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佔黑：兩個“社區”與朝向自由的列車

　　讓文藝成爲一種生活

　　王佔黑寫“社區”，似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然而，“社區”又是什麼呢？是一個有着具體的地理方位、切實的生活成員的實際空間嗎？不，它首先是一個語言化的構造。進一步說，這一構造又可大致分出兩個彼此對立的層面。換言之，所謂的“社區”，其實不妨視作兩個互斥的“社區像”飽含張力的動態複合：其中一個是充滿生氣的“社區”，是有着家族和工廠這一雙重共同體的羈絆，星布着幽默和遊樂、義理和溫情的世界，換言之，是“街道英雄”們耀武揚威的地盤；另外一個，則是房子車子鈔票主宰的“社區”，頹敗的味道氤氳開去，經濟的邏輯讓英雄虎落平陽，成了一摞沒有用處的反英雄。說到底，英雄與反英雄，無非是橫看成嶺側成峯，王佔黑的故事，就在這兩個對極的“社區”的相剋葛藤間散射出每一篇獨自的灰度。然而，如同歷史進程所印證的，後一個“社區”投下的陰翳日趨濃重，第一個“社區”的英雄們到底不得不陸續謝幕了。在已出版的兩部小說集中，王佔黑記下了他們往昔的吉光片羽。她有時化作孩童，有時則是個謙遜的講故事的人，這樣的書寫姿勢是抒情性的，當然也是主觀的、人工的，可對於王佔黑本人來說卻又是重要的。因爲這是她的原點，而沒有原點，也就不會有今後的旅途。

　　其實，孩童也好，說書人也罷，這樣的書寫姿勢本身便足已說明王佔黑和她筆下人物的差異。她既不是第二個“社區”裏埋汰日子不況的阿姨媽媽，也不是第一個“社區”中她所親暱的叔叔伯伯，她懂得後者那些不易察覺的點滴靈光，卻不會也無法迴避前者強悍的現實基礎，她被“社區”的鮮活經驗灌滿，卻終非那廂真正的住民。我以爲，在理解滲透在第二個“社區”中的資本邏輯對於生活無孔不入的支配前提下，如何在當前從腳邊去實現朝向第一個消失着的“社區”中英雄精神的復權，是王佔黑小說的志向所在。而一旦懷揣這樣的志向，無論多麼貼着人物寫，無論多麼熟稔地調用吳語方言，均讓我無法將王佔黑劃入那類詠歎命運無常、物哀人生幾何的世情小說譜系，在小市民外衣的包裹下，內裏難掩的是她善良、謙和、開放卻又純正的知識人本色。而這也終要將王佔黑引出“社區”的大門，畢竟，第二個“社區像”，無法單純視作“社區”本身的問題，在“街道英雄”看守的大門外，資本的力量早已赫然橫行無礙了。

　　於是，有了《小花旦的故事》。這個中篇是王佔黑目前分量最重的作品，確實可謂其創作承上啓下的標誌。主人公阮巧星擁有數個不同的稱號，而每一種稱號又代表着他的一重身份、一個時空座標、一種主體在世界安頓自我的方式。因此，從“阿星/小花旦”到“阿巧/巧巧美神仙”的蟬蛻，不僅在空間上呼應了其從“社區”到上海再到南方的神龍擺尾，在時間上也輻射出第二個“社區”吞噬第一個“社區”的歷史境遷。由於特殊性向的另類體驗，阮巧星早早勘破第一個“社區”的共同體並無法真正共容於“同”，難以消弭的排他性使其毫不留戀地與之揮別。然而，不同於一些以少數羣體爲題材的作品，王佔黑並未在阮巧星的性取向上做太多纏繞，相反，她清醒地看到，將阮巧星從“社區”中擠出的排他性也阻礙着其在新天新地紮下根來。鈔票面前人人平等，兄弟姊妹因此翻臉，同性圈子亦難免俗。因此，如果不超克淘汰“街道英雄”的資本邏輯，對於人性徹底的解放仍無從談起。阮巧星不屬於“社區”，在“社區”以外的世界也難覓得歸宿，但恰是這份無憑依性，在否定的意義上，他反倒指引着通達自由的方向。

