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裏，我國共享經濟成長之快、滲透之廣、影響之大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而伴隨著這些年的迅速發展，共享經濟暴露出的問題開始進一步凸顯，已經出臺的一些措施明顯失當又引發了一些新問題，對新經濟業態缺乏瞭解也讓監管方有無從下手之感。所有這些，都使得共享經濟監管變得十分棘手。近年來關於加強監管的呼聲日高，但如何創新監管才能保障共享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確需要大智慧。

基於互聯網的現代共享經濟的產生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但真正開始快速發展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共享經濟具有低成本、低門檻、低污染和高效率、高體驗、高可信等明顯好處，對於帶動經濟增長、方便人們生活、促進環境保護、創新就業模式等方面有積極成效，所以多數國家對共享經濟發展採取了較為包容的態度，中國更是如此。而隨著實踐的深入和人們認識的增加，共享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也進一步顯現出來。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一是用戶權益保護難題進一步凸顯。共享經濟的快速滲透和廣泛普及，引發個人信息安全、押金風險、社會福利等用戶權益保護難題。在平臺責任界定不清、誠信體系不健全以及先賠付機制缺乏等情況下，共享經濟面臨「監管難、取證難、維權難」的挑戰。這些問題在共享單車、共享住宿、共享私廚、共享無線保真（Wi-Fi）、共享金融等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二是新業態與傳統屬地管理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傳統監管體系強調屬地管理、行業管理、科層管理，與共享經濟的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等發展實踐的現實需求不匹配，「一個平臺、服務全國」的運營特點與傳統的屬地管理制度之間的衝突日益凸顯。以網約車管理為例，各地出臺的網約車管理措施基本延續了傳統計程車管理體制和做法，所有的網約車平臺企業都要適應計程車的屬地管理要求，要求在本地設立分公司並取得行政許可。按照這樣的要求，滴滴出行要獲得全國300多個地級市的行政許可，需要攜帶幾乎相同的材料跑遍這些城市，即使馬不停蹄地逐個城市遞送材料，300多個地級市至少需要3年才能辦完，若全國近2800多個縣級單位也要求辦證，週期可能長達20多年。在家裝服務共享領域，也存在地方政府強制要求平臺企業建立分公司的情況，一些城市尚不具備在線辦理條件，需要企業跑遍工商、稅務、社保、安監等多個部門，程序繁瑣，企業合規成本極高。

三是一些新的共享業態與城市管理方式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網約車、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停車位、房屋短租、外賣配送等新業態、新模式的出現，都會對原有的城市規劃、配套設施、公共空間資源管理方式等產生衝擊，也給政策制定帶來很大困擾。這方面的問題在共享單車領域反映較為集中，一方面是過度投放和亂停亂放確實讓人頭疼，另一方面是濫用權力胡亂執法。一些城市人為規定投放總量和公司間分配比例，更有一些城市就是「見一輛扔一輛」的心態。

四是過度競爭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過度集中可能引發的壟斷行為也不斷引發熱議。一些平臺企業過度追求近期利益，不正當競爭和損害用戶利益的事件也時有曝光。此外，一些平臺打著共享經濟旗號行欺騙消費者之實，還有一些用戶故意損壞共享產品等，實際上已經表現為違法犯罪。

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但處理不當都會影響共享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儘管人們已經看清了共享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但監管時卻面臨許多難題。共享經濟監管遇到的難題可能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情況不明。共享經濟起步較晚，發展太快，變化也快，很多是跨行業、跨領域、跨地區，涉及人數眾多，相應的統計監測體系尚沒有建立起來。政府作為主要的監管方對新業態發展情況基本不掌握，監管起來當然很難入手。比如一些城市存在共享單車過度投放問題，但對於到底投放了多少、應該投放多少、何時何地經常超飽和、各家企業有多少殭屍車和損壞車等並不清晰，企業為強佔市場報給政府部門的數據也可能並不真實。類似的問題在餐飲外賣、共享私廚、共享住宿等領域也普遍存在。

二是手段缺乏。即使發現了問題所在，也知道了利益相關方各自的訴求所在，實際監管起來也還會面臨手段缺乏問題。共享經濟是典型的網路經濟、平臺經濟，原有的法規、制度、標準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上的，已經明顯不適應新經濟發展了。另外，中國共享經濟已經開始引領全球，想從先行國家那裡學習借鑒現成的經驗也是可能性不大了。工業革命從英國傳導到中國用了100多年，到改革開放時已有近200年歷史，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先行國家大多經歷過。過去遇到問題可以先了解發達國家是怎麼做的，然後結合國情做一些調整和完善，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但共享經濟最初從美國傳導到中國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時間，我們遇到的問題和美國一樣，更何況有很多方面我們已經走在了前面。以最早形成風潮的房屋短租為例，愛彼迎（Airbnb）在美國成立的時間是2008年8月，國內的途家網2011年12月就正式上線，小豬短租也在2012年8月正式上線，前後的時間差只有3～4年。在網約車領域，美國的優步平臺正式面世是在2010年10月，國內的滴滴平臺2012年9月就在北京上線，前後的時間差只有兩年。令人驚奇的是，滴滴在2015年完成的全年訂單數就超出了優步過往六年的全球訂單總和。至於後幾年在共享單車、網路直播、產能共享等領域出現的中國獨創，就只能是別人向中國學習了。行業發展是全新的，監管創新的任務自然也就來了。

三是責任邊界不好界定。監管創新時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界定難。首先，共享經濟的邊界不好判定。如果一個新的業態是共享經濟，就需要重新研究制定新的監管策略；如果不是，就可以沿用老的行業管理辦法。近兩年，關於「偽共享」的討論多了起來，說明這個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我們在研究中提出將基於互聯網的智能化資源匹配、使用權分享、大眾參與看作是辨別真假共享經濟的三個重要標準。但在實踐中仍有不少人會質疑共享單車、共享汽車等是不是共享經濟。其次，政府、企業、用戶的責任邊界劃分難。平臺企業往往具有典型的社會性企業特徵，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企業與服務者之間的勞動關係也從僱傭關係轉化為合作關係，一旦出現問題和糾紛，責任認定就變得複雜了。不同的共享經濟業態在不同的環節，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顯然也不同，增加了責任邊界劃分的難度。再次，政府部門間的責任邊界劃分難。在過去按行業設計的監管制度裏，儘管也存在九龍治水、交叉管理的情況，但畢竟相關職責還算清晰，有章可循。共享經濟的網路化、融合性特徵使得一個新的業態牽涉到的部門更多，甚至找不到可以牽頭的部門。

四是平衡點不容易把握。任何監管制度都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結果，共享經濟監管的平衡點把握遇到了更多困難，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從目前看，共享經濟監管要處理好多重關係，比如，促進發展與規範發展之間的關係，政府與平臺企業的關係，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係，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表面影響與深層次影響之間的關係，等等。

五是要克服各方的「小九九」。「小九九」源於乘法口訣，又被稱為小算盤，泛指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面對共享經濟這個新生事物，政府部門、平臺企業、用戶等都會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無疑會增大合理推進監管創新的難度。如何做到讓相關政府部門、平臺企業、廣大用戶都少一些「小九九」，多一些大智慧，本身就是一個大課題。更為重要的是，共享經濟正處在從導入期走向成長期的轉型過程中，很多問題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其更深層次的影響還沒有充分顯現，任何選擇都會對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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