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封面

法意導言

萊曼·斯通（Lyman Stone）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兼職研究員，專門研究人口變化和地區發展。他曾在美國農業部擔任農業經濟學家。本文《美國的生育率正在下降》（Declining Fertility in America）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篇報告。萊曼·斯通在文中指出美國的生育率正在下降，這可能會對經濟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而政策反應很可能十分乏力，因此生育率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重大復甦。相反，在下一次經濟衰退之前，生育率很可能會一直低於歷史平均水平，而下一次經濟衰退時，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美國的生育率正在下降

作者：萊曼·斯通

編譯：姚無銘

萊曼·斯通指出，無論是以何種方法衡量，美國的出生率都已經臨近或到達了其歷史最低點。低出生率可能意味着經濟增長緩慢、公共債務無力償還以及兩代人之間日益增長的文化代溝。因此，找出出生率衰退的原因並阻止這種現象進一步蔓延，對於政策制定者和整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人口增長下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出生率問題。

萊蒙·斯通以西弗吉尼亞州自1900到2017年的年度出生率變化爲例，指出美國各地的出生率正在下降的事實 (圖2)。截至2018年，美國沒有一個州的出生率達到或接近峯值。即使像佛羅里達和華盛頓這樣人口激增的州，出生率也比峯值低5%或10%。出生率下降是國家人口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出生率照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美國近十年的人口增長率將達到19世紀30年代以來的歷史新低。

圖1：西弗吉尼亞州的出生率於1947年達到峯值，此後一直處於穩步下降的趨勢。

圖2：美國各州的出生率都在下降。

學術上關於人口衝擊對經濟的影響尚未形成共識。但我們仍可以想象許多潛在的問題。如果人口增長緩慢，甚至爲負，那麼人們的住房需求就會隨之下降，房價也會持續下降，這將使衆多家庭資不抵債。這種情況會進一步影響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償付能力，以及股市的表現。這意味着美國工人的退休前景將十分暗淡。換句話說，在低生育率的世界裏，美國人在退休前可能要更努力地工作更長時間。另一方面，經濟規模增長緩慢，將使得新公司很難進入市場，進而給大公司帶來更多的壟斷權力。這些大僱主能夠“攫取”地方政府，要求減稅和其它福利，或者保持低工資。

還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減少可以有好的影響，比如鼓勵自動化和提高資本密集度。然而，這些戰略儘管在總體上能夠維持經濟的運轉，但卻增加了有產階級的經濟回報，使得工人們的機會變得更少。過去，這些流離失所的工人可以在新的經濟部門找到工作。因爲隨着人口的迅速增長，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一直在擴大。但是在未來，這種對需求的持續的積極衝擊，使得這種可能不會出現，所以被機器人解僱的工人只會有更少的選擇。換句話說，低生育率可能會加劇不平等。

現在衡量出生率變化的最好方法不是出生嬰兒的數量，而是總生育率(TFR)。這一指標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生育預測。

儘管這一指標並不穩定，但它卻是目前生育趨勢的最佳指標。美國的生育率歷史可能會令人驚訝(圖3)，在內戰之前，美國婦女如果能活過生育年齡，可能會有多達六七個孩子。19世紀生育率穩步下降。到20世紀初，美國婦女的生育率僅略高於現代生育水平：平均每位婦女生育2.2個孩子。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生育率下降是總體經濟發展的結果。20世紀30年代經濟蕭條期間，生育率一直很低，到40年代初纔開始上升。但是，衆所周知，出生率並沒有保持穩定，從1958年起，出生率下降了。1976年，美國的生育率達到了歷史最低點，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74個孩子。然後在80年代末，它又回到了2.0以上，並一直保持到2010年左右。自2007年達到最近的高峯以來，生育率一直在穩步下降。到2018年，生育率可能會再次降至每位婦女1.74或1.75個孩子左右。這一趨勢在美國是一致的。利用以往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們可以估計每個州歷史上的總生育率是多少。圖4中的數據反映了幾個州的生育率。雖然每個州的確切生育率水平各不相同，但實際上所有州在不同時期都有相同的一般模式。沒有多少州“逆潮流而動”，這是可以預料的，因爲全國性的趨勢僅僅是各州的總和。

