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註：縱觀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中華帝國一直在改朝換代的劇情中循環。從暴秦、強漢、亂晉、盛唐、弱宋，到最後明清的封閉，我們習慣於從君王的性情、國家的政治軍事史以及官僚的人品道德中去思考過去。但在這些歷史表面的背後，是國家財政的負重前行。財政的興衰，決定了國家的政策和民心的向背。

第三周期：集權財政制度的涅槃重生

南朝的財政步入死局，靜靜等待死亡。北朝擺脫了前朝的制度累贅，在一片狼藉中另起爐灶，摸索建設新的財政體制。

北魏在廢墟中創設均田制，與世族爭奪農戶；隋代北周，創設科舉制瓦解世家大族。世族逐漸消逝，但集權財政又面臨著如何與民間經濟共榮的問題。

唐朝奉行「小政府」，民間商業大發展，開創盛世，但中央財政一直不健康，回歸國營政策，並創兩稅法和節度使解決財政問題，結束於地方割據；

宋朝一度實現了財政收入與民間經濟共榮，但居高不下的軍費帶來了財政平衡問題，兩次財政改革失敗後，依靠通貨膨脹飲鴆止渴，國家財政與民間經濟俱損，終敗於蠻族。

為便於閱讀，我將第三周期分成上下兩篇。上篇寫隋唐，下篇寫兩宋。

一、曇花一現的前秦

西晉滅亡後，北方成為各族逐鹿之地，五胡十六國，北方一片混戰。公元382年，苻堅基本統一北方。淝水一戰，苻堅失敗，前秦土崩瓦解。我們從財政角度來解釋苻堅成敗。

357年，苻堅繼位，任漢人王猛以政。

1、打擊士族豪強。面對自己妻弟以及二十餘世族豪強，苻堅學習春秋的晉獻公，毫不猶豫斬殺了他們。這一招簡單粗暴，但無法從根本上徹底肅清世族，即使前秦不滅亡，世族也會捲土重來，如同晉國的六卿專政。

2、重視農業。允許流民返還種地，減輕農民負擔，興修水利，灌溉農田。

苻堅的改革沒有制度化。只是北方其他各國忙於戰爭和掠奪時，只有他重視農業與財政，才相對提升了前秦國力。前秦對北方諸國有優勢，但與東晉相比，在可控制人口和經濟基礎上，前秦並不佔優。

王猛臨死前囑咐苻堅不要對東晉有所圖謀。苻堅一意孤行，發動百萬大軍進攻東晉，但很快潰敗，苻堅身死，國內的各部族紛紛反叛，建立割據政權，北方重回混亂。

二、孝文帝改革與河陰之變

淝水之戰三年後，即公元386年，鮮卑人拓跋珪今內蒙古重建代國，398年，遷都大同，史稱「北魏」。

建國之初，北魏與曹操一樣，強調屯田，保證軍國用費。與苻堅一樣，北魏順利實現了北方統一。

同樣是統一北方，北魏能保持長期統治，而前秦卻不能，主要原因就在於公元485年的孝文帝改革，完成了制度建設。

1、均田制。政府將無主土地分配給農民，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穀物，不得買賣，受田人七十歲或去世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是私田，可買賣。地主階級的土地並不屬於均田範圍。均田制其實就是與豪族爭奪民眾，讓民眾自願脫離豪門，成為政府公民。

2、三長制。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三長負責釐清人口土地和徵稅，查明稅基，並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此舉是學習商鞅變法的「連伍什」。

3、租調。以戶為單位徵稅，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徵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的租調稅。以定額田賦代替漢代的定率田賦，稅額固定，增產不增稅，進一步增加農民種地積極性。

孝文帝改革與晉武帝改革比較類似，但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其原因就在於北魏建國並不依賴於世族。北魏是鮮卑政權，以軍事起家，根基是北方六鎮的軍事貴族。改革措施實施後，儘管地方豪族會抵抗，但中央層面能統一意見強力執行。

