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冒著違法風險找到了自己的捐精人，也就是我生理上的親爹
如果沒有一個好心人捐贈的精子，那我就不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可這個好心人到底是誰？
亞瑟是法國人，今年34歲，在房產行業工作，從小父母便告訴他，多虧一位好心人捐獻的精子，他才能來到這個世界。他也是 「醫學輔助生育無名氏」（Pmanonyme）協會的媒體聯絡員，這個協會有300個成員，有捐精出生的小孩、求助醫學輔助生育的父母、捐精人和醫生等，他們致力打破捐精終身匿名制度，維護孩子一代獲得知曉自己 「身世」 的權利。亞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裡和我坐下來面對面聊了聊，講了講他成長過程中身份認同的煩惱、苦苦尋找捐精 「生父」 的歷程以及他是如何用公民行動設法改變當前生物倫理法的。
他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父親有不育症，因此三個孩子都是在法國 「人類精子卵子儲存研究中心」（Cecos）的介入下，通過不同的他人捐獻的精子出生。他媽媽從一開始便直接告訴孩子們自己的誕生方式，亞瑟記得媽媽懷著妹妹時，就開始聽到她自言自語的說起，彷彿是在講給尚未出生的小孩聽。在當時，他父母這樣的思想和做法算是比較超前的，大部分類似家庭，都曾小心翼翼地守護這個秘密。
小時候，他以為別人跟他一樣，都是 「靠好心人捐獻的精子誕生」。直到有天，姐姐跟他說，你的父親，其實並不是你的 「父親」（指生理上的父親），他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挺重要，第一次試圖去弄明白自己的 「身世」 —— 捐獻精子的 「好心人」 到底是誰？ 這彷彿成為一道魔咒，在他成長的一路都和他糾纏不清。見到一個人跟他很像，他會幻想這個人是不是那個 「好心人」；坐地鐵，望著一張張臉，他會猜測其中或許有一個人是他的捐精人；跟姑娘談戀愛，他也總會擔心自己跟她不會是同 「父」 異母吧……
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微之事其實都會提醒他，每次去理髮店，別人說你掉頭髮了，可能是遺傳吧，他沒法證實；去看病，醫生反覆問，家裡有沒有人得過遺傳病，他無法作答。儘管在家庭內部，孩子們都是由陌生人的精子來的不是秘密，但這個話題跟周圍人聊起來，仍有些禁忌，解釋 「我爸」 其實不完全是 「我爸」 挺費勁的，這成為壓在亞瑟身上的沉重負擔，他曾覺得，自己學業不好和青春期的過度叛逆，都跟這個有關。
然而青春期還不是最難熬的，他一直覺得，等自己長大了成年了足夠成熟了，父母便會把捐精人的信息資料交給他。每次家裡宴請客人，他也會猜測其中一個會不會是捐精人，父母會不會介紹他們認識。直到18歲生日那天，他對父母說 「我受夠了，捐精人到底是誰，快告訴我」 時才發現，父母對此竟然也一無所知。從此，他的人生彷彿被卡住，動彈不得。
他跑去精子中心尋找答案，而父母當年的救星，現在卻彷彿成了他的敵人。「這些人看到我，都覺得好詫異。捐精是匿名的，一切規定都是為了父母的，被製造出來的孩子的需求似乎不存在。」 亞瑟在想，醫生通過科技和外力，「創造」 了一個全新的生命，恍惚之間，心中會不會湧現 「上帝之手」 的權力感？「他們看著來尋父的我，詫異之餘，也會很高興，彷彿我也是他們創造的產物……」 提到精子中心，亞瑟一臉的不滿。
無邊的孤獨感點燃了他心中的憤怒。他出書講述自己困獸之鬥般的故事，後來他參加了 「醫學輔助生育無名氏」 協會，採取各種行動致力改變現狀。在協會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奧德莉，她和亞瑟一樣，都是通過捐獻的精子來到這個世界，只不過她直到29歲時，才被母親告知自己出生的 「真相」。法國《世界報》報道稱，通過捐精出生的小孩里，只有10%的人知曉自己的 「身世」。這種秘密如同濕氣，總會以各種方式慢慢浮現。「我妻子23歲選擇攻讀生物倫理法專業，彷彿冥冥之中命中注定。」
