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科学与民主

孟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转自：科学技术哲学

来源：《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将科学与民主亲切地称作“赛先生”与“德先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渴望用它们改造中国落后的“旧文化”，塑造自由富强的“新文化”。百年之后，科学、技术与生活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变。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科学与民主之张力。

何谈科学与民主之张力?一般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不可能出现紧张关系。科学涉及知识与真理，民主涉及权力的合法分配。科学以认识自然为目标，民主致力于建立正当的政治秩序。

然而，当代科学深度参与公共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众多科技专家进入政府部门，对公共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专家知识与技术制品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交往方式。当科学步入政治舞台并成为塑造公共生活的力量(power)时，它与民主的关系无疑将发生改变。根据传统，科学的权威性来源于知识合理性，正是后者为科学的典范地位提供了担保。

可是，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是截然不同的。依据民主政治规则，一切权力都应当在受众面前赢得合法性，任何不以这种方式合法化的权力与霸权无异。目前，科学一方面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却试图凭借知识合理性而为这种参与辩护。在众多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看来，既然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任何有理性的公众都应当自觉接受。

在普通大众看来，既然科学已经成为参与政治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满足政治合法化要求，而这仅凭知识合理性是无法实现的。结果，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张力，正如核废料处理、转基因、全球变暖等公共争议表现的那样。这一局面是五四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因此，有必要对科学与民主做重新思考。

一、超验科学与洞穴政治

让我们从柏拉图谈起。毕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方案，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理解科学与政治的主导范式。根据这一方案，科学是有关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知识(episteme)，它超越一切偶然与虚幻之物，具有精确性、确定性与永恒性。政治位于洞穴之中，充斥着无知、欺骗与权力的倾轧。对此，我分别称为“超验科学”(transcendent science)与“洞穴政治”(politics in cave)。

柏拉图将政治置于洞穴中，给所有参与政治的人都套上锁链。何谓洞穴?这是一个愚昧、昏暗、自私自利的权力场，是虚幻的、变动不居的意见世界。

参与政治曾经是希腊人引以为傲的高贵活动。在柏拉图那里，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参与政治的人不具有真正的知识，他们身居流变的现象世界，他们不具有真正的德性。

结果，高贵的城邦政治生活被贬入暗无天日的洞穴。可是，“洞穴政治”是相当怪异的概念，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均会表示强烈不满。确实，在柏拉图的叙事结构中，倘若不参照超验的理念世界，“洞穴政治”将丧失意义。

在“两个世界”框架内，与洞穴政治相对的是理念世界、可知世界或科学世界。洞穴世界缺失的东西均位于理念世界中：知识、善、理性、美、存在等等。

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被建立起来，意见/知识、黑暗/光明、现象/本质、政治/科学等对立结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座标系。与“洞穴政治”相对，科学被放在了超验的位置上。

既然政治世界与科学世界如此不同，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根据《理想国》的设计，这只能借助哲学家——亦可称作“科学家”，根据定义，他们都是拥有知识的人。哲学家是第一批挣脱枷锁、看到阳光并且返回洞穴拯救人类的先知。

一方面，哲学家是超政治的，作为知识与真理的追求者，他们必须远离意见世界。另一方面，哲学家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应当将真理与科学传播给人类，用理性之光照亮洞穴。“启蒙”(Enlightenment)由此成为可能。

于是，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王”概念：“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2002：473D)

从内涵上看，哲学王是真理与政治的混合体。

一方面，他是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或者理念世界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同时担当治理国家的政治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哲学王的政治地位绝不是诉诸商谈、论辩等政治手段获得的。哲学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国王，只因为它是哲学家。也就是说，哲学王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知识合理性——这就是理想国的政治规划。

据此，雅典的广场(agora)应当停止论辩，所有人必须接受哲学家的统治。在超验科学面前，洞穴人的政治游戏毫无价值。

二、从超验科学到内在科学

“哲学王”的政治设计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只要人们接受柏拉图的二元世界结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超验科学不再超验，那将怎样?如果哲学家或科学家内部亦争吵不断，又将怎样?柏拉图的科学观念与现代人的科学观念究竟有何关系?