公元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實行漢化，移植門閥統治。隨著鮮卑貴族和漢人世族的門閥化，中央腐化，北鎮武人上升渠道被阻塞。公元524年，北方六鎮起義，528年，爾朱榮攻陷洛陽，把遷到洛陽的漢化鮮卑貴族和出仕北魏政權的漢人世族屠戮殆盡，史稱「河陰之變」，徹底改變了北朝政治結構。

北魏分裂成東魏、西魏，又分別以禪讓被北齊、北周取代。北齊繼承北魏政權，但放棄了孝文帝改革措施，鮮卑人肆意妄為。北周繼續實行孝文帝改革措施，由於世族阻力大大減少，財政收入得到了良好保證，並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300萬僧尼還俗，極大補充兵源和財力。

最終北周滅北齊，隋代北周。朝代幾經更迭，但孝文帝改革的政策沒有中斷，一直被沿襲了下來，並傳給了隋唐。

三、數據浮誇風，煬帝大躍進

隋文帝整理稅基

隋初，北齊地區和南朝地區的農民隱漏戶口、詐老詐小的現象極為嚴重，直接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

隋文帝實行「大索貌閱」，根據相貌來檢查戶口，使編戶大增。土地稅賦是按戶收取的，以300家至500家組為一團，依據每家資產情況確定戶等和納稅標準，寫成簿籍，這就是「輸籍定樣」。

隋初全國總戶數不過400萬戶多一點。到隋大業二年（606年），全國總戶數已增加到897萬戶，10多年增加了一倍多，總人口數更是超過了4600萬，這從側面也可以看到南朝稅戶流失多麼嚴重。

根據歷史文獻統計，隋文帝開皇9年（公元589年），耕地面積1900萬頃；到了隋煬帝大業年間（公元605-617年），耕地面積5500萬頃，而唐玄宗開元時期中國的耕地面積是1400萬頃，也就是隋煬帝時期土地面積誇大近3倍。政府按統計面積徵稅，民間負擔猛然加重。其結果是，政府收入意想不到的高，民眾負擔意想不到的重。

為隋煬帝翻案

雄心勃勃的隋煬帝繼位後，看到豐盈的國庫，征伐吐谷渾、開鑿大運河、遠征高麗、興建東都洛陽，欲成就千古帝王之偉業。

隋煬帝的激進與任性，使得政府這台徵稅機器不僅沒有慢下來，反而加快，最終民眾被榨乾，民怨沸騰，各地紛紛爆發起義。直到隋代滅亡，帝國的倉庫里依然堆滿了布匹與糧食。

這裡有必要為隋煬帝翻案下。

隋煬帝創設科舉制，瓦解世家大族，是中國封建統治延續1500年之久的秘訣之一，其歷史意義無論怎麼估量都不為過；

開鑿大運河，連通南北，大大降低全國物流成本，是中國古代經濟的大動脈，有著無法估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意義；

征吐谷渾，中國首次將青海納入版圖，保障了絲綢之路；

即使被後人視為鋪張奢侈的營造東都，也有擺脫關隴集團控制的政治考量。

其文治武功，客觀上講，堪為不世之奇才，頗有超越漢武帝之風。

只可惜，操之過急，在位14年，一下子上馬這麼多大工程，財政肯定是吃不消的，過度透支國家財力，成了亡國之君，唐朝統治者為了增強唐政權的合法性，也刻意把隋煬帝描述成暴君。

用三句話概括隋煬帝：不世之奇才，一時之罪魁，千秋之偉業。

科舉制，清除癌細胞

科舉制始創於隋，奠基於唐，成為國家察舉人才的客觀標準，從此庶族有了公平進入體制內的渠道。不少西方人將科舉制看成是中國封建集權社會能維繫千年之久的秘訣。西歐沒有科舉制這樣的東西，中世紀一直實行的是世家大族下的莊園經濟，公國林立，諸侯混戰，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

自東漢以來，世家大族和莊園經濟一直困擾著中央統治者。王莽改制，劉秀「度田」，魏晉南朝的羸弱，莫不與此有關。科舉制的出現，從制度上瓦解了世家大族，世族從此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所謂「富不過三代」，指的就是科舉制對世族的打擊。拔掉世族這個中間層，中央集權得以上通下達。

