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是肯定的。第三產業就是生活服務業和生產服務業。城市的服務功能就表現為這兩大(生產和生活)服務上,再加城市的工業生產功能,這一生產功能主要集中在邊緣地帶。

城市的生活服務功能在工業化初期是簡單初級的,因為人們還沒有條件實現社會化服務,只是內置家庭內部,只有條件收入高了,才能享受社會化專業化的生活服務。這是生產勞動效率提高,收入提高的結果,反過來社會化的生活服務又進一步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為了有較高的生活服務效率,這種生活服務活動必須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地方,即城市,有人口聚集,服務才有規模,才有效益。

同樣生產服務業原來也只是內置工廠內部,工廠內部設置的科室進行設計,研發,營銷,供銷物流,規模小,不能進專業化分工。所以工業化產業分工,只有首先社會化,而社會化的結果就是不斷地聚集,不斷地細化分工,效率不斷提高,實力增強,就會擴張,實現規模,而這樣把營銷觸角延伸出去,把投資推向外圍城市,就是輻射。這是一個運動過程,產品,產業有生命周期,資本只要存在一天,永無休止。

城市有了生產性服務,使之進入更高層次的服務。城市大小不同,主要體現在生產性服務的層次上。隨著產業聚集,產業生產鏈價值鏈構建,第三產業(為製造服務)的分工深化到設計,研發,營銷策劃,這些專業化社會化分工形成,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佔比佔主導地位,所以有了專門的寫字樓,製造的部門的收益佔比下降,而效率效益主要體現在研發,營銷策劃這些部門,還有管理部門,即有了所謂的總部經濟。

城市越大越處於中心地位,由高級到低級的服務層次越多,功能越全。小城市對大城市存在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問題,主要看大城市能否提供這樣的功能服務。而小城市主要集中的是製造生產功能,因為深化第三產業分工必須建立在製造生產聚集規模和社會化水平上。

我們講結構調整,講供給側改革,首先是第三產業的調整,因為不能適銷對路,因為過剩產品,才有過剩產能,那麼只有研發才知曉什麼才是過剩的,研發新產品新興產業,並且引導新消費就成主要任務。捨本逐末,將事倍功半。


看一個城市的實力和含金量,第三產業在GDP中佔比很重要嗎?當然重要,但我認為看一個城市的實力和含金量,更重要的是真金白銀上交的稅收,說穿了判斷一個地方的GDP水份有多大,稅收是比第三產業佔比更有說服力的數據。

下面我就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看看我國10大經濟強市誰「只長骨頭不長肉」?答案讓你大跌眼鏡:

上海:2016年GDP27466億元,地稅收入6406億元。

北京:GDP24541億元,地稅收入5081億元,兩項數據雙雙排名第二。

廣州:GDP20004億元(第三名),地稅收入1393億元(第八名)。

深圳:GDP19300億元(第四名),地稅收入3136億元(第三名)。

天津:GDP17800億元(第五名),地稅收入2723億元(第四名)。

重慶:GDP17010億元(第六名),地稅收入2227億元(第五名)。

蘇州:GDP15400億元(第七名),地稅收入1730億元(第六名)。

武漢:GDP11756億元(第八名),地稅收入1322億元(第九名)。

成都:GDP11721億元(第九名),地稅收入1175億元(第十名)。

杭州:GDP11700億元(第十名),地稅收入1402億元(第七名)。

以上2016年統計數據可以看出,除了上海北京,杭州的GDP含金量最高。武漢成都的GDP含金量偏低,而廣州全國第三(2016年)的經濟總量,地稅收入卻只有區區1393億元,排名第八,讓人大跌眼鏡,數據不會說謊,GDP含金量最低的竟然是廣州。

有人可能不服:廣州上交國稅重,導致自己地方收入少。好吧,與直轄市、特區城市比,確實有不公之處。那我們挾省會之威與地級市蘇州比如何?

公允而言,廣州上交的國稅不輕但也不算重,和蘇州相當,2016年兩市上交國稅佔比都是13%,那麼問題就來了,同樣佔比的稅負,為什麼蘇州還能有1730億的地稅,而廣州只有區區1393億?只能說明廣州的GDP要麼水份太多,要麼質量太差。

曾幾何時,「只長骨頭不長肉」是蘇州的標籤,但今日蘇州已非吳下阿蒙,經濟總量全國第七,國稅地稅收入全國第六,GDP含金量還是不錯的。很遺憾,「只長骨頭不長肉」這根標籤只能貼在廣州身上了。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