的具體化和系統化，其要義是軍事打擊與外教手段相配合使用，在軍事打擊上，先弱後強、由近及遠、先踞中樞、後拓周邊、鯨吞蠶食，在外交手段上，用重金收買天下策士，使其自亂，各國相疑，君臣離心，瓦解諸國合縱，廢掉能臣良將，以達到一統天下之目的。事實證明，範睢“遠交而近攻”策略是重要而有效的，確實大大加快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步伐。

尉繚是傑出的軍事家，也是諜戰、計謀專家，他提出：不要吝惜財物，向各國掌權的“豪臣”行賄，破壞其聯合之策，離間其內部關系，這樣做，不出三十萬金，諸侯可盡。秦國用尉繚之計策非常奏效，多次瓦解六國的聯合，從而使秦國轉危為安。在離間其內部關繫上做得更絕。趙國是秦國的強硬對手，在趙國後期名將李牧一柱擎天，是維系趙國進退、存亡於一身的關鍵人物，然而李牧也沒能逃出秦國離間的噩夢。趙王遷七年，秦王派遣王翦率兵進攻趙國，趙國使李牧率部抵禦。在戰爭中，秦國用重金買通趙國寵臣郭開，讓他實施反間計，造謠李牧要謀反，趙王聽信讒言，派將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趙王派人暗中逮捕並祕密處死了李牧，趙國也因此而滅亡。李斯提出的持金玉遊說六國、離間各國君臣的計策只是拾人牙慧而已，這正如打開的葯瓶和嫁過的女人，減了市價。

李斯先滅韓的建議，也是人之常見。秦王政在鏟除嫪毐和呂不韋兩大勢力，秦國內部初步穩定後，便開始向東方進攻，他首先選擇的攻擊目標是趙國。原來，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改革和民族融合政策後，催生了趙奢、廉頗、李牧等一批能徵善戰的名將，由步、車、騎等諸兵種合成的作戰部隊具有很強的戰鬥力，趙國在六國中軍事力量最強，且常常同魏、韓、楚等聯合，是秦國的勁敵。但是，自悼襄王即位前後，統兵大將長期不和。公元前244年，趙國起用樂乘代替大將廉頗，廉頗不服，將樂乘趕跑，最後廉頗也投奔魏國。不久，名將劇辛又投降燕國，後被龐煖殺死。至此，趙國名將折半。在外部，趙國與燕國矛盾很大，燕國常常趁趙國內外交困之際進攻趙國，北方匈奴也屢犯中原，趙國不僅要修築長城，而且還要派大將李牧率重兵防守北部邊境。因此，這是秦國掃除統一天下的最大障礙趙國的有利時機。秦王政十一年，秦國趁趙國與燕國交戰之際，發兵攻趙，佔領上黨郡和河間地區。秦王政十三年，秦軍又攻佔了趙國的平陽、武城，但戰事慘烈。秦王政十四年，秦軍出上黨向趙國進攻，攻取赤麗、宜安，深入趙國後方，對趙國首都邯鄲形成包圍之勢，在萬分危急關頭，名將李牧率駐守在北部邊境的趙國精銳之師迅速回援抵抗，兩軍在宜安展開激戰，結果秦軍慘敗，秦將桓齮僅率少量親兵沖出重圍，畏罪逃奔燕國。

實踐證明，秦國若想在短時間內滅掉趙國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秦國只能將進攻的矛頭暫時轉向別的地方。轉向誰？當然，應該轉向與秦國地理位置相近便於進攻、已被秦國打得疲弱不堪、在戰爭中秦軍又不會腹背受敵的國家。當時最符合所有選項的是韓國。韓國已被秦國打得殘破不堪，大部分國土淪喪，成了蕞爾小國。秦國進攻魏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秦國在利用魏國，秦國與魏國已結成暫時聯盟，共同伐楚。想必在當時秦王政及公卿、博士都會把目光投射到韓國，這無需李斯置喙，否則，統一天下的也不會是秦國。

實行郡縣制，歷來被人們看作是李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重大貢獻。事實不然。始皇二十六年，王綰以丞相身份協助始皇主持了新建王朝的第一次朝廷會議。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王本紀）