圖3：美國的歷史總生育率。

圖4：各州的歷史生育率估計。

但總生育率只是一個預測指標，事實上生育率真的下降了這麼多嗎？這需要參照另一種衡量標準：完成生育率。

萊蒙·斯通指出，儘管完成生育率（the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s，CFR）並不準確，但一般來說完成生育率應該近似於歷史總生育率。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達到15歲的婦女所生的孩子比總生育率預測的要少得多。與此同時，隨着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生育率的上升(圖5)，上世紀70年代15歲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比總生育率預測的略多。根據圖表，我們做一個簡單但悲觀的預測：如果出生率繼續2007-2017年的下降趨勢再持續幾年，完成生育率將遠遠低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歷史低點，而且沒有預期的復甦(圖5)。換句話說，雖然生育完成趨勢的時間有些不同，但是總體結論仍然是，過去十年的出生率幾乎是有史以來最低的。低生育率的幽靈，以及最終的人口下降，已經降臨到美國。

圖5：特定階段的完成生育率，歷史與預測。

總而言之，無論是以出生率、總生育率，還是完成生育率作爲衡量標準，美國都正在面臨人口下降的困境。

萊蒙·斯通指出，美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生育率下降的地方。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生育率的顯著下降（圖6）。但美國生育率的下降尤其嚴重，如果目前的下降趨勢繼續下去，美國的生育率將低於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爲什麼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生育率會降到多低？

圖6：一些發達國家的總生育率。

萊蒙·斯通指出，要回答爲什麼生育率在下降，最好的方法是看看誰在經歷生育率下降。首先，我們可以看看特定年齡段的美國婦女的生育率(圖7)。

預防青少年懷孕一直是發達國家幾代人以來公共衛生項目的一個關鍵政策目標。這些計劃看來是成功的。少女懷孕率下降的趨勢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是，預防懷孕已經在年齡階梯上緩慢攀升。首先是20歲出頭的女性，然後是近30歲的女性，然後是30歲出頭的女性，現在甚至是30歲出頭的女性生育率也停止上升。換句話說，預防青少年懷孕並沒有被晚育所取代。平均而言，女性並沒有推遲生育，而只是生育數量減少了。雖然這種下降開始於年輕女性，但它現在影響到很多年齡層的女性。

然而，這些特定年齡生育率的變化大多可歸因於婚姻模式的變化。在控制婚姻狀況的情況下，美國的生育率在過去十五年裏基本穩定（圖8）。但與此同時，總生育率的下降幅度卻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婚姻狀況羣體的生育率。這意味着總生育率的下降與婚姻狀況的變化有關。在過去的15年裏，幾乎每個年齡段的已婚女性比例都在下降（圖9）。晚婚使得生孩子變得更加困難。也就是說，婚姻結構的改變解釋了過去10年或20年裏美國生育率的絕大多數變化。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也差不多：婚姻決定生育率。

在全世界範圍內，初婚平均年齡是初生平均年齡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因素。在71個有數據的國家的樣本中，結婚年齡可以解釋80%的出生時間的變化。美國的初婚平均年齡是27歲多一點，但在許多發達國家，這個數字甚至更高。換句話說，如果以其他國家作爲參照，美國的生育率還沒有觸底，有進一步下降的可能。

圖7：特定年齡段的美國婦女的生育率。

圖8：特定婚姻狀況組的生育率都有一些變化，但總的來說，一個特定年齡的已婚女性現在生育孩子的可能性和十年前差不多。

圖9：婚姻結構。

生育率的下降或許意味着美國女性生育意願的下降。但大量研究表明，事實上，美國女性比過去更想要孩子（圖10）。一些事情正在阻礙人們生育。

因此萊蒙·斯通指出，要使生育率恢復到歷史水平，並不需要在價值觀上做出重大改變，只要消除阻礙人們生育的障礙即可。但這並不容易。一些社會保守人士普遍將低生育率歸咎於避孕和墮胎，但這方面的證據相當薄弱。研究和事實表明，限制避孕或墮胎只會對生育率產生極其有限的影響。此外，限制墮胎或避孕的策略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副作用。