1972年以來，法國共有七萬人像亞瑟和奧德莉一樣，通過捐獻的精子誕生。九十年代政府頒布法律，規範這一醫學輔助生育方式，同時嚴格規定：精子捐獻無償且終身匿名。2015年數據顯示，法國當年255個人捐獻精子，成功冷凍 12038 份精子，有971個小孩通過捐獻的精子誕生。若有人透露信息，打破匿名制度，將面臨 30000 歐元罰款和兩年監禁。但不久前，亞瑟冒著違法的風險找到了當年的捐精人。
尋找捐精人的過程像是買彩票，本是碰碰運氣，沒想到最後竟然中了大獎。去年9月份，亞瑟聯合協會和身邊十來個人，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們每人花了99美元，在網上訂購了美國基因鑒定公司23andme的服務。說這個決定太過冒險並不誇張，因為在法國，必須經過司法程序，得到法官同意後，才可以進行基因檢測。法國刑法里有條規定，明確表示，在法律限定之外進行基因檢測，將被罰款3750歐元。亞瑟知道自己的行為非法，但還是寄出唾液樣本。「有時，我巴不得被人告上法庭，這樣能引起更多公眾關注，說不定能夠加速事件進程。」
三周後，他收到檢測結果。這家公司在自己的基因庫中，意外發現他的 「表兄弟」 —— 一個名叫拉瑞的年輕人，他們基因重合度達6%。拉瑞生活在倫敦，有英法雙重血統。亞瑟通過社交網路聯繫到他，了解到他們家庭在法國的分支。收集到這些信息後，他登陸一個名為 Ancestry 的家譜網站，經過年齡和性別因素的篩選，發現可能的捐精人選只有一個，並找到他的住址。這人正是拉瑞爺爺的弟弟，名叫吉拉德。
亞瑟的妻子也出版了一本書叫《我的身世也是國家事件》，講述自己為了獲得捐精人信息，曾上告至歐洲人權法庭的事件
在這場尋找之旅中，亞瑟的父親理解他，也沒把捐精人當成對手，有時還說，蠻想見見這個人，大家坐下來喝杯咖啡，跟人家道聲謝，說多虧了你，才有了這樣的兒子。於是亞瑟給捐精人寫了一封信，父母、姐妹和妻子都幫忙看了一遍。在信件開頭，他便強調說，「我已經有了一個父親」，尋找捐精人並不是為了尋找父親，而是有其它的原因，「我經常想，捐精者在我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我這個人。但這個痕迹，是孤零零的，缺乏敘述、故事和經歷的。每個人的身份均具敘事性，我也希望獲知捐精人自己有怎樣的故事和經歷。」
拿著這封信，亞瑟在妻子和兩個兒子的陪同下，來到捐精人的住所。為了謹慎起見，他把信交給一個鄰居，保證它會準確無誤到達捐精人手上。12月25日聖誕節，捐精人打來電話，想在這特殊的日子裡，給亞瑟驚喜，捐精人感慨說，能把他找到，實在是好厲害。「他還說，我挺固執的，契而不舍，這點像他。 」 亞瑟之前擔心，捐精人可能不希望小孩找上門，現在，他心裡的石頭落了地，慶幸自己碰到這樣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根據捐精人捐獻的時間推測，亞瑟出生之前，精子被冷凍了十來年。更重要的是，捐精人告訴他，自己得了罕見基因病，有風險遺傳給了亞瑟和他的小孩，需要他們再去做測驗。
找到捐精人之後，亞瑟的世界發生了奇妙的變化。現在他知道，隨著年齡增長，自己髮際線越來越靠後是遺傳因素；小時候，媽媽老說他性格敏感，現在他知道了，原來捐精的這位老先生也是生性敏感之人。「我找的不是一個 『父親』，而是一個更加了解自己的途徑。」 亞瑟說，尋找他，也是為了更好地忘了他。
他拿出捐精人的照片給我看，像拉家常似的，介紹捐精人和捐精人的家人。我說亞瑟跟捐精人的兒子，眼睛特別像，而且臉龐都是一樣的菱角分明，他認真地聽了我的點評，特別高興，然後用自嘲似的口氣回答道：「哈哈，基因什麼的，其實不重要啦」。小時候，他總是隱藏自己的不同，姐姐跟同學講了 「身世」，他還因此賭過氣。成年後，他又極力傾訴，將自己的不滿和失落，全盤托出，講給朋友、媒體和社會聽。如今這個話題終於變輕了，他有時拿來調侃，開開玩笑，撓撓別人，也撓撓自己。
