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非常罕見的較真的人，他一但相信某個主張是正確的，就不允許自己棄它而去。他一生秉持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因為他的道德信念不允許他甩手離開。真的，就這麼簡單。

Vivek Chibber/紐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呂楊鵬/翻譯

本文原載於《雅各賓》雜誌，原文鏈接為jacobinmag.com/2019/01/

埃裏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於今年1月23日辭世，距被診斷為白血病晚期僅有數月。在確診後不久，他完成了對《如何在21世紀做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一書最後的潤色，該書將在今年年內出版。

假如埃裏克還活著的話，這肯定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著作。即便已是71歲——一個大多數學者的思想已經歸於沉寂的年紀，賴特卻絲毫沒有退休的想法。他曾調侃說「我這個教授準備當到死了」。做研究、帶博士生、旅行、演講，他依然不可思議地活躍。

40年的研究生涯中，埃裏克著作等身，但他的學術議程就此戛然而止。作為與他親近的人，我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而對於衰落多年、在近期剛剛有點復興苗頭的左翼來說，我們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思想家。

以階級為中心

埃裏克是20世紀下半葉階級理論最重要的研究者，亦是他這一輩人中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

造化弄人，當埃裏克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他的博士學業時，他本想著簡單處理一下馬克思理論中的階級概念，由此轉向他真正感興趣的國家理論。但很快他就發現階級這一主題不容浮光掠影的涉獵，想要釐清階級的概念定義、一系列的理論假說與經驗預測，估計得花費至少數年的時間。

而最終的結果，他帶領的跨國研究團隊歷經20多年時間，寫了四本書和大量的論文才完成了這一任務。當埃裏克轉而尋找下一個研究對象時，他對階級這一概念的理解已超越了所有馬克思主義前輩，並迫使20世紀的主流學界不得不承認階級理論的有效性。

儘管埃裏克經常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標籤意味著脫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的階級觀念卻是非常正統的，其中包含以下三個核心命題。

第一，不同於主流理論大多以收入來劃分階級的做法，埃裏克重拾馬克思的定義，視階級為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剝削，指一羣人通過控制另一羣人的勞動來為自己提供生活所需。換句話說，階級並不是由一個人的收入決定的，而取決於他如何賺取自己的收入。第二，因為階級的存在依賴對於勞動的強制榨取，所以階級對立不可避免。統治階級必然害得被統治階級不得安生，被統治階級亦會奮起反抗。第三，這種對抗在某些條件下會形成階級間有組織的衝突，或者說階級鬥爭。

但是，這種表述為所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製造了一個核心難題：如何定義中產階級？假如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中只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那這些夾在中間、兩頭都不佔的人算什麼呢？典型的例子如小店主和拿工資的職業技術人員，他們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呢？

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一般有兩種。第一種說法認為資本主義本身就能解決這個難題，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會消滅中產階級。馬克思本人的一些論述就曾暗示過：在將來，中產階級要麼會淪為工人階級，要麼會上升成為資產階級。所謂的理論難題是有保質期的，時間一過即告無效。

第二種回答認為儘管很多人看上去是「中產」，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種「中產」幻象就會消失。大多數所謂「中產」也不過是工人而已，只有極少數可被歸為資產階級。

所以，第一種答案聲稱在未來只會有兩個階級，而第二種答案則認為現在也就只有兩個階級。不管怎麼說，只有兩個階級。

埃裏克對這兩個答案都不滿意。第一，顯而易見，中產階級不是零餘者，不會隨著時間自然消亡。資本主義正積極地製造出大量中產階級職位——店長、中層管理人員、職業技術人員等等。第二，即便許多「職業技術人員」不過就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人，卻也有很多性質更複雜的崗位。這些人能對其他工人發號施令，他們的收入也不完全依賴工資，對自己的勞動有相當的控制權。他們的權力和擁有的選擇迥異於一般的靠薪水喫飯的勞動者。所以說，中產階級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將它塞進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呢？

埃裏克給出的答案很簡單，但很深刻。他認為中產階級同時具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個階級的元素。小店主有點資產階級的味道，因為他佔有著生產資料，但他自己也必須參與店裡的勞動，因此也有些工人的成分。中層管理人員既享有資產階級的部分權力，能夠對工人發號施令，卻又像工人一樣，無權干涉真正的投資決策。

由此，埃裏克作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中產階級處於階級結構中一個矛盾的地位。這一論斷的政治意涵是，中產階級在客觀上同時承受著來自勞工和資本兩邊的拉力。這一階級中的成員最終會選擇往哪個方向上走，這個問題是難以預測的，它將取決於一時一地特定的政治動態和環境條件。

現實的逐夢人

埃裏克深知，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將階級看作是一個科學概念，其背後依然有著某種道德追求。聲稱資本主義建立在剝削之上，實際上就是對整個體系的道德譴責。這種道德追求促使我們為一個沒有壓迫的、每個人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的、不會為掠奪和動蕩所扼殺的社會而奮鬥。