根据古典观念，科学意味着普遍必然性知识。这种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理念经笛卡尔、康德等人，一直延续到胡塞尔那里。

然而，如今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对我们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科学观念另有源头，即近代科学革命。17世纪之后，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巨变。

在近代思想家看来，作为思辨和静观的超验科学是教条的、僵化的。培根指出，“希腊人的智慧是论道式的，颇沉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反的一种智慧”(培根，1984：47)。知识的增长与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对大自然的观察、测量与干预。这是T.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培根科学”或实验科学的首要特征(参见库恩，2004：30-64)。

此外，近代科学的主题不是“目的因”，而是“动力因”。“伽利略所喋喋不休的是事物如何发生，而他的对手们则对事物为何发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Whitehead，1925：9)根据这种科学观念，为了认识自然，必须走向自然，对纷繁复杂的对象进行控制、操作与干预，而不能如超验科学那样从第一原理出发对世界进行必然性演绎。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科学被定位于超验世界，那么近代科学首先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存在”。对此，我称为“内在科学”(immanent science)。

倘若如此，柏拉图的政治规划将宣告失败。根据他的划分，一切偶然之物均属意见世界。那么，以实验观察为认知手段的近代科学也不例外。它既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普遍必然性知识，也不具有超验属性。相应地，哲学家—科学家也将丧失国王地位，因为他无法宣称自己能够掌握知识(episteme)。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家与所有人一样也位于洞穴之中?

答案是否定的：“内在科学”绝不是“洞穴科学”。在批判柏拉图主义时，尼采曾经说：“我们已经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那个虚假的世界?……但是不!连同那个真正的世界，我们也把那虚假的世界废除了!”(尼采，2007：64)

这提示我们，应当抛弃柏拉图设定的二元架构本身，而不是在它内部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近代科学尽管失去了超验性，成为在世科学家的现实成就，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将沦落为“洞穴科学”。

何谓内在科学?“内在性”(immanence)来自G.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内在性并不相关于某物，后者作为一个整体高于所有事物，它也不相关于主体，后者作为行动带来了事物的综合：只有当内在性不再相对于自身之外的某物时，我们才能谈论内在性平面。”(Deleuze，2001：27)

因此，这里所谓的内在性并非相对于超验性，恰恰是摆脱各种超验性之后的“纯粹内在性”。

为明晰起见，我打算借助I.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非相对主义的智者”(nonrelativist sophists)形象具体刻画内在科学的特征。

非相对主义的智者有两个核心主张。

第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智者的口号，它要求我们放弃一切超验的真理、实在性或必然性，拒绝将科学与知识等量齐观。

第二，“并非一切尺度都是均等的”。这是对相对主义的拒绝。在现实的知识实践中，总有一些尺度比其他尺度更有强度、更有效力。

现代科学之为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够凭借各种设备、仪器、操作程序等等现实地证明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尺度，从而区别于其他认知手段和认知传统。“非相对主义的智者”既反对超验真理，也反对“真理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truth)，而坚持“相对的真理性”(truth of the relative)。

相对的真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而是说尽管一切都是相对的(或内在的)，但有些相对能够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确立自己的真理性。(cf.Stengers，2010a：11)总之，内在科学既不是超验科学，也不是洞穴科学。它的效力与强度来源于现实的实践过程及其成就。

三、从洞穴政治到宇宙政治

第一部分谈到，超验科学与洞穴政治是相互参照的条件下得到定义的。现在，既然科学不再超验，那么政治也理应走出洞穴。走出洞穴的政治是何种政治?

回想一下，柏拉图为何要设计超验科学/洞穴政治结构?理由不难理解：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其实，这里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

第一种是表层政治，它被置于黑暗、无知的洞穴世界。我们一再被告知，知识之为知识必须远离政治，否则它的纯洁性与客观性将丧失殆尽。

第二种是深层政治，它隐藏在超验科学/洞穴政治的后台。

根据这一观念，理想国的设计方案本身恰恰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不再关涉洞穴，而从根本上涉及到城邦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规定不同群体的权利义务等等。(cf.Stengers，2000：60)

从这个角度看，超验科学/洞穴政治其实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安排，它规定了谁有资格说话，谁应该保持沉默，谁占据领导位置，谁必须服从。显然，在理想国中只有哲学家有权发言，其余的人必须沉默。

结果，雅典广场上原本喧闹的对话(dialogue)变成了哲学家的独白(monologue)。可是，独白是一种独特的对话——通过剥夺他人的言语能力与之交流。同理，将政治打入洞穴其实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它旨在以真理为原则重建城邦秩序。

如何表述这一深层政治观念?