如果我也是這樣誕生的小孩，我會怎麼做？說實話，我也不知道，估計還是想打探到有關捐精人的一點點信息吧，比如他長什麼樣，我們到底像不像。亞瑟的書里提到一個細節，是我一個自然出生的人永遠無法體會到的。小時候，不了解內情的外人會說，亞瑟你跟你爸好像，媽媽聽到這句話會特別高興，很長時間以來，也覺得亞瑟和爸爸都會很開心。然而實際上，這種別人的無心之語，會讓亞瑟特別焦慮，他會特別注意自己到底跟父母像還是不像，跟哪一方像，甚至可以說這引發某種存在主義式的危機。
今年年初法國生物倫理大會召開，長達幾個月的會議，將為年底的法律更新提供參考和論據。亞瑟的尋 「父」 記，著實給醫學界專家，來一個棘手的問題：隨著科技的發展，法律規定的捐精終身匿名，已經名存實亡了。亞瑟說：「以前，大家還在討論修改捐精終身匿名好不好、人們到底明不明白這樣做的意義，但現在我已經找到捐精人了，問題變成是，下一步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應對這一事實。」
「醫學輔助生育無名氏」 協會提出兩個解決方案。一是諮詢早已捐獻的人，如果借其精子出生的小孩，長大後希望聯繫他，他會不會同意見面；二是告知未來希望捐獻精子的人，借其精子出生的小孩長大後，可能希望聯繫到他。為了避免近親繁殖，法律同樣規定，一個人的精子，最多輔助生育十個小孩。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英國、瑞典、奧地利、挪威、瑞士和荷蘭等國，已經廢除捐精絕對匿名制度，通過這種方式出生的孩子有權獲得和他們血統相關的信息。
我打開英國 「人類繁殖和精卵子監管中心」（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的網站，看到除了捐精捐卵、不孕治療和凍卵等信息，還有一條介紹 「孩子」 一代如何通過中心尋找到自己的捐精人。在英國，年滿16歲，便有權提出申請，獲知捐精人和同基因 「兄妹」 的信息。捐精人也可獲知，通過自己的精子，有多少小孩出生，他們的性別和出生年月分別如何等信息。
在法國，很多醫生學者，尤其是精子中心的工作人員對結束捐精匿名，存有不少保留意見。法國生物學家皮埃爾·如安奈（Pierre Jouannet）曾擔任過 「人類精子卵子儲存研究中心」 聯合會的主席，接待過包括亞瑟在內渴望結束捐精匿名的 「孩子一代」，但他認為 「這些孩子提這樣的訴求，是因為私人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比方和父親的關係問題」。
在他看來，當前的辯論過於情感化，廢除捐精匿名制度後，「捐獻者數量可能減少，這也會打消不育夫妻藉助捐獻精子生育後代的願望」。但亞瑟對此有不同看法，他以英國舉例稱，雖然取消匿名制度後捐獻人數有小幅下滑，但長遠來看數量還是增加了。
今年2月份，歐洲生物倫理論壇上，法國生物學家皮埃爾·如安奈（Pierre Jouannet）發言，這次會議上亞瑟和妻子都在場，跟皮埃爾·如安奈醫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沒有比這條法律更傻的了。我知道背後的好意，但這都太過陳舊，而且不符合時代潮流。天下那麼大，國家單單禁止我見一個人，恰恰還是我分享了一部分基因的那個人。這太扯了！如果莫里哀在世，他都可以創作一出話劇了，情節絕對跌宕起伏。」 亞瑟說，自己雖然找到捐精人了，但協會裡其他人還沒有找到，他們仍被困在 「監獄」 中，他會繼續戰鬥。
作者： 胡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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