丞相王綰等無非是說，諸侯國剛剛被滅掉，燕國、齊國、楚國故地，地處偏僻，人心未附，舊貴族勢力蠢蠢欲動，又遠離秦本土，暫時應該實行分封制，冊立諸子為藩王，強化對這些地方的控制，防止舊貴族勢力復闢，國家分裂。這不等於說王綰等人反對郡縣制，他們為什麼沒有提出在魏、韓、趙故地也置王呢？因為秦本土和魏、韓、趙已經具備實行郡縣制的條件。這說明王綰等肯定了郡縣制是地方管理體制的發展方向，李斯所言只是解釋為什麼不能實行分封制而要實行郡縣制。

李斯並不是倡導實行郡縣制的第一人，在秦國統一天下前縣制已是一種實踐。正如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625中寫道：“按古時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具有世食祿邑也……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始罷封建也。”早在春秋時期，秦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軍事性質的縣，如“（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史記。秦本紀》）戰國初期，隨着領地的變化，秦國不斷增置縣，如公元前456年就設頻陽縣，公元前389年又在陝設縣。到秦獻公時，又集中地設了數縣，如公元前379年把蒲、藍田、善明氏改建為縣，公元前374年在櫟陽設縣，當時櫟陽是秦國首都，在首都設縣具有特殊意義，說明秦懲以周弊，下決心廢除諸侯分封制，實行縣制，這為秦並天下後推行郡縣制，實行大一統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作了準備。之後，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秦初聚小邑為縣，公元前349年（孝公十三年），秦初在縣設秩、吏，縣制在全國普遍推行，成為封建地方的基本組織形式。秦獻公、商鞅纔是實行郡縣制的重大貢獻者，而非李斯。

郡縣制與分封制有本質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受封的對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統治權。食邑則不然，只是指定某一地的賦稅作為某人的收入。至於某地的統治權，仍有君主派人去執行，食邑者不得幹預。郡縣制，封君列侯僅享有食邑租稅之權，而且還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監督和管理。地方官無論血統，由朝廷任免，直接對朝廷負責，不存在世襲罔替，最大限度地解決了諸侯勢力不斷膨脹尾大不掉甚至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問題，它適合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

王綰等建議在燕、齊、荊置王是底線思維，是現實需要，是過渡措施，將來時機成熟時，可以再逐步推行郡縣制。秦以武力統一天下，順天理，但逆人情，無數人在戰爭中死傷，無數人流離失所，無數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必然會引起數量眾多的民眾尤其是舊貴族對秦的憎恨、對故國的懷念，事實上，六國貴族後代時刻都在尋找機會，準備恢復自己昔日的割據局面，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手段和措施管控穩定風險，禍患不可避免。當然，由分封制向郡縣制轉換，必有不可測的風險，但形勢所迫，現實只能置王。劉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漢初以郡縣製為主體，郡國並行，主要在燕、齊、楚故地置王，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轍。可漢初如果劉邦對地方一律實行郡縣制，恐怕剛剛統一的國家旋即會殺伐不已、四分五裂。

李斯的發言大而無當，沒有回答“不為置王，何以鎮之”的尖銳問題，而是繞過問題，高談闊論，力主一律實行郡縣制，而秦始皇又是一個極端自負的理想主義者，李斯此言正中其下懷，由此為秦朝的前途埋下了巨大隱患。李斯的表現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思維方式出了問題。絕對化、理想化的思維方式，缺乏系統分析和辯證精神，是一種理性的自負，以此指導實踐、處理問題，不僅難以奏效，而且會傷及長遠和根本。秦二世而亡，王綰等不幸而言中，而李斯實乃大秦帝國走向覆亡的重要推手。

李斯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使中國文化遭受巨大損失，罪惡滔天。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於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聞也。今青臣又面諭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僕射周青臣恭維，博士淳於越指責，秦始皇心中肯定不是滋味，但他表面顯得很平靜，令臣下各抒己見。這時已為丞相的李斯，見淳於越當眾反對秦始皇建立郡縣制，影射自己阿諛逢迎，不是忠臣，非常氣憤，便有意偏離主題、擴大事態，抓住淳於越主張主張“師古“的言論大做文章。李斯非淳於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敕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是古非今者，族滅；吏見之弗舉，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種樹之書。若有欲學令，以吏為師。”始皇許之。本來是討論秦應不應該分封的問題，李斯卻借題發揮，炮轟諸生厚古薄今，惑亂黔首，並把一切歸罪為讀書的緣故，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最後竟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負面影響不可估量。

錢穆說：“李斯得志，遂以高壓鋤異說，而先秦學術蓬勃之氣，至是而熸。”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專制文化，因抱殘守缺，缺乏鮮活的文化因子注入，註定會變得衰弱蒼老、死氣沉沉，而一個缺少學術爭鳴乃至思想活力、精神動力的社會行之不遠。