其他國家已經嘗試了不同的方法，如生殖技術的改進。在這方面，一個經常被用來作爲榜樣的國家是以色列。那裏的生殖技術，特別是體外受精，得到衛生系統的慷慨支持。但是以色列的高生育率並不是更密集地使用體外受精技術造成的。此外，生殖技術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即便是體外受精技術也不能使每個婦女都能在40多歲時生育，而且試管嬰兒的成功率隨着女性年齡的增長而迅速下降。

此外，許多美國人仍擔心某些形式的生殖技術的倫理後果。這些擔心倫理問題的人更可能是宗教信徒，而宗教信徒是最渴望孩子的人羣。這意味着最想有更多孩子的人羣是最不可能使用生殖技術的人。

圖10：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與總生育率。

萊蒙·斯通指出，事實上，宗教可能是生育的關鍵因素。信教的人通常比不信教的人有更多的孩子。然而，信教的美國人卻越來越少。美國的宗教虔誠度確實正在下降。宗教的衰落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生育（圖11）。但總的來說，宗教虔誠程度下降對生育率的直接影響可能相當小。生育會導致宗教虔誠，但反過來，宗教虔誠可能不會導致生育。因此，雖然宗教可能在生育率下降方面發揮一些作用，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影響。

圖11：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宗教與生育率的關係。

總而言之，儘管今天的美國女性仍然想要孩子，事實上，她們比自己的母親想要更多的孩子，但她們發現很難實現這些願望。即使生殖技術有了進步，如今有孩子的女性也不太可能享受她們想象中的家庭生活。事實證明，這個問題不是純技術解決方案所能解決的。

許多國家爲了提高生育率嘗試了不同的政策。俄羅斯嘗試了世界上最慷慨的財政激勵措施。但這一措施也僅僅在一段時間內奏效，今天俄羅斯的生育率再次下降 (圖12)。法國、瑞典、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家也採取了相應的舉措，但這些舉措的效果都極其有限。關於這一主題的學術研究的共識是，如果生育率低於預期水平，生育的財政激勵可能會導致短期或中期的嬰兒潮，但生育率持續增長的情況要少見得多。此外，每多生一個孩子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卻步。

也就是說，雖然全面提高生育以替代人口的代價很高，但即使是很小的增長也會有幫助。即使我們不能使生育率恢復到更替率的水平，將生育率恢復一半將顯著提高人口增長率並減緩下降速度。許多國家對每個孩子都有簡單的現金津貼，定期發給父母。我們也可以更有創意，比如讓一個人的社會保障福利的一部分不取決於他們的收入，而是取決於他們後代的收入。也就是說，“生育紅利”將根據他們子女的收入來獎勵父母。

圖12：俄羅斯的總生育率。

然而，在大多數生育率實際上已經從低水平上升並保持在高水平的地方，原因主要不是現金獎勵。文化的影響十分顯著。

最好的例子是前蘇聯的格魯吉亞共和國。在那裏，一場鼓勵生育和反對墮胎的宗教運動，以及從政府擴大的生育激勵措施，導致生育率急劇上升，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政策改變十年後的今天。除了直接的經濟刺激，還有許多國家設立了以鼓勵生育爲中心的各種假日。儘管這些努力沒有可衡量的影響，但所有文化風俗都被證明對塑造生育行爲有重要作用，如中國的吉祥或不吉祥年，捷克共和國的聖誕節和暑假，以色列穆斯林的齋月以及法國的新年慶典。

文化對生育的持續影響是顯著的。不同的文化規範和娛樂形式似乎對生育行爲有真正的影響。因此，如果文化影響生育率，那麼調整文化規範和改變社會政策可能會改變生育率。但是在美國，這些規範很難通過任何中央政府的努力加以影響，因爲我們通常不贊成太多直接的政府社會工程，我們的社會是多元的。