B.拉图尔(Bruno Latour)把它规定为“公共世界的进步构成”(progressiv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on world)(Latour，2004a：18)，斯唐热称之为“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这个词无疑让人想起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这个词看起来相当怪诞，cosmos尤其令人费解。

根据常识，政治只相关于人类共同体，外部世界怎么可能有政治呢?在古希腊，cosmos的含义是秩序(order)或安排(arrangement)，其对立面是chaos。宇宙政治中的“宇宙”不是指给定的客观世界，与古代的和谐有机体观念也无瓜葛。

斯唐热说道：“这个前缀使未知之物在场并有助于与之共鸣，这类未知之物影响着我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传统冒着极大风险予以否认的。”(Stengers，2011：355)

从否定方面看，宇宙政治是对既定政治传统的批判，因为后者排斥了一些应当严肃对待的议题。从肯定方面看，宇宙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是不同实践或事物之间的“非等级共存模式”(nonhierarchical modes of coexistence)。

对此，拉图尔解释道：“宇宙政治学中宇宙的在场拒绝政治的如下倾向，即政治意味着排他性的人类俱乐部内的相互妥协。宇宙政治学中政治的在场拒绝宇宙的如下倾向，即宇宙意味着必须予以考虑的有限的存在物集合。宇宙可以防止政治的过早封闭，政治可以防止宇宙的过早封闭。”(Latour，2004b：454)

政治概念蕴含公共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polis，何谈politics?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必然要在城邦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政治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产，将公共世界的构成与秩序作为首要的政治议题。

但是，何谓公共世界?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意见世界，与真理无关。

近代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由人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与客观世界无关。作为政治人，我们必须接受超越政治的真理，必须接受独立于政治的客观世界。为“政治”加上“宇宙”这个前缀，正是要打破既定的政治边界，将一切提出共存要求、修改共存秩序的实践或事物均视为公共世界的组成部分。

我们如何与转基因食品共存?本土知识如何与现代科学相容?客观世界如何能够在公共世界中呈现其客观性?这些原本与政治无关的认识论、存在论等问题具有了政治向度，因为知识的生产与事实的生产总是已经改变着公共世界的构成与秩序。所以，斯唐热写道，“宇宙政治无处不在，尽管并非一切都是宇宙政治的”(Stengers，2011：370)。

与内在性的科学观念一样，宇宙政治同样是内在性政治。一方面，政治的内在性意味着取消加诸政治之上的超政治范畴。共同体的秩序不应建立在超验的真理、科学或理念之上。另一方面，这还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构成与秩序只能来自公共世界本身，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共存模式只能依赖于共存实践本身。

根据洞穴政治，只有真理可以拯救洞穴人，只有科学可以指导政治。根据宇宙政治，洞穴人根本无须拯救，因为他们从未跌入洞穴。根据洞穴政治，哲学家的独白足以终止广场上乌合之众的无休止争吵。根据宇宙政治，独白只是哲学家参与论辩的特殊方式，广场从未因此变得鸦雀无声。

四、战争与和平

既然宇宙政治无处不在，科学何以能够超脱政治?近代以来，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受到科学的强有力塑造。科学不仅改变着公共世界的构成，而且通过知识生产不断重塑不同实践与群体之间的共存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总是已经处于政治空间中。但长期以来，人们以自主性、客观性与合理性之名将科学与政治隔离开来。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后学院科学”“后常规科学”或“模式2科学”的兴起，上述做法再也无法掩饰科学的政治色彩。“科学与政治”越来越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

因此，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否置身于政治空间，而在于科学以何种方式置身于政治空间?第一种方式是“真理的专制”。“哲学王”将普遍必然的真理带入广场，并希望借此永久结束广场上的论辩。这是柏拉图的构想，也是启蒙思想家的追求。

