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沒有改變中國仍舊處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這一發展階段定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動力轉換蘊藏的巨大潛力仍有待發掘，中國仍將長期處於戰略機遇期。

　　未來二十年內仍是中國爬坡過坎大有可爲的時期，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就業與物價、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市場規模、傳統基建和信息基建五大關係，紮實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客觀環境的重要研判。這一戰略研判，離不開對中國所處世界經濟發展環境趨勢的準確把握，爲我國保持戰略定力應對中長期發展面臨的結構轉型問題提供了穩定預期。在準確理解戰略機遇期的基礎上，我們應該着力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就業與物價、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市場規模、傳統基建和信息基建五大關係，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

　　從世界經濟產業發展趨勢看中國處於戰略機遇期

　　從近幾十年世界經濟產業發展格局來看，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全球各行各業製造基地逐漸東移，中國正成爲一個佔主導地位的製造基地。在梳理了19世紀後期以來歷史上全球製造業基地的轉移進程，我們發現，迄今爲止全球製造業基地共經歷了五波轉移，主要涉及從歐洲到美國到日本，再到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與臺灣地區，然後再轉移到東南亞，最近一次則是轉向中國。製造業基地轉移，空間上大體呈現了從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西部的亞太地區轉移，時間上則表現出轉移的間隔不斷縮短的特徵。

　　通過對世界製造業基地，即以英法德爲主體的西歐地區，以美國爲主體的北美地區，和以中日韓爲主體的亞太地區的數據整理，我們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西歐的製造業增加值爲8415.68億美元，佔世界份額爲19.2%，北美的製造業增加值爲11163.2億美元，佔世界份額爲25.6%，亞太地區的製造業增加值爲7014.29億美元，佔世界份額爲16.2%；2017年時，歐盟整體的製造業增加值爲2.52萬億美元，佔世界份額爲18.6%，北美的製造業增加值爲2.34萬億美元，佔世界比重爲17.5%，亞太地區的製造業增加值爲6.03萬億美元，佔世界份額爲44.7%，其中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爲3.59萬億美元，佔世界比重爲26.6%。這表明，製造業基地的轉移現象存在且還在不斷發揮作用，仍舊能夠爲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空間，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戰略研判準確而深刻。

　　從經濟發展階段看中國處於戰略機遇期

　　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7年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速高達9.65%，人均GDP增速高達8.5%，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到2017年翻了34.5倍，同期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翻了23.8倍。與此同時，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1990年，中國GDP爲8296億美元，佔世界比重爲2.2%，佔美國的9.15%，佔日本的17.72%，佔德國的32.3%；2017年，中國GDP爲12.24萬億美元，佔世界比重爲15%左右，佔美國的63.1%，日本的247%，德國的326%。

　　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始終沒有改變。從產業高度化的視角來看，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的產業結構高度指標目前剛剛越過1，而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都大於10，韓國和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該數值也普遍大於5。從單位勞動力產出角度看，根據我們的整理計算，中國整體處於美國20世紀40年代中期，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和韓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水平。進一步細分到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來看，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還相當漫長，第二產業的轉型升級壓力十分艱鉅，第三產業提效空間依然十分廣闊。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雖然積攢了雄厚的“家底”，積累了豐富的經濟發展經驗，但沒有改變中國仍舊處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這一發展階段定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動力轉換蘊藏的巨大潛力仍有待發掘，中國仍將長期處於戰略機遇期。

　　處理好五大關係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

　　中國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精準研判爲中國推動經濟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轉換經濟增長動力提供了重要的發展環境和階段判斷，具有“穩預期、安人心、保定力”的重要意義。

　　相關研究預測，2022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33萬美元，順利步入高收入國家，2035年人均GDP將達到3.15萬美元，進入現代化低級階段。這表明，未來二十年內仍是中國爬坡過坎大有可爲的時期，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就業與物價、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市場規模、傳統基建和信息基建五大關係，紮實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

　　第一，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的關係。我們判斷，目前中國的綜合發展水平與6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80年代初的韓國相當。從日本和韓國進入中速增長階段之後的表現看，人均GNI（國民總收入）數據顯示，日本從1970年的2000美元增長到1980年的10000美元，韓國從1998年的10000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0000美元，而兩國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率都從之前高速發展階段轉向中等增速，平均年增長率只有5%左右，這其中關鍵在於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實現人均收入的躍升。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穩中向好的基本局面不會改變，但受外部複雜環境影響，短期波動和反覆不可避免。因此，以“年度目標”爲主要內容的政府工作報告在中長期發展方向和短期經濟增長目標方面要綜合平衡，兩者的紐帶就在於順勢而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爲中長期發展固本強基。

　　第二，就業與物價的關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國家層面提出經濟增長率區間調控，即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期目標爲6%-6.5%，這反映了政府在就業與物價目標之間的一種權衡取捨，一方面2019年城鎮要新增就業1100萬以上，這需要至少6%的底線增長率；另一方面，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要控制在3%左右，這需要上限增長率要控制在6.5%左右。增長預期目標的區間化調控策略，使得中央和地方在完成發展目標上更具彈性和活力，爲相關領域改革措施的深化和落實留下了必要的空間。

　　第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2018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引導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加強了重大項目儲備，統籌推進了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規劃建設，鐵路營業里程超過13.1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里程超過2.9萬公里，高速公里總里程達到14.3萬公里。今年財政赤字率擬按2.8%安排，比去年預算高0.2個百分點；財政赤字2.76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83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9300億元。這表明，在打贏防範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條件下，相對於貨幣政策面臨預期或傳導機制的不確定性問題，財政政策具有更強的預算約束效力，能夠實現更直接的結構性支出調控和更精準的資金投放操作。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市場規模的關係。2018年壓減粗鋼產能3500萬噸以上，退出煤炭落後產能2.7億噸，一大批“散亂污”企業出清，工業產能利用率處在較高水平。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推進鋼鐵、煤炭行業市場化去產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不但是對前一階段去產能成果的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也明確了市場化改革方向。通過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破、立、降”爲主攻方向，持續改善供給關係，不但不會導致市場規模縮小，還會因提供了與不斷多元化的需求相匹配的高端供給，釋放了更大的市場潛力，從而爲供給質量的改善提供穩固基礎。

　　第五，傳統基建和信息基建的關係。2018年，新增高速鐵路運營里程4100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6000多公里、農村公路30多萬公里。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計劃完成鐵路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再開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公路、鐵路、水運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力度並未下降爲經濟轉型做好了前置準備。根據我們對全球主要經濟體數字經濟發展的研究，我們發現，當前中美是全球數字經濟的領跑者。2017年世界互聯網公司市值前10強被中美共享，而根據研究智庫埃森哲的預測，到2020年數字經濟將拉動美國GDP增長2.1個百分點，新增421億美元產值，拉動中國GDP增長3.7個百分點，帶來527億美元的新增產值，遠超世界其他國家。因此，牢牢把握數字經濟領跑者的地位，爲傳統經濟賦能，爲新經濟增效，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5G基站、公共智能終端、城市綜合基礎設施建設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對整個經濟格局和經濟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雖有一定時滯性，但會逐步釋放未來中國的增長潛力。通過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等規模部署，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融合應用，並推進研究制定新時期“寬帶中國”戰略，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爲釋放經濟增長潛力提供必要基礎。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

　　（張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