四、唐朝財政不健康

唐朝以「小政府」帶來中國封建王朝的最高峰，但財政收入不足導致的地方叛亂迫使唐朝重拾國營政策，唐朝慢慢凋零。

小政府

李淵建國後，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決定減輕稅負，讓利於民，以免引起民怨。

唐初，農業稅方面，僅為1/40，遠低於正常水平，而且戶籍縮水嚴重，不到300萬戶。

對工商業採取自由政策，一切免稅。廢除鹽、鐵、酒等國家專營政策，開放給民間自主經營，取消一切山澤稅、鹽鐵稅。取消關卡，停止徵收關稅。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政府收入怎麼辦呢？

唐政府的辦法是，除了較低的農業稅，授予各政府機關一定的田地和貨幣，將田租和貨幣放貸的利息作為辦公經費，俗稱「公廨田」和「公廨錢」。

至於養兵，沿襲北周時期兵農合一的府兵制，由政府給軍隊劃撥一塊土地，生產的糧食充當軍費，寓農於兵。唐代有600-800個府，有40-80萬軍隊，不用花財政一分錢。後來人事頹廢，府兵逃亡較多，兵源不足，府兵制垮台了。

由此可見，唐朝創造了極致的「小政府」，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朝代。唐朝的經濟繁華、文化高峰即源於此，民間富足，人口由唐初的5000萬增長到玄宗天寶年間的8000萬，創下歷史記錄。

西漢初期的稅收政策與唐朝差不多，但為什麼西漢沒有迎來民間商業大繁榮？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業發達的基礎之上的。解決了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家裡有了餘糧，農業技術發展了，人們才有本錢和精力去從事商業。

均田制與租庸調

唐代沿襲北魏的均田制。與北魏均田制有點不同的是，政府的受田分成兩部分：80畝是口分田，去世後由政府收回土地；20畝是世業田，可由後人繼承。

在稅收上，政府實行「租庸調」，以實物繳納。租是土地稅，受田人按照每年2石（唐代畝產1.5石左右）標準向政府交納；庸是力役，每人每年20天，並可以花錢免除；調是家庭手工業稅，以戶為單位向政府繳納手工業品，如布匹、絲、麻等。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戶始有調。

租庸調的稅賦比西漢定額更輕些，算得上輕徭薄賦了。

均田制最大的問題在於逃戶，當農民不願意歸還土地時，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逃離戶籍，從而越來越多的土地收不回來，土地分配就慢慢無法執行了。土地買賣形成地下市場，富人開始囤積土地，政府稅收出現混亂。

財政收入不足

唐朝初年，財政平衡問題看上去不大，但隨著官僚系統的膨脹和軍事開支的增加，財政收入出現不足。中央官員從最初不到642人增加到18000餘人。

以天寶年間為例，收入：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五百餘萬端，錢四百餘萬貫；支出：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七百餘萬端，錢兩百餘萬貫。勉強維持平衡。

隨著經濟發展，「公廨田」和「公廨錢」帶來的財政收入呈下滑趨勢，增加這部分收入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土地稅收制度逐漸退化，稅收也混亂，武則天通過嚴厲手段查清稅基，戶籍增加了200多萬戶，財政收入有所改善，但財政失衡依然存在。

玄宗的財政難題

玄宗登基，重用賢相，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精簡官僚，減少軍事行動。政府少花錢，以維持財政平衡。

但實際上玄宗更需要開源，於是形成了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斂財家。他們通過各種盤剝，將各地的錢財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長安。世人總認為楊國忠是因為楊貴妃才得寵，然而真相是他是玄宗最需要的財政大臣。

唐與吐蕃的戰爭持續百年，玄宗時期，吐蕃處於鼎盛時期，威脅著唐朝的西部邊界。在於吐蕃的對抗中，府兵制已經腐朽，玄宗在邊境採用募兵制，也就是給士兵發固定薪水，相比府兵制，募兵制的軍事開支呈現近十倍增長，政府拿不出這麼多的錢。