　　不過，真正要負荷踐行自由之任的卻並非小花旦，而是小說的另一個主角“我”。王佔黑筆下通常充當觀察員的“我”，在這則作品裏第一次佔據了與“街道英雄”平起平坐的重要位置，而附載上少女的成長故事，也確實讓小說的氣象煥然一新。與小花旦遊蕩人間的軌跡重合的，是“我”對於世界認知的擴大。髮型改變，性別意識覺醒，“社區”裏的細姑娘飛入大學，又滾進社會，現代都市的新鮮與新的困苦與“社區”一樣，融爲“我”無可替代的血肉。而與此同時，“我”和小花旦的關係也相應重構了，他不再是那個承載着“社區”的職責，替父母照顧“我”的長輩，而是成爲“我”的對話者，成爲一起探訪城市肌理的友人，成爲了他自身。不過，若想實現此番轉換自然不會容易，是以，“我”彷彿總在被小花旦牽着鼻子走，而每當小花旦將“我”帶入他的圈子，又總會給我的直覺以眩暈般的衝擊。定海橋昏暗屋子的恐懼、人民公園火苗般舞蹈的恍惚，不僅是這羣都市候鳥們生存處境的外化，也同時是更新被“社區”所形塑的“我”的感性必然途經的曲折。幾次三番，終於，在“我”的身上，小花旦的“眼睛”留下了。

　　但僅是這樣還不夠。“我”的成長，依然有待一場更爲沉痛的試煉，那是父親的病與死。父親或承擔父親功能角色的逝去，本是成長小說裏常見的元素，王佔黑自己也非初次觸碰。只是此回再寫，病與死卻撐出了以往未曾抵達的寬廣格局。首先，是“海寶”的發現。在父親的病房裏，“我”終於頓悟了小花旦多年來的孤獨經營。在這個時點，這個被死神時刻威脅着的空間，牀上的父親與相片中的“海寶”被交疊到了一起。這是“社區”的凋落與“社區”外時間暴力的匯合，情感的洪流擊穿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牆壘，“社區”的故事，也同時屬於都市，屬於現代性籠罩下的每一個個體；其次是死亡的意義。通常，死亡大多意味着同過去的斷絕，可在這裏，死亡卻同時是一次昇華，父親的肉身化爲記憶，走入夢境，不再可觸可感，卻依舊堅韌地和“我”共在。王佔黑沒有切斷她同第一個“社區”情感上的牽連，她只是明白，對於其精神的承繼不應以加固既存實體的方式被展開，它無法借殼上市，而必須去要求一項對於自由的全新發明；然而，她的理想又同時是拒絕高懸的。父親過世後，“我”和小花旦的距離卻弔詭地不遠反近，先前一邊倒向小花旦的天平終於第一次接近對等。“我”開始懂得他那些閃爍其辭的祕密，並逐漸將“社區”和都市、過去和當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故事全盤吸納爲自己的語言。屬於“我”的，朝向自由的列車開動了。

　　是以，小說的結尾讀來纔會顯得如此壯闊磅礴，對於王佔黑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生長於“社區”的少女，開始準備領受“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一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精神使命了。她搭上作爲現代性象徵物的列車，收入眼底的卻是滿滿的往事舊物，她會滿身疲憊，卻絕不喪氣頹唐，因爲來自無窮遠方的無數人們會給予她力量。何況，在遠方等待着的，還有那個曾經的“信使”，那顆熟悉卻又是簇新的“游泳頭”——無數次和父親一起打理，這回卻只有一人份的“游泳頭”。當然，遠行終有歸來時，恭候回返日常的王佔黑的到底還是雞零狗碎的生活。和“社區”的小天地相比，這個資本統攝的世界更錯雜更繚亂，而繼續整理自身的“社區”經驗也還尚須一番咀嚼輾轉。王佔黑不是急若星火的書寫者，她動情的筆致下暗含着理性的頭腦，宛如流水搬運沙石一般，她小小的文學世界正默默地變異着。其實，她是不需要額外的議論、解釋或催促的，她所需要的，只有平和的環境以及時間自然的流淌。

　　創作談

　　向你的地方發出追擊

　　文 | 王佔黑

　　我寫了好多關於城市舊地方的小說，人的、動物的、小區裏的、大街上的，但仍然想寫，總覺得沒完，總相信還有可探尋之處。我希望能像挖礦一樣，沿着歷史和地域兩條線擴大開去，並期盼這種努力能讓更多東西得到聯結和呼應。

