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機器的一部分
我很榮幸能生活在矽谷。我出生在這裡,在這裡長大,現在我在谷歌擔任產品經理。矽谷的天氣很好,犯罪率很低,學校資金充沛。這裡的成年人工作輕鬆,小朋友們有觸手可得的無窮資源,普通白領們每天可以享用15美元的sushirritos壽司和6美元的Blue Bottle咖啡。在矽谷的街道上,特斯拉斯和自動駕駛汽車隨處可見。
矽谷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許多新畢業的大學生,包括我自己,從學校剛出來就能獲得6位數的工資,還有保險、獎金和其他福利。在谷歌,我每天都有無限量的免費食物可以拿,包括一日3餐和各種我愛喫的零食。另外,谷歌還有一個洗衣店和理髮店,甚至還有一個保齡球館。
這就是矽谷!誰不想生活在這裡?
八年級的時候,待在學校的6個月期間,附近一所學校的4名學生在Caltrain跳樓自殺了。高二的時候,曾經常和我一起出入圖書館的同學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四的時候,我的每一個同學都有一名大學輔導員;有些同學甚至每小時支付高達400美元的費用,聘請高級編輯給他們修改論文;我也親眼目睹了一些學生找其他同學代寫論文並付錢給寫手黨。我的同學會因為在測試中得到一個A-而難過,也會因為朋友圈的美照少於100個贊而難過,更會因為沒有進入哈佛而難過(我承認,我也曾為此哭得很傷心)。為了避免AP課程和課後活動的成績不堪入目,他們每週都會拉上幾個超級學霸一起組團學習;他們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心愛的零食分享給那些「受歡迎的學霸」。他們經常從父母的錢包裏偷偷拿錢購買名牌衣服,他們還患上了恐怖的精神疾病,這些心理疾病會一直延續到他們高中畢業後的數年。
這就是矽谷!
高中4年期間,我的學校只有3個黑人學生和10多個拉美學生,總共1300名學生。在我工作的谷歌,一個投入大量資源維持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公司,居然沒有一個黑人工程師或拉美工程師。即便到了2017年,谷歌所有的技術人員中,也只有2%是黑人,3%是拉美人,25%是女性。高層管理人員的多樣性分佈更糟糕,整個矽谷的數據同樣令人沮喪。
缺乏多樣性不僅僅是職場獨有的現象,這個問題已經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矽谷,每個人都穿著Patagonia和North Face,每雙耳朵上都懸掛著AirPods,每個週末太浩湖都被擠爆。每個人都談論著相似的事物:創業公司、區塊鏈、人工智慧,以及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相結合的創業公司。
這就是矽谷!
在我大學所在的文理學院,同學們之間的對話變化也很大,由以前的英國文學轉化為現在的公共政策,從最初的道德哲學轉化為如今的社會經濟學。相比之下,我所在的產品項目組中充滿了新面孔,這些新畢業生連日常社交話題都是圍繞著技術——無論是對新副總裁的最新八卦竊竊私語,還是高談闊論如何用22個月時間實現產品經理3級到5級的「連環跳」,或者獨家彙報頂級天使投資人週四晚上又去哪裡喝酒了(沒錯,矽谷也有酒精和毒品問題)。一旦試圖與這些年輕人討論社會問題,他們立馬甩出一臉無聊的表情,會話因此也就嘎然而止。
例如,我和項目組的同事多次提起氣候變化,因為這是我們特別熱衷的話題。我們聊到空氣污染,提到因篝火而被摧毀的北加州150,000多英畝的森林,感概谷歌仍然使用塑料瓶和吸管,並鼓勵其他人在公司「捐贈周」的時候向環保組織捐款。可是不出意外,我們每一次得到的回復都是可怕的沉默。