然而，一些文化規範可以被影響。降低生育率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女性上學的年限。需要明確的是，這不僅僅是受教育的影響，而是與入學密切相關的。學校環境對學生的時間有很大的需求，但通常不提供收入或只提供很少的收入，而且大學的環境可能會積累大量的債務。這些因素的結合往往會降低生育率。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婦女如果不繼續入學，其生育率都要高得多（圖13）。在發達國家，教育不會降低生育率，正如入學率不會降低生育率一樣。有學位的婦女一旦畢業，生育能力就會提高，她們會努力迎頭趕上，在30多歲時要孩子。然而，平均入學年齡增長如此之快，以至於許多女性認爲無法完全彌補上學期間失去的生育機會。如果大學不再對那些年紀輕輕就有家庭的學生抱有敵意，而是提供靈活、打折的現場托兒服務，那麼它可能會改變在入學期間是否開始生育的社會規範。大學提供的托兒服務將產生雙重效果，不僅使在校生更容易在學校生孩子，而且使已經有孩子的婦女更容易報讀課程。

除了大學入學對生育能力的直接影響外，整個教育系統目前的結構也阻礙了年輕人組成家庭。花在入學上的時間越長，年輕人就越不願意生他們想要的孩子。然而，中產階級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已經大大提高，爲了實現他們的生育目標，年輕成年人需要在離開學校並將孩子與空間緊密隔離的情況下儘快生孩子。但是，與過去相比，這種迅速開始生兒育女的做法更難實現，因爲學生的債務使他們更難獨立、獲得合適的住房、結婚和撫養孩子。換句話說，對於美國家庭來說，市場對學歷證書的需求已經擴大到最佳生育年齡，以至於他們無法既擁有合適的職業，又能過上滿意的家庭生活。

圖13：顯示了具有相同學歷(高中學歷、學士學位或研究生學位)的婦女在獲得該學位後可能立即獲得該學位的年份的按年齡劃分的出生率，並按她們是否接受該學位以外的任何進一步教育分列。

學生貸款並不是影響生育率的唯一重要生活成本因素。住房擁有率的下降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美國各地，過去幾年生育率的變化一直與住房成本密切相關。租金上漲幅度最大的地區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但至關重要的是，這種關係隨年齡和使用的住房成本變量是房屋價值還是租金而變化(圖14)。租金對每個年齡段的生育率都有負相關，但對20多歲女性的生育率影響最大。然而，只有年輕女性的家庭價值與生育能力呈負相關。對於年齡較大的女性來說，較高的房屋價值與較高的生育率關係不大。

這些關係是有意義的。更高的租金基本上總是不利於生育，因爲更高的租金是由房東累積的，而房東的數量遠遠少於租房者的數量。對於擁有住房的人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對年輕女性來說，高房價是生育的障礙，因爲購買第一套住房的成本更高。但對於年齡較大的女性來說，房價的上漲構成了家庭財富的增加，她們本身更有可能已經擁有房產。隨着家庭感覺更富有，信貸約束更少，再添一個孩子在經濟上變得更可行。

住房成本並非完全由市場決定。當地規則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住房的價格。在土地利用監管寬鬆、建築規範成本意識強、建設成本低廉、用地充裕、能夠大量建房的地區，房價可以保持在合理區間。在新房地產開發面臨大量繁文縟節、社區反對、政治懷疑，或僅僅是天價建築成本的地區，房價被推高，而出生率被壓低。

事實上，一個地區提高出生率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更多的房屋，從而讓希望紮根的年輕家庭能夠負擔得起新房的價格。如果年輕的美國人與他人共處狹小的空間，他們就不太可能結婚生子。

圖14：不同房屋價格和租金下特定年齡羣婦女生育率。

上一代人可能並不認同這一看法。在過去，一個家庭沒有多餘的臥室，他們把四個孩子放在一個有雙層牀的房間裏。因此不應該抱怨成本。但客觀地說，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養育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過去，父母也許可以把四個孩子放在一個房間裏。如今，許多城市都有最大限度的入住率規定，這將使這種住房狀況違法。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過去父母們養育孩子的做法，如今已經不被接受。