　　今年上海雙年展有一個活動叫“你的地方”，我仔細觀摩了大家的作品和反饋，也參與了一些，收穫頗多。我所居住的城市，越來越多地出現城市漫步、城市考古、城市更新等各種不同立場、不同經驗、不同路徑的行動，也自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真正關注自己的城市。每個人都可以辨認一個地方，擁有一個地方，追認一個地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空間的牽扯往往是有實質導向的，重複不是枯竭的傾向，也有可能是朝着廣闊的追擊。

　　冒着重複的危險寫下去，與其說對作品傾注了多少精力，不如說是對自己所生存的空間熱情不減反增。去年，也就是告別最早兩本書的寫作和出版之後，我又在緩慢地爬行。現在看來，這種求索令人充實。從小官、阿祥到小花旦、李清水，從嘉興到上海，扯出了人情、家庭、社區、工廠、大小城市，也扯出了看似統一的羣像中普通人的祕密。原來把社區經驗和情感泛開去寫，投放到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裏去，不僅沒有稀釋，反而更加厚重。這是我沒料到的，又是我一直想要的，它所能牽扯出的東西，也許關乎一個人的生活史，一類羣體的生存狀況，也許是大小城市在歷史中的變化軌跡。

　　比如小花旦。我曾聽過兩個故事，一個是綽號巴黎小姐的北京大爺，一個是關於人民公園跳舞角，也見過不止一個被閒言圍繞的未婚老人。我一直在想，阿莫多瓦的故事放在當代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年輕人或許會因爲奔走疾呼而受到關注，那麼更老的人呢，從工廠裏走出來的人呢？這些集體羣像中的個體，帶着隱微的祕密和對祕密的遮掩，他們在說什麼、做什麼，其內部又同大衆生活、同複雜的時代有什麼樣的關係？我想他們一定存在，或許早已建造起如地下金礦般厚重的世界，只是很多人沒留意。

　　小花旦這個人物，身上就有這些人的影子。他從工廠走出來，年輕時接觸的是女性化的繅絲工種，下崗後在小區開剃頭店，與老阿姨周旋。他因不可言說的失敗而離婚，與母親相依爲命，種種跡象都在暗示他的不同，但這又是不確定的——在大衆話語裏，娘娘腔、“同志”、異裝，都會被粗暴地歸入“不像個男人”的符號裏，吞噬身份的細分。而這種印記投落在他的綽號上，他卻不言語。小花旦最終被小區和親人遺棄，或說主動跳脫舊框架，以新的自我轉向都市遊蕩，其變化不在於身份的轉換，而在空間的移動。

　　小花旦也說“口頭語”，也講江湖情義，但他與過去所寫的街道英雄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可移動性——他的生活被身份割裂出新舊兩個空間，卻能和上大學的“我”一樣在其中來去自如。他像一顆從舊工廠射出來的衛星，在舊地界閃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閃着復古的光，他的生活路徑既有超出秩序，又有隨大流的部分。

　　此處所提的新與舊絕不是大小城市的簡單對比。“我”和小花旦的牽扯從嘉興到上海，正好是對社區空間“泛開去”書寫的一種實踐。把對城市景觀中落後但蓬勃的部分，從一個原有的固定空間內拉出去，拉到小說中所說的“上海的另一部分”——“電視和海報上沒有的部分”裏去，也是“我”和小花旦樂於觀看的部分，比如嘉興路、定海橋。它們在風格上很不“上海”，卻正是構成上海的實體元素。而這種觀看又因時間的“泛開”而生出另一種變動的軌跡——城市風景在“我”和小花旦的10年交往中展現着消失和更替。海寶正是這樣一個鮮明的符號，它以當年的微笑姿態殘留在各條馬路的角落，“當下”淪爲一種記憶。許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樣被人遺忘的小花旦還牢記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處邊緣的人，頗有英雄相惜之感。（爲此我後來在線上發佈了一個“尋找海寶”活動，想把虛構的可行性放在現實中實踐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軌跡適用於很多城市。幾十年發展下來，你四處可見將成未成的現代奇觀，也總能驚喜地發現自生不滅的舊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