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日本電子巨頭索尼宣佈將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並把智能手機生產基地轉移到泰國。這樣算下來，已有索尼、尼康、奧林巴斯、富士通、日本電工等大批日企“撤離中國”並轉戰東南亞等地了。4月初，日本鋼鐵巨頭——新日鐵住金（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Corp）也宣佈，爲了應對國內需求萎縮和全球經貿爭端，他們將轉戰於快速增長的印度市場。

　　新日鐵住金是日本最大的鋼鐵公司，其創立於1949年，2012年由新日本製鐵與住友金屬工業兩家公司合併並改爲現名；目前新日鐵住金擁有9萬多名員工，8座一貫作業鍊鋼廠，2017年粗鋼產量達4736萬噸，位居日本第一、世界第三。這家日本鋼鐵公司雖然不像索尼等公司那樣從中國“跑了”，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家日本企業與中國有着非比尋常的“淵源”。

　　1.中國是學生、日本是老師？

　　一百多年前，德國政治家俾斯麥曾有句名言“鋼鐵即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造車造船造飛機都要鋼，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鋼鐵行業的支撐。如今，美國總統似乎也深諳這一點，他挑起的經貿風波“第一槍”就選擇了鋼鋁進口稅，明面上是爲了保護14萬美國鋼鐵工人的權益，實則是爲了通過扶植本國鋼鐵業來重振美國的工業。

　　然而在四十年前，中國的鋼鐵工業還處於起步階段。1978年，中國全年的粗鋼產量只有3178萬噸，只佔世界總產量的4%，每年淨進口鋼材842萬噸——在那個外匯奇缺的年代，僅進口鋼材的費用就佔去了全年出口創匯額的30%。而且，當時我們的鍊鋼技術也比較落後，一些高品質鋼材只能依賴進口，就連後來三峽工程的一些關鍵部位也只能採用了日本鋼材。

　　據新日本製鐵原副社長關澤秀哲回憶，在1970年代的中國鋼鐵廠內，工人們既沒有安全鞋也沒有安全帽，只是穿着布鞋、戴着樸素的“工人帽”，而且工廠裏的設備質量根本無法和日本相提並論。正是看到了這種差距，鄧小平在訪問日本並參觀新日鐵的鋼鐵廠時，非常謙虛地表示“中國是學生而日本是老師”，並提出了一個提議——你們就照着這個工廠的樣子幫我們建設一個!

　　正是與新日鐵公司的這個緣分，促成了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臨海鋼鐵廠的成立——上海寶山鋼鐵廠於1978年12月23日動土興建。據報道，新日鐵總計派出了約1萬人幫助中國建設寶鋼，日本的技術人員甚至手把手地教中國工人操作，具體到每一個手勢、站姿和動作節奏。

　　可以說，沒有當初雪中送炭的新日鐵公司，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寶鋼（目前已於武鋼合併）；而鞍鋼、唐鋼、武鋼、寶鋼這些中國鋼鐵巨頭也無一例外獲得了日本的技術援助。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鋼鐵公司確實曾經是中國同行的“老師”。

　　2.從師徒到對手，進擊的中國鋼鐵

　　作爲中國鋼鐵的老師，日本鋼鐵當時在世界範圍內是什麼水平呢？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龐大的需求，也讓日本鋼鐵工業奇蹟般地實現了復興——在1948-1973年的25年裏，日本的粗鋼產量複合年均增長率達22%，1973年日本粗鋼產量更達到創紀錄的1.19億噸，僅次於蘇聯和美國。

　　而且，日本人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使得日本的鋼鐵工業技術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日本從1951年引進了美國的帶鋼連軋技術，到1957年又引進了頂吹轉爐鍊鋼技術，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鋼鐵技術已經從進口國變成了出口國。在1977年，日本鋼鐵業的技術輸出和成套設備出口額已高達86億美元。

　　不過，日本的鋼鐵工業在上世紀70年代到達頂峯後，這個國家的好運也走到頭了。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的《廣場協議》、90年代初的日本資產泡沫破裂、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被這一通亂拳打得站不起身來，需求的萎縮也導致日本鋼鐵幾乎一蹶不振。更要命的是，美國由於本國的鋼鐵企業嚴重虧損，還對日本鋼鐵產品發起了強大的攻勢，日本不得不大幅縮減了對美鋼鐵出口規模。

　　就在日本鋼鐵公司焦頭爛額之際，他們卻驚訝地發現：中國正在一聲不響地“大鍊鋼鐵”。1996年，中國的粗鋼產量歷史性地突破1億噸，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在而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粗鐵產量幾乎保持着每年5000萬噸的速度在增長；而在剛過去的2018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已達9.283億噸（超過全球總產量的一半），相當於日本的9倍、美國的11倍和德國的22倍，當年“趕英超美”的小目標已經超額完成了。

