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是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圖/視覺中國

　　文 | 楊現領

　　中國當前城鎮化率爲58.5％（2017），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4.8％），但在G20國家中還處於較爲落後的位置，僅排在印度（33.6％）和印尼（54.7％）之前。高城鎮化率雖不是衡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表徵。

　　例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都有着與本國經濟水平不相稱的高城鎮化率，但是高城鎮化率則是美、英、德、法、日等發達國家的典型特徵，其水平都在80％左右，日本甚至高達90％以上。

　　中國城鎮化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正式進入起步準備期，用了十年時間到1962年上升到接近20％（19.75％），但因爲政治因素錯過了進入快速發展期的歷史關鍵時間節點，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才重啓。

　　中國城鎮化歷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有大約100年的滯後期。從世界主要國家發展規律來看，城鎮化率的提升是必然趨勢。隨着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農村人口會不斷轉化爲城市人口，城鎮化率會不斷提升。照此規律，中國城鎮化率剛剛接近60％，未來10％－20％的上升空間是否存在？

　　城鎮化的新勢能

　　歐美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具有明顯的規律性特徵，城鎮化發展可以分爲四個階段：起步準備期（1800s－1850s），城鎮化率從10％提升到20％左右。快速發展期（1850s－1970s），城鎮化率從20％左右快速增長到70％以上。緩慢調整期（1970s－1980s），城鎮化率超過70％以上時（英國79％，美國73％，德國72％，法國73％，），進入10年－20年左右“橫盤”階段，城鎮化率增長緩慢甚至出現略微下降。良性發展期（1980s－），1980年以後，歐美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以小速率持續增長至目前的80％左右。此外，2011年開始，在日本（城鎮化率91.1％）和德國（城鎮化率77.2％）還出現了新調整期，表現爲城鎮化率進入新的停滯時期。

　　中國目前正處於快速城鎮化後半段，快速發展期尚未完結。

　　從速率上看，中國城鎮化速率正在勻速放緩，但比照主要城鎮化國家歷史時期的城鎮化速率，增長仍處於較高水平（年均增長率在3％以上），可支撐今後一段時間的快速發展。

　　根據聯合國預測，中國城鎮化率會在2019年達到60％，2030年達到70％，2050年達到80％。如果結合國際經驗，以歐美模式和拉美模式兩種情景分析，中國城鎮化率在2028年前後達到70％，只是歐美模式在2030年後進入緩慢調整期，2050年不會達到80％，而拉美模式2030年後會繼續保持城鎮化率的較快增長，2050年超過80％。

　　無論哪種分析結果，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還有至少10年的較快上升通道，城鎮化率提升不少於10％。

　　人口流動的幾次變遷

　　考察2000年以來中國城市人口的分佈，可以充分認知未來十年城市增量人口的分佈特徵。2000年－2010年可以概括爲“一江春水向東流”，城市人口流動的主方向爲從中部、西部向東部城市流動。

　　2010年－2018年城鎮人口變化可謂“東邊日出西邊雨”，城市人口流動的方向繼續向東部地區和中西部熱點城市流動，但東部城市人口增量有所減少，中西部城市人口有明顯的迴流特徵，人口增量分佈傾向於均衡化。

　　2018年－2030年可以概括爲“橫看成嶺側成峯”，城市人口流動將打破梯度格局，向區域多中心方向發展。2018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30萬人以上城市人口比重分別爲52.7％、19.4％、18.7％和9.3％，2030年預測該比重分別爲52.5％、19.8％、18.9％和8.9％，東部地區人口比重仍穩定，中部地區人口比重有所增加，東北地區比重有所下降。城市人口增量中有51.8％位於東部城市、21.1％位於中部城市、19.7％位於西部城市、7.4％位於東北城市。

　　大城規模+小城數量

　　從城市類型來看，2000年、2010年和2018年數據顯示，小城市人口數量較爲穩定，而大城市以上級別人口增長加快，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口。

　　2000年－2018年小城市人口增量約爲1億人口，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人口接近翻倍，超大城市人口從2453萬增長到9780萬，城鎮人口分佈呈現“小城打底，大城發育”的特徵。預計到2030年，中小城市人口總量將保持穩定，但人口比例不斷縮小（從59％到46％），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將進一步增加，所佔比例超過50％（從41％到54％）。

　　國際經驗爲中國城市人口分佈提供了格局參照。美國城市人口分佈與中國類似，從超大城市到小城市，具有明顯的梯度特徵。英國和德國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市，小城市人口比重都超過50％，尤其是德國小城市人口比重更是達到了77％，表現出特別好的城市均衡結構。

　　日本則反其道而行之，城市人口主要集聚在超大城市，比例接近50％（48％），其他城市類別人口比例很小，小城市人口比例只佔20％。基於中國地域和人口特點，既不能大城市無限蔓延，也不能小城無限散佈，而應吸收國際優秀經驗，既要適度增加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規模集聚作用，也要促進小城市發育，增加小城市數量，發揮小城市的人口蓄水池作用。