為解決軍費問題，玄宗設立節度使，類似於東漢末年的州牧，但節度使比州牧的權力更大，不僅有軍權和財政權，還有民事權和行政權，接近西周的諸侯了。

玄宗設立節度使的目的是讓他們在統治區域里自行搜刮，籌集軍費。這樣可以將財政支出「隱形化」，不體現在政府收支目錄，名義上減少中央財政支出，還不用皇帝操心，實在是「一舉多得」。

但這對中央財政收入是個巨大的打擊：節度使截留大筆稅收，上繳中央的就很有限了，往往不到1/10。

中央財力有限，對地方的控制力會減弱，可以收上來的稅就更少了，陷入惡性循環。隨著節度使的坐大，公元755年，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中央無力應對，直接跑路了。

國營政策歸來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用錢，主管財政的劉宴重新搬出國營政策，擴充財政收入。

第一個辦法是仿效漢武帝的「算緡令」，向富商徵收20%的財產稅；

緊接著恢復食鹽專營，亦與武帝如出一轍，10年間鹽的銷售價格是戰前的10倍，食鹽專賣收入亦增長10倍，達到600萬貫，佔到當時財政收入的1/2；

重新搬出平淮、均輸，對全國物品的產銷和價格進行管制；

重拾貨幣貶值，758年用「乾元重寶」取代「開元通寶」，將貨幣貶值6倍多；759年用「重乾元重寶」取代「乾元重寶」，再度貶值2.5倍。長安米價飛漲至7000文/斗，而之前最高也沒超過400文/斗。

漢武帝斂財術的重現，使得唐肅宗和唐代宗有錢平定「安史之亂」，逐漸恢復了脆弱的財政平衡，維持帝國運轉，但重創了活躍的民間經濟，唐以來的繁榮景象不復存在。

千年制度兩稅法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能用來分配的土地已經十分有限了，而且納稅人口損失率在一半以上，銳減至100萬戶。政府不得不對賦稅制度進行改革。

公元779年，德宗繼位，改革稅收制度，推出兩稅法，取締過時的「租庸調」制，實質是徵稅計算標準由資產代替人口、以稅率取代定額、以徵收金錢代替徵收實物的新稅制。每年的稅分夏、秋兩次繳納。

在土地制度上，政府不再受田，承認土地私有制，允許自由買賣。政府無田可分，人們也不願交回土地，政府順水推舟，承認土地私有。

在稅種上，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不再按人口徵稅，一律按資產（土地、動產不動產）納稅。

在繳納方式上，以貨幣繳納，不再按實物徵收。這開闢了以貨幣計稅的先河。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即是如此。

兩稅法大大拓寬了稅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但變相鼓勵了土地兼并，貧富差距拉大。直到清朝，中國的農業稅大體上都是沿襲兩稅法。

削藩與房產稅

兩稅法實施第一年，兩稅收入1000萬貫，政府總收入3000多萬貫，代宗皇帝在位14年，最多一年收的也不到這個數的一半兒。財政狀況稍有改善後，中央政府試圖「削藩」，打擊節度使。

公元781年，年輕氣盛的唐德宗打響武力削藩的戰役，四鎮的節度使聯合對抗中央，中央屢戰不勝，雙方陷入僵局，變成了一場財政消耗戰。

軍費每月130萬貫，中央的財政儲備只夠支撐幾個月，為了多支撐半年，唐德宗繼續搜刮，開徵貨櫃稅（貨物稅）、間架稅（房產稅）和除陌稅（交易稅），老百姓怨聲載道。

間架稅是最早的房產稅。每間房子每年徵收500-2000文，當時一斗米（12.5斤）能賣到1000文，而高官白居易月薪1.6萬文，花了兩年傾盡積蓄才在郊區買了個房，所以這個房產稅其實較低。若有人隱瞞，德宗就搬出漢武帝的「告緡令」：舉報者賞錢50貫（一貫1000文）。老百姓抗議紛紛。後來兵變時，宣傳口號就是「不稅汝間架」。不到半年，房產稅就被取消，原因並不是收得太高，而是老百姓心裡強烈排斥。