然而在二十世紀接近尾聲時，許多進步派喪失了信心，不再認為這世上還有除了資本主義之外的選擇。在左翼鼎盛時期，他們的信心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蘇聯，很多人將其看作是資本主義能夠被超越的鐵證。第二個樂觀源泉則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其歷史理論似乎昭示著資本主義終將被一個新的經濟系統所取代，就像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取代一樣。

兩種信念都被世紀末的巨變擊得粉碎。蘇聯模式不僅垮臺了，而且似乎還意味著後資本主義社會想像的破產。與此同時，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可以說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開始認為那種正統的認定「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有著嚴重缺陷。

埃裏克也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論」很有問題。他對這一理論的拒斥源自於他和這一理論——尤其是他的好朋友傑拉德·柯亨（Gerald Cohen）所發展的那個版本——長期的對話。他認為，並不存在一個必然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僅對社會主義究竟還有多大可能性滿腹狐疑，甚至也說不上來社會主義本身代表著什麼樣的制度設計。

這些情緒反映在政治實踐中自然會令人垂頭喪氣。為此，埃裏克發起了他學術生涯中另一個大型項目，即「真實的烏託邦」系列。這一項目的初衷是簡單的：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沿襲馬克思本人對「給未來社會描繪詳細藍圖」這一做法的厭惡，避免製造任何烏託邦童話。但埃裏克認識到，刻板地拒絕想像任何具體的社會模式，已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包袱。你不可能一面要求人們為了更好的明天拋頭顱灑熱血，一面又不告訴他們鬥爭的目的究竟是建立什麼東西，只談論一些抽象的原則。人們需要知道自己為之奮鬥的另一種可能性究竟是什麼。

「真實的烏託邦」計劃的建立，正是為了提供一些基於社會主義原則的具體的制度設計。它是烏託邦的，因為其中有些非常大膽的想法，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樣貌截然不同。但它同時也是根植於現實的，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經驗出發進行分析。

該項目的基本觀點在埃裏克本人的《展望真實的烏託邦》中已得到闡發。而項目本身，如之前關於階級的研究一樣，是一個跨國的、合作性的研究項目。該項目在超過15年的時間裡編了六部書，每部書都圍繞一個具體的方案展開——從立法改革、性別平等，到工作場所的民主等等，並且吸引了很多前沿學者參與其中。

日久才見人心

埃裏克投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口氣就是半個世紀。他在1960年代末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這在當時那個充斥著激進者的大學校園中並不稀奇。但在他那一代人已經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拋諸腦後時，埃裏克卻堅持了下來。

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是在極度缺乏社會支持的條件下做到這一點的。埃裏克不曾參加任何政治組織。他也沒有融入《社會主義年鑒》或《新左派評論》那樣的左翼知識分子環境。當地的政治活動他亦很少參加。他的社交基本屬於典型的美國學術精英圈子。在他所生活的社會和智識環境中，不存在任何動力使他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研究馬克思主義。

埃裏克的堅持來自於他的內心，來自於一種強悍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正直。他是一個非常罕見的較真的人，他一但相信某個主張是正確的，就不允許自己棄它而去。他一生秉持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因為他的道德信念不允許他甩手離開。真的，就這麼簡單。但正因為簡單，所以才震撼。埃裏克的持之以恆源於他的人格力量，而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坐擁著大量的社會和政治支持，但這些仍不足以使他們在左翼的道路上堅持下來。

同樣的正直體現在他和學生的關係上。儘管讚美老師教書育人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對埃裏克而言，這不僅是大實話，更是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指導了數十篇博士論文，這些博士論文的主題五花八門，完成這些論文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

他對任何提交的作業都不會僅做簡短批註，而是會寫很長的評語，往往比原文還要長。他把握核心論點的能力是驚人的。他經常能以更好的形式將一個論點重新表達出來。他幫了他的學術論敵們大忙，因為他能把這些論敵的觀點提升到一個更高級更完備的水準，使之具有批判的價值。

埃裏克度過了極其充實的一生，留下了令人目瞪口呆的遺產，但這一切仍然結束得太快。他甚至都沒打算慢下來，更不要提休息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幸福快樂的人。每逢有人問他最近怎麼樣，他的回答總是「嗯，我猜生活還可以更美好，但我實在想不出來我的生活怎麼樣才能更美好。」當他被癌症擊倒時，他依然試著在樂觀主義與看待未來的現實感之間取得平衡——正如同對待自己的道德追求一樣。雖然他也為疾病感到哀傷，但親朋好友都知道他並不害怕。

在他人生最後一段日子裡寫下的博客中，他明確拒絕了對往生的浪漫想像，「我不過是浩瀚銀河中的一粒微塵」。對大多數人來說或許是這樣的，但有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人，是會比微塵的分量重那麼一點點的。一路走好，埃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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