真理的专制采取的是战争姿态。它将“尺度”的多样性还原为知识/意见的对峙，将文化的多样性还原为现代/传统的对峙，将知识体系的多样性还原为科学/非科学的对峙。所有不服从真理的人都被贴上非理性、原始或愚昧的标签。正是这种姿态激起了广场上其他人士的高度警觉。

他们发现，科学家参与论辩的方式居然是让自己保持沉默，专家参与政治的方式居然是把政治人打入洞穴。公共世界的秩序不再是可商讨的，而成为被强加的。这正是科学与民主出现张力的重要原因。诉诸某种必然的、不容论辩的根据以结束论辩，这与民主观念格格不入。

为了缓解科学与民主的张力，必须结束真理的专制，放弃战争姿态。内在性的科学观念告诉我们，真理并不是超验的、不容争辩的，相反恰恰是科学共同体长期争辩的结果；世界的法则与结构不是预先给定并有待发现的，相反恰恰是无数科学家通过无数的理论与实验操作取得的成就。

除非将内在科学“超验化”，否则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普遍必然的面目出现在广场中央。很可惜，“真理的专制”恰恰预设了科学的超验化，将现实的知识成就转变为某种逻辑必然性、无情的事实或自然规律。

内在科学的观念无疑撤销了真理专制的基础。

那么，科学将以何种新的姿态置身于广场?必须再次强调，内在科学绝不是洞穴科学，主张科学处于政治空间绝不是要解构知识。这种观念力图表明：

第一，尽管科学不再超验，它依然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形态；

第二，为了说明这种独特性，应当诉诸实践过程。

当科学家出现在广场并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们不能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意见。专家意见具有某种独特性，它的力量来源于大量的实验、计算与理论化。但是，这种力量并不能担保科学共同体的意见是确定的、必然的。

倘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战争姿态将让位于外交姿态。

何谓外交?外交“是一种做出刻意安排的艺术，这种安排展示的不是某个深层真理，而恰恰是其成就本身”，“这是一种根状茎式的事件(rhizomatic event)，没有什么根据(ground)可以为其辩护，没有什么理想可将其演绎出来”。(Stengers，2010b：29)

战争无须外交，它的目的是征服。外交则极力避免战争，并为和平谋求可能性。不同于真理的专制，外交无法预设真理。参与外交谈判意味着承认各方的观点与立场是可修正的，各方的利益是可割让的。

科学家的使命不再是将普遍必然的真理带入广场以结束论辩，而是带着作为实践成就的知识参与论辩。在广场上，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方面决定论辩的结果。不同于“真理的专制”，外交让我们从战争走向和平。

五、结语：走向科学民主化

如今，雅典的广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

当代的广场在何处?

H.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等人说道，“我们选择使用广场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科学与社会、市场和政治相互融合的新公共空间”(诺沃特尼等，2011：227)。这类公共空间绝不是给定的、制度化的，而是多样化的、异质性的。不同的群体之所以聚集起来并展开论辩，是因为存在有待商讨的议题(issue)，如核废料处理、全球变暖、基因工程伦理等等。对于这类公共空间，拉图尔称为“物的议会”(parliament of things)，M.卡龙(Michel Callon)称为“混杂论坛”(hybrid forum)。

从“真理的专制”角度看，这类广场是非常态的，因为专业化的科学议题原则上不应当由非专业人士参与。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普遍有效的真理最终将平息争议。

从“和平外交”角度看，这类空间是科学参与其中的民主空间。广场上的争议不是知识客观性的障碍，而恰恰是科学赢得政治合法性的途径。如果科学从未离开广场，那么自觉地参与而非拒绝论辩将是明智的，战争姿态的结果通常是怀疑、敌意或冷漠。

科学民主化绝不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应当无限开放，绝不意味着专家意见与普通人的直觉具有同等价值。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永恒批判的态度。在科学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不应听任自身的思想方式与存在方式被他者决定而不予追究。科学的民主化旨在为这类反思与批判寻求可能性。倘若如何共存是政治的核心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共存实践本身。任何基于理想、真理或权威而强行施加的某种秩序都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

防失联请关注以下公号

防失联长按关注

老蝉的自留地

防失联长按关注

读世界一流之书

防失联长按关注

感性    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