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微博認證爲“國家柔道隊隊員”的馬端斌在其個人實名認證微博發佈了一則題爲《柔道世界冠軍實名舉報兩任村支書：貪腐上千萬、勾結地痞毆打村民》的微博，引發了全網關注。

　　沒看錯，一位爲國摘金奪銀的柔道運動員，依憑名人效應，舉報了自己的家鄉。

　　馬端斌實名舉報後，遼寧省本溪市桓仁滿族自治縣委在第一時間組織了調查組，進駐其所在的樺樹甸子村覈實情況。

　　“冠軍舉報”吸睛之餘，當前村莊亂象及治理路徑，也重回檯面，引人深思。

　　馬端斌

　　能人

　　國家隊運動員舉報家鄉村支書，爲何？

　　據馬端斌在微博中的自述，其舉報對象爲樺樹甸子村兩任村支書劉忠軍、劉忠和，事關兄弟二人“貪腐上千萬元、勾結地痞流氓欺壓村民”。

　　馬端斌還在微博中具體陳述了六點，主要涉及村民集體經營的五味子加工廠收益被劉氏兄弟侵佔、劉氏兄弟設立的加工基地無合法手續、打白條790餘萬元頂賬、套取國家扶貧基金1000多萬元等。

　　“兩任村支書的所作所爲引發衆怒，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提反對意見的村民，有的被鐮刀砍傷、有的牙齒被打掉，有村民養殖的蜜蜂被毒死，有村民的水稻被毀壞。”

　　島叔詳考了一番劉氏兄弟“稱霸史”，沒想到，綜合不同消息源，被舉報的村支書劉忠軍竟一度是當地黨委政府樹立的“能人治村”的典型。

　　2008年9月，桓仁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李友在其撰寫的文章中談到，

　　“新一屆黨支部（2004年換屆，劉忠軍任書記）上任後，調整思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大膽創新，充分發揮支部和黨員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先鋒模範作用，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帶領全村一躍成爲全鎮先進村和農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村。2006年12月，村黨支部換屆，廣大黨員、羣衆說：‘這幫人不用換，要讓他們繼續幹，我們舉雙手擁護’。”

　　2014年，劉忠軍因打白條頂賬的事情被村民舉報下了臺。當時的舉報者稱其是被組織勸退辭職，劉本人則迴應稱是因爲“心灰意冷”。但就事件處理的結果來看，劉忠軍顯然被“保留了顏面”：事涉700多萬元的白條，僅僅是受到“警告”處分，村支書的職務也是以被勸辭職的方式卸任。這說明，當地黨委政府仍認爲他是“功可抵過”。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劉忠軍下臺後，其胞弟劉忠和很快在2016年又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擔任了村支書。舉報人說，劉忠軍在此事上着力不小，還親自向關係好的村民“買票”，拉親弟弟“上位”。

　　劉氏兄弟在舉報者眼中儼然是“村霸”，但在當地黨委政府，也許包括部分村民眼裏，卻是個“能人”。客觀上講，還是爲村莊發展着力不小的人。

　　兩面形象如此懸殊，可能嗎？事實上，在農村地區，村幹部的這種雙面性是較爲普遍的現象。

　　人們對村幹部有諸多浪漫想象：或者將村幹部想象成是農民的當家人，覺得村幹部會事事爲村民着想；或者將村幹部想象成是食利者，認爲當村幹部本質上還是爲牟利；或者把村幹部想象成是“幹部”一環，以爲他們會唯地方黨委政府馬首是瞻。

　　但絕大多數農村的村幹部本質上就是一個不脫產的平凡幹部——在村民和基層黨委政府的夾縫中工作，多面性便自然而然成了常態。

　　在這個意義上，樺樹甸子村的劉氏兄弟，並未跳出一般的村幹部類型。

　　馬端斌舉報兩任村支書的六項具體內容

　　治理

　　但村幹部的不同面向，在不同的村莊結構和治理情境中，卻會有不同的表現。“能人”和“村霸”間的一步之遙，往往已埋下了伏筆，就等着具體事件的觸發。

　　就已有的信息判斷，樺樹甸子村的兩任村支書很可能沒有他們自述的那麼“乾淨”，尤其是涉及到如此巨大的灰色利益，違規現象是難免的。

　　但不能忽略的是，舉報者的舉報也有誇大之詞，這些誇大或是因不瞭解政策信息，或是因夾雜了私人恩怨（譬如馬端斌的介入也離不了馬家與村支書的私人恩怨）——看似雞零狗碎、無從辨析的事態，確實又是絕大多數村莊治理的“日常”。

　　“日常”由何構成？

　　首先是村莊分裂。馬端斌的老家樺樹甸子村是個典型的“原子化”村莊。這種類型的村莊特點是，雜姓，村民居住分散，沒有持續穩定建立在血緣或地緣關係基礎上的村民集團（但不排除通過姻親、朋友等建立的臨時性集團）。