財政的脆弱讓中央軍陷入不利，公元783年由於皇帝無力支付軍費，援兵發生叛亂，長安被攻破（「奉天之難」），德宗倉皇出逃。

從此割據之勢再無改觀，中央的鹽、鐵、酒等專營權也讓渡給地方，中央財政收入銳減至2000萬貫。這也再次印證了一條規律：中央與地方的較量，往往決定了中國封建王朝的興衰。想想以前的七國之亂、八王之亂。

德宗的削藩失敗讓人惋惜，他操之過急，完全可以等幾年再行削藩，兩稅法剛實施2年，中央財政蓄力還有待時日。

戰爭的失敗讓德宗認識到財政的重要性，德宗開始大肆聚斂，各種巧取豪奪，在全國範圍內增收茶葉等雜稅，甚至在長安施行宮市以低價購物來充實自己的小金庫，成為有名的「貪錢皇帝」。20年左右時間，國庫漸漸充盈。

憲宗中興，黃粱一夢

德宗留下的家底，讓憲宗可以再一次進行削藩。憲宗通過武力讓淮西、成德、魏博河朔三鎮臣服。

再加上官兵賞賜，憲宗削藩的軍費開支至少4000萬貫。憲宗期間的財政收入1700-2000萬貫之間，並無多少盈餘。憲宗能削藩成功，就在於德宗年間長期積累的財政實力。

只可惜，如此大好局面只是曇花一現，公元820年，憲宗英年早逝，年僅43歲，憲宗一死，河朔三鎮迅速叛變，一夜回到解放前。

穆宗討伐三鎮，但戰爭失敗，因為憲宗年間頻繁用兵府庫空虛，國家無力支付軍費，只能不了了之。

藩鎮問題尾大不掉，單純的武力解決、打壓節度使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節度使只不過是藩鎮的驕兵悍將們推舉出來的利益代表者而言，死了一個再擁立一個就好。只要降服的藩鎮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政府財政無法維繫，反叛就只是時間的問題。

以河朔三鎮為例，財政收入450萬貫，接近中央兩稅收入的一半，而且還能盈餘100-200萬貫。這樣一大筆的盈餘無論是賞賜兵將，還是進奉朝廷，都遊刃有餘。被朝廷徵調時，還有領取朝廷數額不小的賞賜。

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對於財政狀況極端窘迫的朝廷來說，幾乎不可改變。也就是說唐朝根本沒有經濟能力收回。

佛也救不了大唐

歷史著名的「三武一宗之厄」，其中一次就發生在唐末的唐武宗，時間是公元845年。唐武宗滅佛的原因很簡單：政府沒錢了。當時中央財政收入降至1500萬貫，其中兩稅收入降至700萬貫。

澤路節度使叛亂，武宗不得不武力鎮壓，財政立馬就入不敷出了。

武宗看上了佛教的三樣東西：人、土地、可以鑄錢的銅像。只用了5年，武宗滅佛碩果累累：據記載，當時毀寺廟4.5萬所，新增優質土地千萬頃，新增40多萬人的兩稅戶，投放大量貨幣製造通貨膨脹收入。政府財政終於平衡，延緩了死亡時間。

但滅佛是一次性的，不能帶來長期持久的收入。

到了宣宗時期，財政收入不足1000萬貫，財政赤字300萬貫，政府不得不對民間加稅，財政進入死胡同。

境外少數民族的騷擾和境內的叛變、起義進一步加劇財政失衡。致命一擊來自於885年江淮高駢的叛變，中央失去了江淮這塊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帝國分崩離析。

四、小結

安史之亂前後的唐朝彷彿兩個朝代，這就又回到了財政眼中的帝國興衰——秦漢里的千年大辯論：

國營政策與民爭利，擾亂市場；但如果國家不從商業上獲利，戰爭的開支從哪裡來？如何維持國家的大一統？

宋朝以中央養兵化解地方割據問題，龐大的軍費使之採用嚴酷的國營政策，只將薄利行業開放給民間，政府與民間的「楚河漢界」一度實現雙贏，但也沒能持續下去。具體分析請看下篇《財政眼中的帝國興衰（三）—兩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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