　　作爲當年日本人一手帶起來的重點對象，寶鋼也從當年的“學生”變成了對手。數據顯示，寶鋼股份2017年營收達2891億元，淨利潤則達到了192億元，與武鋼合併後的總產量已達6533萬噸，力壓曾經的“老師”新日本住金成爲全球第二大鋼鐵廠。而且，寶鋼作爲中國實力最強、最先進的鋼企，在“全球最具競爭力鋼鐵企業”榜單中也名列前茅（綜合考察鋼企的生產規模、收益性、技術創新、價格競爭力等）。

　　3.日本留了一手？聯手三大礦山哄擡價格！

　　不過，日本作爲中國鋼鐵工業的“師父”，似乎並沒能做到傾囊相授，還私藏了一招“上樹”的本事，並導致中國鋼鐵企業喫了大虧。我們都知道，鋼鐵工業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炭和鐵礦石，其中鐵礦石更是重中之重；日本和中國一樣，鍊鋼所需的高品位鐵礦石基本都依賴進口，每年進口的鐵礦石數以億噸計。這種情況下，如何影響進口鐵礦石的價格，就成了鋼鐵工業進一步發展的“祕訣”所在。

　　從供給端看，目前全球優質鐵礦石高達九成以上集中在澳大利亞的力拓、必和必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三家鐵礦石生產商手中。日本作爲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鍊鋼用的鐵礦石百分之百都要從海外進口，而精明的日本人也因此未雨綢繆，積極地在全球礦企“佈局”。

　　在澳大利亞，日本的三井物產1965年投資了羅布河鐵礦山，1967年又投資了紐曼鐵礦山，新日鐵和住友金屬還入股了西安吉拉斯鐵礦山；而在巴西，三井物產自1971年開始投資該國第二大鐵礦企業MBR，1997年開始擁有CMM40%的股權，此外還拿下了Valepar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8.24%的股權。

　　據統計，在鐵礦石的主要生產國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智利和印度，日本財團直接或間接擁有大量當地鐵礦石企業的權益；而在澳大利亞的24個主要鐵礦中，日本企業就重點投資8家並參股了16家，日本人對全球鐵礦山的“重金押注”可見一斑。

　　但是，中國鋼鐵企業作爲後來者，卻不得不爲此交了一大筆“學費”。中國在鋼鐵產量超過日本後，又在2003年取代日本成爲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蹊蹺的是，中國需求的暴增立刻“引發”了國際鐵礦石價格暴漲。當時，國際鐵礦石交易採用的是長協定價機制，也就是鐵礦石供需雙方通過談判來確定當年的統一價格；而由於日本在三大礦山有着不小的股權，他們與澳大利亞等國的談判定價直接左右着亞太地區的鐵礦石價格，中國鋼企只能被動接受。

　　2005年，日本最大的鋼鐵企業新日鐵與全球最大的鐵礦石商巴西淡水河谷單方達成協議——將當年的鐵礦石價格漲幅確定爲71.5%。對此，寶鋼等中國企業反應強烈，認爲“這個漲幅超出了鋼鐵業能承受的範圍”，因爲如果參照當年的進口量，當年我國進口鐵礦石成本會上升260億元左右，占上一年全國鋼業行業總利潤的30—35%。但最終，由於在鐵礦石價格上沒有主導權，參與談判的寶鋼不得不接受了鐵礦石漲價71.5%的結果。

　　中國鋼企高價買鐵礦石的同時，日本鋼鐵企業能在鐵礦石的價格上漲中“旱澇保收”，甚至成爲鐵礦石漲價的受益者。以力拓公司的羅布和礦山爲例，力拓、三井物產、新日鐵和住友金屬分別佔了53%、33%、10.5%和3.5%的權益；而該礦2010年的鐵礦石產量爲3200萬噸，，中國鋼鐵廠商買走大約二分之一（按照長協礦價），日本鋼企拿走四分之一（這部分權益礦不漲價）。

　　這些年來，澳大利亞和巴西的鐵礦山坐地起價、中國鋼企利潤被侵蝕，國內媒體對此口誅筆伐的同時，少有人知道的是，日本在這個過程中在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哄擡價格。但無論如何，與對方結爲利益共同體，才能獲取最大的主動，這一國際貿易中的金科玉律日本顯然理解得更深，而年輕的中國鋼企又讓日本人“上了一課”。

　　不過，我們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任何工業品只要中國人會造了就是白菜價，而任何東西只要中國人學會了就沒人能競爭得過我們。這些年來，中國企業開始向上遊進軍，奪取鐵礦石貿易的話語權，在中鋁入股力拓9.3%股權、湖南華菱鋼鐵入股FMG、五礦收購澳大利亞OZ......更重要的是，大連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鐵礦石期貨，近期還積極引入了境外交易者，意味着全球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將真正獲得對進口鐵礦石定價權。

　　反觀日本，這個曾經的“老師”在中國的突飛猛進下顯得黯然失色。去年10月，日本第三大鋼鐵神戶制鋼被爆出“造假門”，不但讓日本製造的國際聲譽一落千丈，也反映出日本鋼鐵行業的突出困境。從這個角度看，開頭說的“新日鐵住金轉戰印度市場”或許是一個出路，畢竟印度是一個對質量沒有太多要求的神奇國度——該國的假貨市場規模超過1萬億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