至於統一文字、車軌、度量衡制度，是在丞相隗狀、王綰領導下完成的，李斯只是做了一些輔助工作而已，但他善於寫文章，自我吹噓，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自己給自己戴高帽子，奪人之功，不可輕信。

一個處心積慮追求榮華富貴，不擇手段往地主階級高位上爬的人，是沒有道德底線的。韓非是韓國公子，與李斯是荀子的弟子，兩人是同班同學，韓非雖有口吃的毛病，但善於著書，比李斯有思想才華。韓非的法、術、勢理論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是當時最完善最高級的統治術。韓非認為，君王的意志是公意，臣民的願望是私慾，二者悖反，君王要有效地支配和統治臣民，必須掌握和使用法、術、勢三件法寶。法，就是治國治民的法律和制度，必須公開；術，就是支配臣下的權謀，必須隱祕；勢，就是強制臣民服從的政治權威，必須獨擅。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的思想與秦王政的心裡非常投合。秦王政讀了李斯的《孤憤》《五蠹》等書，大為贊賞，感慨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王政不惜發動一場戰爭索取韓非，韓王原來不啟用韓非，直到戰事危急時纔派他到秦國出使。韓非至秦後，秦王政十分高興，但沒有馬上對韓非任用。在是先攻趙還是先攻韓的問題上，韓非勸秦王政還是先攻趙。在官場上，你的優秀，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嫉賢妒能的李斯深知韓非若效力秦王政，以韓非的能力水平，必是自己往上爬的巨大障礙，所以，李斯決心尋機鏟除韓非。而韓非向秦王政提出先攻趙而存韓的主張，正是李斯陷害韓非的把柄，荀子曾教導他“得時無怠”，李斯深印於心。於是，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秦王政果然將韓非下獄，李斯則送給韓非毒藥，令其自殺，韓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見，只好飲鴆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韓非已死，赦免已來不及了。司馬遷對此悲憤不已，說：“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

錢穆概括說：“李斯從學於荀卿，與韓非為同門。始皇極愛韓非書，斯既饞殺非，復以非說迎媚其上。故凡秦一代之政，皆源荀、韓，而百家之學遂定於一尊。”李斯因嫉賢妒能，為竊取韓非思想理論成果以媚上而殺人，其私心何其膨脹且歹毒！元代大儒許衡說：“姦邪之人，其心險，其術巧。惟險，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這彷彿是對李斯的姦邪從內心到行為的全面透視與生動描繪。

李斯是一個卑劣無節的政客。秦始皇死後，李斯在趙高的威脅和誘惑下，與胡亥、趙高合謀篡改始皇遺詔，枉殺公子扶蘇等，立胡亥為皇帝，使大秦帝國如奔車朽索開始向絕處飛馳。二世時，義軍風起雲湧，二世仍然橫徵暴斂，驕奢無度，秦政權岌岌可危。為了自己安享富貴，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李斯幾次欲勸諫，但反被二世責問：難道貴有天下的君王就是為了“苦形勞神”嗎？這是不肖之人所為。我希望自己隨心所欲，又能保有天下，有何辦法？李斯之子李由守滎陽時未能阻止周文軍隊西進，章邯率軍擊敗吳廣軍後，秦二世就開始追查李由為三川郡守對吳廣等向西略地而弗能禁的案件，並譏諷李斯身為丞相，竟如此無能。李斯心中恐懼，又怕丟掉爵祿，聽到二世責問，為諂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責之術”以博取二世之歡心。所謂“督責之術”，就是嚴刑峻法和獨裁統治。李斯認為，實行“督責之術”，“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這樣君主“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馬遷稱之“阿順苟合，嚴威酷刑”，極為貼切。秦二世行督責益嚴，對人民壓榨嚴苛者就是“明吏”，殺人多者就是“忠臣”，更加速了秦朝的覆亡。

《周易》認為，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李斯私慾膨脹，手段卑劣，害韓非、害扶蘇、害蒙恬、害秦國……屢屢得逞，但最終被比他更詭計多端、陰險毒辣的趙高所害，李斯遭受“具五刑”並腰斬。李斯一生中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不是《倉頡篇》《諫逐客書》，也不是什麼“帝王之學”“督責之術”，而是他被腰斬前對同刑的兒子發出的哀嘆：“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李斯那種自我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得失重於一切的價值觀，決定了他最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