　　在這種結構下，村民之間合作和競爭很容易受到個別事件的影響。從舉報信的內容看，樺樹甸子村的村莊結構極其分散，幹羣矛盾本質上還是鄰裏糾紛的延伸，且是個別糾紛製造出來的。

　　這次因爲馬端斌的出頭，很多和劉氏兄弟有積怨的村民都聚到了一起；相應的，支持村支書一方的村民也逐漸聚集起來。在調查組進駐村莊後，馬端斌的最新爆料稱，有部分黨代表和村民代表正在進行集體簽名，爲村支書說話請願。

　　原子化村莊很容易因爲個別事件撬動村莊力量的合縱連橫，馬端斌舉報本身也是很大的村莊事件，必定進一步製造村莊分裂。這對村莊的穩定而言，的確是一個挑戰。在這個意義上，過去多年村民舉報，但地方黨委政府以“長治久安”爲考慮、審慎處理，是有一定道理的。

　　沒想到的是，由於村莊鬥爭太過激烈，且“名人村民”主動將村莊內部矛盾溢出村莊，地方黨委政府就被迫介入調處。

　　馬端斌連發數條舉報微博，引發全網關注

　　其次是能人治村。

　　樺樹甸子村是五味子專業村，經濟條件不錯，政府投入也不少。該村的發展和前任書記劉忠軍的個人能力也有密切關係：劉忠軍2004年任村黨支部書記後，帶領村民做大五味子產業，讓村莊成了名副其實的產業富民村。

　　但能人治村也是把雙刃劍，要獲得比較好的效果，島叔覺得至少得做到兩點：

　　一是無私。理論上，村幹部身份具有公共性，對其應有“無私”的內在要求，但實踐中，村幹部往往脫不了趨利性。地方政府支持能人治村無非是想要“先富帶動後富”，然而在具體的村莊情景中，那些“後富”羣衆容易把“先富”歸因於村幹部權力，以及對集體資源、政策優勢及市場機會的優先佔有。

　　二是公正。傳統村落容易生產出家長式的領導人，雖然霸道，卻是村莊道義的代表；但在原子化村莊，村落共同體解體了，村莊道義的人格化象徵也隨之退場。當然也就無從指望村幹部有足夠的公正性。

　　桓仁樺樹甸子村五味子專業合作社的註冊信息，其中法定代表人顯示爲劉忠和

　　公司化

　　再回到樺樹甸子村這次的事件中看，探討該村的村莊治理，必然要留意到它以五味子產業爲代表的、“村莊公司化”的發展路徑。

　　這一模式的基本特點是，通過能人招商引資，利用集體土地等資源、國家產業扶持資金加持，打造產業基地，帶動村民參與產業發展。

　　而它的麻煩則在於，很容易造成公私不分，製造廣闊的灰色利益——能人既是村級組織帶頭人，又是合作社的領導人，個人也是“大戶”，國家的產業扶持資金到底是落入了村集體手中還是能人身上，說不清。

　　村莊公司化近乎是國家政策生生塑造出來的“體制”，主要政策目標當然是爲了村莊發展，但客觀結果卻先是“壘大戶”。

　　島叔調研過幾個村莊公司化的示範村，幾乎都存在類似樺樹甸子村的情況：村莊發展的同時，內部的經濟社會分層加大了，幹羣矛盾激烈了；更多的情況下，村莊沒發展，但“大戶”倒是壘出來了。

　　比如很多農村地區的專業合作社，都是“大戶”開的私人企業，但有了合作社的名義，就容易享受國家財政的各項涉農補貼。

　　就像某村的村支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組建了一個合作社，自己佔90%股份，其它幾個村幹部佔極小股份，且沒有一個普通村民入股。但就是這個合作社，以村集體的名義將村莊特色產業註冊了地理商標，併成功打開了市場，收穫效益。島叔調研時幾乎所有村民都認爲合作社是村集體的，村支書卻坦言，這就是他自己的。可以想見，這個村如果進一步發展，將來的村莊矛盾不可避免。

　　樺樹甸子村五味子基地想必也不外乎上述情形。兩任書記之所以能夠富裕，也是獲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村民所指控的“貪污”，在客觀上還真不一定是事實。村支書有可能是以“合法”的形式獲得政策支持，只不過並未惠及普通農民而已。

　　“冠軍舉報”的同一天，中央掃黑除惡第二輪、第三輪督導工作動員培訓班在北京召開。其中梳理的黑惡勢力若干表現中，有兩項與“亂村”相關:一是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一是利用家族、宗族勢力橫行鄉裏、稱霸一方。

　　如果馬端斌舉報屬實，村支書種種行徑必是農村黑惡勢力無疑，尤當打擊。

　　但實際情況遠比想象要複雜。能人和村霸的“一步之遙”，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存土壤。要掃黑，少不得先掃“灰”。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