　　30萬人口以上城市分析表明，2018年長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羣城鎮人口占全國比重達到44％，而三大城市羣人口規模仍在增加。2018年－2030年的人口增量中約有43.4％的比例將會繼續流向三大頂級城市羣，其次長江中游、成渝和中原城市羣流入比例合計爲22.3％。三大核心城市羣引領格局已經形成且不斷加強。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爲核心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頂級城市羣頂端優勢積累的勢能在空間上進行擴散、傳導和釋放，轉化爲中國其他城市羣的發展動能，不同城市羣內部和之間發生聯動，形成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新格局。

　　城市如何提升國民財富？

　　人塑造了城市，反過來，城市能否讓人們更加富裕呢？城鎮化與國民財富之間的關係如何呢？

　　目前，高城鎮化率國家大體分爲三個梯隊：以挪威、瑞士、阿聯酋等國爲代表的第一梯隊，表現爲高城鎮化率超高收入；以美國、德國、英國等傳統發達國家爲代表的第二梯隊，表現爲高城鎮化率高收入；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爲代表的第三梯隊，表現爲高城鎮化率低收入。中國城鎮化率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距世界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歐美發達國家的長時間序列（1600年－2016年）研究表明，城鎮化率在60％之前主要表現爲農村人口到城鎮人口的轉化，對個人財富提升並不明顯，而在60％以後，城鎮化對個人財富的增長效應逐漸凸顯，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尤其是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時，人均GDP會出現指數增長（相對於城鎮化率）。與歐美發達國家城鎮化規律相比較，人均GDP指數增長期正好對應城鎮化率70％－75％的緩慢調整期。這一時期，城鎮化率並不會發生太大變化，而人均GDP不斷提高，城市表現爲內涵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發生質變。

　　相應的，拉美國家錯過這一調整期，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長期處於低水平，併發生較大波動。歐美發達國家和拉美國家的兩種情景中國都有可能發生。目前中國正處於發展方式轉型和城市結構性調整到歷史關鍵期，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關鍵期。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們不能片面注重城鎮化率，而要着眼於城市的內涵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如果轉型策略有效，中國國民人均財富將在2024年以後開始提速，2030年前後進入高速發展通道。

　　雙驅動下的城市羣新格局

　　省級層面，地區梯隊性比較明顯：北京、上海、天津地區性城鎮化率超過80％，江蘇、浙江、廣東等東部沿海發達省市城鎮化率達到70％，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如果走歐美模式的良性發展道路，即可陸續進入快速上升通道，而遼寧、江西、黑龍江等省份，城鎮化率對人均GDP拉昇不明顯，結構性調整壓力較大。未來城鎮化策略應注重不同的區域梯度，針對不同城鎮化階段特點，制定差異化的調整策略，不僅使城鎮化進程前後銜接，也要使城鎮化切實轉化爲人民財富持續增長的推力。

　　中國城市結構調整的方向在於雙效應驅動。城市間聯動機制可以分爲溢出效應和傳導效應兩種情況：（1）溢出效應。主要發生在覈心城市羣內部，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向周邊城市擴散。當核心城市在發展優勢積累到超出自身空間和結構支撐的時候，人口、產業、資本等發展要素就會在空間和結構上溢出，而其周邊城市由於地緣優勢就發揮了承載功能。（2）傳導效應。核心城市積累的發展優勢在空間上跨區域傳導，表現爲某種發展資源通過交通、政策、投資等途徑在某一個城市或城市羣集中釋放。這種效應的產生具備兩個要素，一是核心城市的資源傳導意向，二是承接城市的條件準備。

　　城市結構調整主要是通過城市間聯繫和城市內部功能要素重新佈局使資源配置合理化。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級聯效應能夠激發發展動能，如美國東西海岸的紐約-波士頓和舊金山-洛杉磯-聖迭戈兩條高科技城市走廊爲美國城市系統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同時，城市內部的結構性改善有利於高端人才的聚集，同時注意縮小收入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改善生態環境，提升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使不同層級的城市人口能夠有效更新和流動，將城鎮化轉化爲源源不斷的經濟推動力。

　　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爲核心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城市羣頂端優勢積累的勢能在空間上進行擴散、傳導和釋放，轉化爲中國其他城市羣的發展動能，不同城市羣內部和之間發生聯動，形成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新格局。這種格局下，我國城市羣發展梯度從高到低依次分爲四個層次和區域：頂級城市羣沿海次級城市羣樞紐城市羣外圍城市羣。

　　針對不同城市羣特點，發展上應因城施策，建立中國特色的城市聯動體系和全要素產業結構。

　　發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的頭部引擎作用，引導和鼓勵高端資源數量集聚和結構優化，積聚發展勢能，探索政企合作、社會各方協作建立全國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綜合平臺。

　　一方面，優化溢出結構，通過三大頂級城市羣帶動環渤海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羣發展；另一方面，打通三大頂級城市羣核心城市與其他城市、尤其是與樞紐城市羣核心城市的空間傳導通路，強化交通連接、人才連接、資金連接和信息連接，促進優質發展勢能到動能的順暢轉化。外圍城市根據區位和資質優勢，配套國際合作、投資、人才等優惠政策包，促成有條件的城市散點開花。城市羣核心城市做好產業結構性優化，同時構建以創新驅動爲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結構，在適度集聚基礎上建立多中心的良性格局。

　　（作者爲貝殼研究院院長；編輯：王延春）

　　（本文首刊於2019年4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