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傳播持久至遠，遠勝於語言的傳播。在中國，文字傳播的主渠道是史書。

早在商代中國就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持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非專司記事，而首先是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天人，其次纔是講述故事，記錄時事，編次與保管文獻簡冊。

春秋時期各國的史書，名稱不盡相同，但多以「春秋」名之，而不稱為史。以史稱史書,似始於司馬遷。《太史公書》中凡稱「史記」者，蓋指古人所作史。

「史」由史官而兼指史書，蓋始於秦漢之際。﹙參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

真正有系統的古史，現有者當以《春秋》為首。這是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原出於魯國史官之手，後經孔子整理。所謂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作《春秋》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孔子作《春秋》之原意，孟子以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沿襲其意而推廣之：孔子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作為一個商遺民作《春秋》，卻站在周天子之立場上，故其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孔子是魯國人。魯為商遺民之國。魯國的統治者是周人，其國民則為商遺民。

《春秋》問世之後，陸續出現了一批記敘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其中《左傳》一書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司馬遷、班固皆以為《左傳》為解釋《春秋》而作。但兩書頗有不同之處：《春秋》之文字極簡，《左傳》記事較為繁雜；且所記事項與《春秋》不等，如隱公元年，《春秋》記事七項，《左傳》則十三項。其中有《春秋》有而《左傳》無者，亦有《左傳》有而《春秋》無者。

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鉅著。《史記》的著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部史書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體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全書130卷、52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3000餘年。《漢書》100卷，80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記》《漢書》簡稱「史」、「漢」。兩書各有短長，思想傾向不同，文風各有特色。

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最著名的有兩部：陳壽的《三國志》和範曄的《後漢書》。這兩部史書和《史記》《漢書》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含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共65卷，分別記述魏蜀吳三國歷史。《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稱曹操、曹丕、曹叡為帝，吳、蜀君主即位，皆記魏國年號，以明正朔所在。

《後漢書》是一部紀傳體東漢斷代史，共120卷，包括紀10卷、傳80卷、志30卷。紀、傳為南朝宋範曄撰；志為晉司馬彪撰。

範曄撰《後漢書》前，已出現多部後漢史書。範曄在各書基礎上，博採眾長，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後漢書》記事簡明扼要，疏而不漏。此後上述史書，除袁宏《後漢紀》外相繼失傳。

唐初百年間有八部史書問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撰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大體定型。

唐朝始設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期間的大事。唐宋兩代的實錄已散佚，明代和清代的實錄基本完整。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多已湮沒。其次，纂修前朝歷史。歷代史館無不例外，直到清代修成《明史》，從而完成了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包括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元脫脫等《宋史》《遼史》《金史》、明宋濂等《元史》、清張廷玉等《明史》。

所謂二十四史的形成歷經二千年，其間變化甚大，水平亦參差不齊，但這套史書至今仍是傳播中國文化和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稱野史、雜史和別史。這類史書成於私人之手，並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但三者又有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中多奇聞異事、民間風俗、宮廷祕聞逸事，故多被統治者視為禁書；雜史一般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傢俬記；別史內容通常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上述史書雖有史實不確之處，但往往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中國史學家繼承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優良傳統，考察研究歷史的種種變化，編成多部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其中最著名的是「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司馬光主編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凡294卷，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歷史。

這部史書雖由司馬光總其成，實為一部集體編寫的著作。協修者有劉恕、劉攽、範祖禹三人。全書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經常用追敘或終言的方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使讀者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其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為此，宋神宗賜書名為《資治通鑒》，並序以獎之。

該書由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家絕筆。

史書亦包括經書。孔子以前，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諸書，但未見經名。儒家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經聖人之手，故謂之「經」。西漢時，《六經》或稱六藝。「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列傳》）。

其後，《樂經》失傳，遂以《孝經》《論語》配五經，稱為「七經」。到唐代，將《春秋》《禮經》析分為三，前者分為《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三經，後者分為《禮》、《周禮》、《禮記》，立「三經」、「三禮」之名，合《易》、《書》、《詩》為「九經」。

北宋初葉，加以《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經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復易矣」。（劉師培《經學教科書》）

經書也是史書，這個命題最早是由清代章學誠提出來的。他寫道：「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綸世宙之跡，而非託於空言。」也可以說，六經都是古代政府裏的檔案，或說是當時衙門官吏的必讀書，即所謂「王官之學」，或曰官書，並不是「空言」義理的書。然後纔有「六經皆史」一說。

關於「六經皆史」這個「史」字，章學誠有明確的講法，為此他特地寫了一篇題為《史釋》的文章專門來解讀這個「史」字。

文中寫道：「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制度所存，亦即堯湯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文史通義》）

意思是說，六經都是古代衙門的「官司掌故」，相當於現在政府所存的檔案。這種檔案叫「史」，即「掌故」，而掌管這些檔案的人也叫「史」。

所謂六經，便是古代衙門所掌管的一些文件，所以說是王官之學。真要弄懂這門學問，就要到現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尋求，而不要到古代經書的故紙堆中去尋求。（參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

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主張「史學所以經世」，意在糾正重經輕史的偏失，反對「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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