使養育方式發生變化的不只是法律要求，也可能是社會要求。社會對父母養育孩子的要求越來越高。父母的壓力從孩子出生時就開始了。父母要在養育子女上付出更高的成本。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個孩子在高中之前死亡的機率急劇下降（圖15），而考試分數和青少年智商分數卻持續上升。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讓孩子們活得更好，幫助他們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儘管這種策略具有很強的競爭性，其回報率卻在不斷下降。對高質量養育的投資可能會以零和遊戲告終。此外，將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和金錢加倍，並不會使他們早逝的機率減半，也不會使他們未來的收入加倍。一些研究顯示，更大的投資、更少的孩子是一個糟糕的策略。父母完全可以只生兩個孩子，而不是嘗試着對一個孩子做兩倍多的事情。

大多數與兒童和父母有關的服務是勞動密集型的。這類服務對人力的需求，對個人情感能量的投資，造成了成本的快速增長。一方面，人類護理的效率很難提高。如今保姆的工作效率根本沒有比50年前提高多少，但是工資上漲了。因此，由於托兒和其他兒童相關服務的生產率基本持平，父母面臨的成本不斷上升。更糟糕的是，正式的法律要求和非正式的社會規範降低了生產率。一個日託中心以前每個工人有10個孩子，現在可能只有5個，因爲社會越來越要求最大限度的照顧和最大限度的安全環境。因此，在基本層面上，隨着護理標準的提高，許多護理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率很可能正在下降。

但對整個社會來說，真正危險的反饋迴路來自於這種影響生育的“成本弊病”。由於這些更高的成本可能會減少生育，它們可能會減少未來勞動力的規模。隨着每一代人在高質量育兒方面投入更多，生育的成本弊病會自我強化。但成本降低了潛在的兒童總數，從而導致下一代勞動力的萎縮，形成一個更緊密的螺旋。

沒有明確的方法可以擺脫這種成本螺旋。儘管出生率在下降，但美國消費者用於兒童保育的支出比例正逐漸攀升。除非美國人找到一種戰略方法，在激烈的育兒競爭中解除武裝，提高護理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率，或降低社會規範育兒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否則生育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因此出生率將持續下降。

圖15：15歲之前孩子的死亡率。

結論

如果當前的經濟擴張持續下去，未來幾年的生育率可能會上升，但也不會恢復到更替率。抑制生育的趨勢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嚴格的住房分區制不會消失。結婚的時間一年比一年推遲。教育需求不會消失，學生貸款餘額也在不斷增加。社會不會拋棄高成本的育兒策略，因爲這些策略對出生的孩子有效。對抗這些趨勢的政策槓桿很弱，因此，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政策制定者採取什麼行動，都爲時過晚，力度過小。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一些研究表明，除了所有這些經濟或社會因素外，生育孩子的生物學能力可能正在下降。到21世紀末，普通美國男性可能無法在沒有醫療幫助的情況下生兒育女。

所有這些令人沮喪的結論很簡單：在下個世紀，生育率很可能保持在低水平。美國的生育率可能會降至與南歐、東歐或東亞許多國家一樣低的水平，每個婦女生育1.5或1.4個孩子。沒有一種強大的、持續的社會趨勢會讓預測者對生育率持樂觀態度，除了人口學家的普遍假設，即人口往往傾向於替代生育率。

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們所有的長期義務都必須由比大多數精算預測所假定的要少得多的人（或者可能是多得多的移民）來承擔。大多數人都假設長期生育率在2.0左右。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集體失誤，幾乎所有的經濟機構都沒有預見到這類問題。不幸的是，解決這個問題可能很快就會爲時過晚，因此在21世紀，圍繞生育率下降的後果可能會出現越來越激烈的鬥爭。

翻譯文章：

Ryman Stone：Declining Fertility in America

原文鏈接：

https://www.aei.org/publication/declining-fertility-in-america/

譯者介紹

姚無銘

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現爲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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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雙臾

技術編輯：清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